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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邀請謝安、孫綽等41位文人雅士聚于山陰蘭亭，曲水流觴，飲酒作詩，當日所作37首詩被彙編成集，王羲之酒意正濃提筆作序，寫就冠絕千古的《蘭亭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
歷史上《蘭亭序》原墨跡已失，墨跡摹本以唐朝馮承素摹寫《神龍本蘭亭序》最能體現原貌；石刻本以唐朝歐陽詢臨摹上石的《定武蘭亭》為最佳。
1965年5月，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發表《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指出《蘭亭序》文章和墨跡並非真跡。在毛澤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指示下，以郭沫若先生（1892～1978年）和高二適先生（1903～1977年）為主的兩個陣營針鋒相對，展開了一場“蘭亭序”真偽的論辯。雙方論戰集中在兩個方面：《蘭亭序》文章真偽和墨跡真偽。
備註：
① 高二適此文初被報社拒絕刊登，在得到毛澤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最高指示下才得以發表。
② 啟功在2004年其自述中表示此文是在壓力下不得已而寫，並非本意，並拒絕將其編入自己的文選。
③ 於碩是郭沫若夫人於立群的筆名，也是當時的書法家。
④ 郭沫若此文發表後，上述論戰18篇文章被編寫成《蘭亭論辯》一書在1973年出版。
⑤ 高二適此文完成後未能獲得發表，直到其去世後1982年才得以在《書法研究》上發表。
▌《蘭亭序》文章是否為偽造
為更好理解，先釐清一個概念。目前存世《蘭亭序》全文最早出現在唐代編撰《晉書——王羲之傳》中；此之前，南朝梁劉孝標註《世說新語》時曾記載王羲之一篇《臨河序》，與存世《蘭亭序》全文相比，兩文內容各有刪減、增添的情況。
反方：存世《蘭亭序》文章是後世偽造
郭沫若：
南朝梁太子蕭統編撰的詩文總集《文選》中未收入《蘭亭序》；《世說新語》注引時名為《臨河序》, 今無此題目，唐朝以後與南朝梁以前《蘭亭序》並非同一版本；《世說新語》注中《臨河序》比存世《蘭亭序》多出40多字，根據注家有刪節無增添之慣例，懷疑存世《蘭亭序》為偽造；存世《蘭亭序》比《臨河序》多出的一段文字過於悲觀，與蘭亭聚會歡樂氣氛不符，用階級理論和哲學思想分析，此段文字與“晉人喜述老莊”貌合神離，對王羲之而言更像是“無病呻吟”；
《臨河序》是仿西晉文學家石崇《金谷詩序》而作，存世《蘭亭序》多出的那一段，其實表達的是《金谷詩序》中的情感；唐代劉餗《隋唐嘉話》和劉延之《蘭亭記》中記載的“蕭翼賺蘭亭”和“蘭亭殉葬昭陵”，其細節敘述如虛構小說一樣離奇，不可信；智永和尚偽造了《蘭亭序》，其善寫王羲之書法，而且會做文章，《蘭亭序》中部分文字很合乎“禪師”的口吻。
於立群：
唐代歐陽詢編撰《藝文類聚》只採錄《蘭亭序》前半部分，即與被公認為王羲之真作《臨河序》接近的一部分；柳公權書寫《蘭亭詩》時選錄了蘭亭聚會者的詩，孫綽的後序，唯獨略去了王羲之的《蘭亭序》；懷疑此二人知《蘭亭序》是依託，故意如此。
徐森玉：
《蘭亭序》文中“暮春之初”的“暮”字為俗體字，與《臨河序》原著中的正體字“莫”不同，所以有“暮”字的《蘭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著。
李長路：
《臨河序》比存世《蘭亭序》更為契合《蘭亭詩集》中哲學思想；《蘭亭序》中的“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懷疑抄襲另一晉詩人劉琨詩句。
正方：存世《蘭亭序》文章是王羲之所作
高二適：
當年蘭亭雅集，王羲之興集為文，無須命題。至《世說新語》已確定為王右軍《蘭亭序》，至南朝梁劉孝標加註，換新題為《臨河序》無可厚非；
舉例《世說新語》標註中“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司馬倫）與《陸機本集》中相比，標註時有刪減、增添之處（按：此處後又被郭沫若駁斥與事實不符，指出其所用文獻不明）。
商承祚：
自古《蘭亭序》就有不同命名，晉人稱《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蘭亭記》，歐陽修稱《修禊序》等，最終才固定下來用“蘭亭”二字；
《晉書·王羲之傳》注重序文思想內容；《世說新語》標註注重考據，重實避虛，所以在蘭亭序文抄錄上取捨不一樣，造成兩者之間的差異；
《蘭亭序》比《臨河序》多出的一段其思想情感符合當時士人的思想，是精華所在，如此文章才氣完神足，使《蘭亭序》配得上歷史文獻上的讚譽；
王羲之的思想有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反映在《蘭亭序》以及詩句的情感變化上；
《蘭亭序》中出現俗體字，如“暮”作“莫”等很平常，不能用“六書”來要求晉代書法家，他們書寫時並不限於任何一種異體字，還會出現錯別字；存世《蘭亭序》中出現了避諱字，如“覽”作“攬”，“正”作“政”，是王羲之避諱其祖先的原因，恰好說明王羲之原稿就是如此。（按：此處待商榷，嚴格上講避諱字僅限帝王）
章士釗：
蘭亭序文中有些意趣衰頹，與王羲之平日氣概不合，將《蘭亭序》刪節後改稱《臨河序》
發表，原稿秘藏，直到唐初才彰顯於世，所以梁《世說新語》標註時引用《臨河序》。
綜上所述，雙方論戰的焦點是更早出現的《臨河序》與後來存世的《蘭亭序》在內容上出現了文字增減，而且此部分增減內容是否符合蘭亭雅集時的情景、作者心境和其一貫的思想和性格。
將《蘭亭序》與《臨河序》相比，文字上雖有出入，但前段主體部分文字和內容非常一致，並沒有差異；各文獻中出現增減情況，可以理解為在不同使用需要下而做出的對原文的篩選；或是正如有人猜測的那樣，《蘭亭序》為初稿，沒有用，被保留下來，《臨河序》是定稿，故出現了兩個版本，這確實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對於《蘭亭序》後半段突然悲傷的文字不符合作者性格和歡樂場景的質疑，試問，我們對於古代人物的理解，通常是根據文獻中隻言片語的記載，是否就足以認識了他的全部性格和思想？更何況，《蘭亭序》是王羲之醉後所寫，快樂盡興之餘發出一些生死無常的感慨，確也是人之常情，這些文字並無不妥和唐突；
而以智永“善右軍書”和“會作文”為理由得出智永偽造《蘭亭序》，郭沫若先生難脫“欲加之罪”之嫌。
孤桐師鈞座：
昨奉復一書於虞世南師受智永書事在古今傳授筆法一文，蚤有說明。而適哀荒獨成疏陋，幸承老人具眼，如不然其影響亦非淺鮮矣。汾陽肆言無忌，南京友人中有寄意東人者，是可恥之一(國人懦弱，今尚畏一種高位人而自卑，不為千秋公論。斯可戒也)。適於此不發則已，一發則不能收。心頭熱血，舉非凡俗，所堪解此，如適讀龍門之、杜陵詩，臨習王右軍，胸中都有一種性靈所云。神交造化此是也。夫已民為當今國士天下士而厚誣古人，蔑視來者至於此極，適真有創鉅痛深之思。茲此只能為公道之。此事如付公表(《人民日報》也有論學術一欄，要得大力才可，願老人也為書藝一廣之)。適恃不會遭到敵陣，可為書林中人伸一口氣，不審定何如也。如護龍跳天門，虎臥鳳閣。適往於甲寅刊，今於毛選均之皆是也。論政為文作書能為理全勢足天骨開張，均可如書手雄強之訓耳。公謂何如?
敬放暑安
適再拜
十五日
費在山同志：
查唐人竇蒙注《述書賦》，雲：“會稽永興（欣）寺僧智永”。恐紹興之說較有根據。
順頌百益
郭沫若
一月三日
在山同志：
日昨接手書，誦悉一切。主席詩詞冊，近始寫就，寄交杭州王秘書長，望與接洽。前所寫者希能先行檢還，近寫者印畢後，亦望能擲下，由我自藏，特此奉聞。我目疾加甚，以後恐不能更書此等字矣。承詢郭老對於蘭亭之論斷，我有何意見，很簡單，奉告一語：千載定局事實，不能一時變更，誰也不能有翻案之權力。郭老豪情卻可佩服，如此而已。
即致敬禮！
尹默
七月十六日
▌《蘭亭序》墨跡是否是偽造
反方：《蘭亭序》墨跡是後世偽造
郭沫若：
從1958~1965年南京附近出土六處墓誌、墓磚，據考證與王羲之為同時期，部分人物還有親友關係。這些出土文物上的文字還是隸書體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但與《蘭亭序》體段相隔天淵；
智永和尚偽造了《蘭亭序》，其傳世作品《告誓文》用筆結構和《蘭亭序》完全是一個體系；
梁武帝評王羲之書法“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按：“虎臥鳳闕”令人費解之形容）。但《蘭亭序》字體嫵媚，不見雄強；王羲之在唐以前以善草隸、隸書、章草著名於世，其字應該未脫離隸書筆意，應與《爨寶子》和《爨龍顏》相近；
《神龍本蘭亭序》中“癸丑”二字過於扁平，疑為後加；並由有“彭”“殤”“為”等字濃淡轉換得出神龍本墨跡就是真本，是智永所寫的稿本；
新近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與1924年出土的《三國志·吳志》一樣，隸書氣味濃重，與蘭亭序相差懸殊；
王羲之《喪亂帖》用筆與《爨寶子》、王謝墓誌等尚有一脈相通之處；其《十七帖》也有隸書筆意。
徐森玉：
王羲之所處年代隸書和古老的篆書仍在使用，但行書、草書普遍使用，楷書基本形成，但仍處於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前期階段，真正成熟的楷法要到隋、唐之際才完成，所以從書法的角度看《蘭亭序》是不可信的。
正方：《蘭亭序》墨跡是王羲之真跡
高二適：
《蘭亭序》（定武佳本）中部分字有隸法，如“癸丑”之“醜”字；“曲水”之“水”；“宇宙”之“宇”字等，不能說《蘭亭序》是完全脫離隸法的（按：此後被郭沫若駁斥為比例太低，不能說整個《蘭亭序》有隸意）。
碑刻通常不是出於當時名能書者之手，以碑刻字的體例來對照《蘭亭序》是不可取的。
商承祚：
隸書筆意的確定不能以個別筆畫作為標準，需要考慮整體性；凝重、古拙、質樸等不應作為隸書筆意的標準；
王羲之《十七帖》無法看出有隸意；《爨寶子》和《爨龍顏》中不能都歸於隸書，《爨龍顏》屬於楷書範圍；
書法作品效果不同是因為用筆不同，《十七帖》用的是禿筆；《蘭亭序》和《喪亂帖》是用新毫，飄逸飛舞，而《姨母帖》是用半禿毫，顯得更圓潤；
從東漢起隸書向兩個方向發展：“章草”與“楷書”，楷書在三國和西晉初已接近成熟，到了東晉已經成熟；
不同書體在同一歷史時期並行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皆由適應社會不同需要而確定；社會上層的書法和民間的書法是有一定距離的，以晉磚和墓誌衡量書家的一切書法是不恰當的；
據歷史文獻，王羲之最擅長的不是章草和隸書，而是今草和楷書，以及兩者結合的行書；如果將王羲之的書體侷限在二爨，就低估了他在書法上的成就；
不能僅僅通過神龍本《蘭亭序》幾字濃淡變化或幾處修改，就得出智永故弄玄虛作偽的結論，否則會使智永在千載之下蒙此“莫須有”之冤。
綜上，雙方辯論焦點，由於出土文物（墓誌、墓磚）都帶有隸書意味，所以判斷《蘭亭序》的字體不符合其所處的時代特徵，而且也不符合王羲之的書法特徵。
郭沫若先生以智永《告誓文》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是一個體系作為依據，不採用能應
對王羲之字體的智永《千字文》真跡，而採用被證明為偽的墨池堂智永《告誓文》帖，這顯得有誤導之嫌疑。
隋煬帝對智永的評價：“得右軍之肉”，智永之《千字文》正可以應對右軍當時的書體，足以證明王羲之的書體面貌，並反證《蘭亭序》為王右軍所書。
郭沫若先生僅以《告誓文》為證據，為何忽視《黃庭經》《樂毅論》呢？以他的學識不可能不知道這兩篇墨跡淵源，很顯然是故意為之。
質疑《蘭亭序》引用的許多觀點來源於清代阮元、李文田、趙之謙，這些書法家均是清末時期的“碑學”倡導者，在這些人眼中“魏、晉、南北朝”就應該是“隸意時代”，郭沫若先生只採用這樣背景和觀點一致的書法家的看法，得出王羲之《蘭亭序》字體不符合時代的結論，有失偏頗；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書中皆無行書一詞，隸書均指楷書，李文田之流此乃斷章取義。
質疑唐太宗、梁武帝對於王羲之書法作品的鑑別能力時，郭沫若先生用毛澤東“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詩句來拔高自己觀點，壓制反對意見，將原本正常的學術討論賦予政治隱喻，難免荒唐。
唐摹《喪亂帖》是王羲之行草書尺牘，被公認為最接近王羲之書法風格的作品，郭沫若先生為證明其觀點，硬說此帖用筆與《爨寶子》《楊陽》及王謝墓誌等尚有一脈相通之處；啟功先生當年雖言語略帶歧義地表示支持，但晚年也不免以此作為笑談。
質疑《蘭亭序》主要物證是：出土的東晉墓碑和墓誌；出土的晉人《三國志》寫本；二爨碑文。但正如商承祚先生反駁的那樣，利用實物資料時要有所分析考慮，上層的書法與民間的書法有一定距離。磚刻多為陶工所書，抄寫經文多為書匠所為，均是民間書法，想要用他們窺探書法家的多種筆法，或用他們的筆意推演整體時代書法特徵，是以偏概全。
▌結 語
蘭亭論辯本是學術討論的議題，但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蘭亭序》論辯，一些書法家和學者被動捲入其中,有些論點的表達不僅僅是學術上的考慮，如啟功先生晚年就拒絕將文章編入自己的文選。
論辯雙方中，反方以郭沫若先生的觀點為主，有些學者略顯附和與應承；正方從論據全面性和深度上當以商承祚先生文章中的觀點為主。
這場論辯最終並未達成一致意見，但1998年在南京出土的與王羲之同代的東晉名臣“高崧之墓”似乎給出了答案。此墓中有兩件楷體墓誌，刻工精湛，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楷書實證資料，為《蘭亭序》論辯的正方提供了最為有力的證據。
50年前的這場關於蘭亭序真偽的論辯，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史無前例，有些橋段至今仍被人們津津樂道。
由於這場本該暢所欲言的學術討論，後來被扣上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鬥爭，是否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批判態度推翻歷代帝王重臣的評定”的政治含義，最終使其失去了客觀和公正的標準。儘管如此，這場論辯所帶來的對中國書法史考證研究與民間書法推廣的積極意義還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根據上海/費海湧《五十年前那場《蘭亭序》之辯》一文編輯整理,原文刊載於《收藏》2018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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