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国学大师,为什么钱穆对陈寅恪评价那么低?

“故作摇曳”

儒家讲“温柔敦厚”,月旦人物,多只“臧”而不“否”或多“臧”少“否”。钱穆显然是有儒者风的学者,晚年回忆录《师友杂忆》中对众师友固多褒语,即如性情不合学问殊途的胡适,虽述二人交往不无暗下针砭处,也还是多讽而婉。但公开场合是一事,私下里又是一事。他对陈寅恪的治学不以为然,似未见有公开的议论,给余英时的信中就直言无隐了,而且话说得很刻薄。

钱穆以文之高下给太炎、任公以降的学者排了个座次,陈寅恪并非位居其末,按提及的顺序,至少后面还有一个胡适之。但几尽为贬语的,唯有陈寅恪,因谈论最多又是针锋所向,读起来似一番评说,结穴处乃在在贬陈。且将相关内容抄点在下面:

同为国学大师,为什么钱穆对陈寅恪评价那么低?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复之情。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红楼梦》、《再生缘》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

也算是事出有因:他觉高足文章风格颇似寒柳堂,期期以为不可,自然要轨之以正。头一次看到“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一语,特别是后面四字,忍不住想笑,因为想不到钱穆会这样形容陈寅恪,“故作摇曳”让人联想到忸怩作态、有意低徊之类,一般人读寒柳堂著述,恐再不会作此想。但钱穆下此四字时并非游戏心态,甚且平常心态也没有,反倒是厌憎之意,溢于言表。

后面对陈文的“回环往复之情”看似嘉许,但既然他对以诗歌、小说证史的路数不以为然,讨论《红楼梦》、《再生缘》算不得一等的学问(“严正的学术论文”),那所谓“绝妙之文”的称道,也只是赞“雕虫小技”之臻于极境罢了,却终是小道。

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论。非常之论,也许包含着偏见,但与偏见不同处,在常人往往有“偏”无“见”,高人则“偏”之外必有“见”。钱穆对陈寅恪持论严苛,肯定是“酷评”,却绝对不是“妄评”,就因为他的“酷评”有所“见”。证据是,不单“回环往复之情”将陈氏文风道个正着,即或“故作摇曳”四字,也未尝不可看作对陈文曲径通幽的某种把握,只是给出的是负面的评价而已。

他在给余英时的另一信有言:“窃谓治学,门户之见不可有,而异同、是非之辨不可无”,不妨把钱穆的酷评视为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异同、是非之辨”,其评再“酷”,无伤陈寅恪文章之为一流文章,反过来说,纵然怀有偏见,那也是大家的偏见。

同为国学大师,为什么钱穆对陈寅恪评价那么低?

文章座次

传统的治学方式,强调“文史不分家”。你当然可以说这里“文”指“文学”,但相对于今日的定义,过去“文学”的覆盖面要广得多,几可包罗一切的文字书写。“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从史的一面去说,某种程度上,也可说写史亦必牵涉到写作的艺术。唐德刚自谓治史有“十六字真言”:“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后八字竟有拿“史以文传”解“文史不分”的意思。此种对“文”的强调未必能获一致认可,但过去的史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往往含着对于文章体式、文字风格的把握与体认,而史学大家经常就是文章高手。用钱穆的话说,则“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

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道:“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他所谓“着意修饰”当然不是镂红刻翠,雕琢章句,即在俗所谓“文采”上下功夫,而是指对一种相宜的文体的把握运用。像他那一辈学人大都在为文之道上下过沉潜含玩的功夫,否则钱氏也不会认定余的才性“近欧阳,不近韩柳”,且下“韩柳境界万不宜忽,欧阳不从韩入门,断不能成欧阳”的断语。

有意思的是,钱穆对当世学人的治学路径固然了然于胸,同时学问也作文章看,他在信中甚至排了个座次(主要是史家),——不是从“史”考量,乃是从“文”着眼。虽然里面也含着他对各家治史路径上的取舍,且评鹜实亦超出所谓“考据、义理、辞章”中之“辞章”之外,然座次毕竟是从文体风格的辨析中来(他自称是“专就文辞论”)。

同为国学大师,为什么钱穆对陈寅恪评价那么低?

排在第一的章太炎。钱穆称其“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多用僻字、高字外,章氏文体最宜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

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是梁启超:“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

第三是陈垣(援庵):“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规。”

陈垣以下,钱穆还提到了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诸人,却不知其先后,甚且也不宜以排座次看了,因为多有负面议论,其中唯对胡适,稍有网开一面之意:“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对王、陈二人,则已不是“有微词”所能喻,“王静庵为文有大可议处”,陈寅恪更等而下之,“文不如王”。

钱穆的排座次当然不比现今时见可以八卦论的种种噱头,其中有他于不同文体风格的拿捏,其衡文的标准亦可推想。如果可将文章分为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话,他当然是推崇前者不屑后者。以我们的眼光看,王、陈都是典型的学者之文,然与他所举其他诸人相较,王、陈又似“文人”一些。他所褒扬者,大体上都甚明畅,要皆“质木无文”,以他之见,相比起来,王静庵,特别是陈寅恪的“故作摇曳”,就近乎文人为文的“踵事增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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