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是著名的建築學家。他們的足跡曾經踏上過青州的土地，並登上雲門山、駝山進行科學考察，作了權威性的結論。
1936年夏，應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之邀，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與另一位建築學家劉敦楨及兩位助手一道，從北平來到山東，查勘青州的古建築和摩崖石刻。
不看則已，一看之下，這裡的摩崖石刻造像給梁思成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一是駝山的造像年代最早。梁思成寫道：“至於遺物豐富，品類最雜者，當首推山東境內造像。……由其造像觀之，當時殆本有自成一派之遺風，而其刻工，殆亦非尋常匠人，其天才藝技，皆有特殊之點。其中最古者為益都駝山及歷城玉函山。”梁先生評價道：“駝山造像極為宏大，與玉函佛峪作風相同。雖無年號可考，然按其形式，當與同時。隋式雕刻在此乃放大雕造，是為總管平桑公造像，其物形之美及情性，不免受過大之累，不得表現，殆玉函亦不如。其對於體形，只有作皮毛之表示，全身各部，如手足頭頸，似亂物堆成，毫無機性之結合。其形以橢圓為主，衣裳薄而緊，其褶紋雖有相當文飾之美，然無物體之實，其律韻不足為其魁偉體格之蔽飾也。此像全部唯寶座上所垂衣紋尚有律韻，其曲線之流暢及下邊波形紋，皆為隋代所特有。其兩旁脅侍菩薩身量較小，權衡較佳，呆板直立，頗似柱形，少有橢圓線。頭部亦重大，頸部則由三重圓環疊成，當時雕刻之通例也。”
二是雲門山的造像水平最高。接下來，梁思成攀上雲門山。此處的造像石刻，令他大為驚歎：“雲門山與駝山隔溪相對，相去咫尺，而其美術之地位，則極懸殊。大像數少，且極殘破，然其優美，則不因此而減也。其年代較之駝山約遲十年。其雕工至為成熟，可稱隋代最精作品。像不在窟中，乃摩崖作龕供養，日光陰影，實助增其美。佛龕中一佛，一菩薩，一天王脅侍。其旁一龕則本有碑在中，菩薩脅侍。佛龕本尊，結跏趺高坐寶座上，其姿勢不若舊式之呆板，而呈安適之意。其狀若似倚龕而坐，首微前伸，若有所視者。其衣褶至為流暢，雖原來已極流暢之裙下端，亦有加焉。其連環式之曲線及波形褶紋仍舊，而其流暢則遠在他像之上。然此像之長，不唯在其宏大及生動。其最大特點乃在其衣裙物體之實在。其褶紋非徒為有韻律之雕飾，抑且對於光線之操縱，使像能表出其雕刻的意義，實為其最大特點。其面貌亦能表現其個性，目張唇展，甚能表示作者個性，其技藝之純熟有如唐代，然其形制則純屬初隋，實開皇中之最精品也。以此像與陝西造像並之，時代相同，而空間之區別，則可使見者訝隋代遺物品格高下相差之甚，而同時又有共同之特徵也。
從梁思成對駝山、雲門山摩崖石刻雕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駝山、雲門山在中國石刻雕塑史上，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隋代石窟雕刻極多，其最要者在山東境內，如歷城千佛山、玉函山、益都（青州）駝山、雲門山等處。”後經專家學者多次勘察考證，駝山摩崖石窟造像群有五座石窟和一處摩崖，共有大小佛像六百三十八尊。最大的高達七米有餘，最小的不足十公分。最早的誕生於北朝後期的北周，晚些的刻成於中唐，是我國古代造像的領跑者。而云門山，於陽坡石壁上，大小並排五座石窟，石佛造像二百七十二尊。雲窟旁邊的兩窟為北齊和隋朝開鑿的石窟，主體造像開鑿於隋朝初年，最後完成於公元589年之前。東邊一窟為中型窟，開鑿於北齊，這一佛龕，在雲門山的造像中形式最大，肋侍菩薩雕刻得最為工細精美。
雲門石窟被毀，肇始於唐武宗滅佛，終結於文革。武宗滅佛年代久遠，無需多言。從梁思成考察時所拍照片來看，民國時的雲門山摩崖石刻，依然特徵明顯，形態神采飛揚，足以提供“隋代最精作品”之範式。可惜延至文革，一場空前的浩劫，使原本尚可觀賞的石刻造像，遭到徹底破壞。如今所見佛像，頭部幾乎無有幸存。身軀以下，比之梁公描述的“極殘破”又更加殘破，美麗姿態全靠想象，“安適之意”的面容不能再現，縱有光線的變幻，雕像的精妙已經蕩然無存。如今再談雲門山摩崖石刻造像之精美，技藝之精湛，只是徒有虛名，紙上談兵而已。非但不具昔日風采，而且變得慘不忍睹。
相比雲門山雕刻破壞的慘烈，駝山石窟造像倒有幾分幸運。據說當年紅衛兵前去駝山意欲砸爛佛像時，附近村民自發組織起來，進行阻攔。他們認為，駝山石窟屬皇家石窟，其“地位”比雲門山高，能夠給後人帶來好運。這一舉動，才使得駝山沒像雲門山那樣，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注：文中加引號的內容，均出自梁思成著《中國雕塑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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