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凌云2819

要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百家争鸣。

简要介绍一下：百家争鸣是发生在古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间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的“百”其实不是说有一百种思想和学派，而是一个虚词，据历史考据，百家主要的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次要的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这场几千年前的思想盛宴奠定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基础，对今天的后人还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作用。

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思维活跃、挥斥方遒，或关心形而上的政治去讨论君王应该如何治理天下，或把平生所学用于仕途搅动乾坤，或遁入逍遥游的宇宙间不受六道束缚，留下了许多令人心驰神往的典故传说。

当今人们极尽溢美之辞来表示对那个年代的神往，我们称它为“黄金时代”、“轴心时代”，而让人遗憾的是它是“空前”的，亦是“绝后”的，在此后的几千年中我们再没有看到异彩纷呈的局面，似乎这是一种遗憾。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为什么百家争鸣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因果，我们必须同时讨论，笔者在此斗胆做论，抛砖引玉。

1.为什么百家争鸣是“空前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不能仅仅盯着百家的政治主张，认为百家争鸣就是不同的政见。百家争鸣的底层逻辑是“不同的哲学”。比如儒家、道家、墨家，这三者的区别绝不仅是口号不同，他们背后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大有区别，可以说百家争鸣可以被当成一次依托政治的哲学争辩。

我们知道，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之前，古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千年，已经发展出了相当高的人文水平。同一文化地理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最终凝聚成有地域性、阶级性的哲学。但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古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强，不同地区的却没有发生交流。

是历史的轨迹的推进，让人们的联系不断加强，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终各不相让形成了各自独成一派的局面。

想象有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许多不同的树在生长，当某一天它们的树冠都足够大时，就必然触碰到了彼此，产生交流。百家就是树，而争鸣就是在春秋战国的大风中，树木们的一次推搡。此前，树都太小碰不到彼此，因此百家争鸣的“空前性”是历史的必然性。

2.为什么百家争鸣是“绝后的”

孔子说：这都怪礼崩乐坏，要克己复礼，赶紧恢复周初的旧礼，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等级里的人，都遵守自己的等级标准，不僭越，不逾矩，这样天下就会太平。

老子说：这都怪当官的瞎折腾，劳民伤财，祸害百姓。当官的应该无为，百姓自然幸福。墨子说：这都怪人人都爱自己，不爱别人。人人都应该兼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天下无不美好。韩非子说：这都怪法律不严。应该严刑峻法，我看谁还敢捣乱？

列举的这几位，他们的设想、理念，单独拎到拿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他们发展了几千年也提不出来，却在古中国集齐了。

不得不说，这是人类史上最闪亮、最大量、最高密度的智慧光芒。

然而要知道，这些后人看来的智慧光芒，在当时人看来，确是混乱、无序、颠倒、悖逆。

为了解决周朝末年（也就是春秋战国）的混乱，知识分子纷纷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以期改变世界——看上去制造了混乱的诸子百家，是为了解决混乱而生的。

从这一点而言，诸子百家就像练蛊练獒一样，在拼杀试炼之后，必然会有一家脱颖而出成为王者，而其他的则退居二线甚至就此消失。这个脱颖而出的学说是谁不必多说，值得好奇的是为什么后来它的地位再也没被撼动过，这种现象让我们本能地想起政治、哲学、话语权、统治等词语。

儒家为什么能稳居宝座两千余年，相信你有你的答案，而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邓海春

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元典时代或者轴心时代（Axial Age ），这一时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其所出现的宗教，哲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百家争鸣所出现的社会大背景是封建社会向传统社会过渡的时代，政治经济领域发生深刻变化，针对社会大变革涌现了持不通政治主张的思想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墨、道、法、名、兵、阴阳等家。
孔子像

虽然各家学说各有侧重，但都针对当时社会问题，应对当时社会变革，不得不多说一句如今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其根源便来自于春秋，各家学说各有侧重又相互学习，各自补充。

到了后世虽有乱世，思想依旧活跃，如魏晋南北朝的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以及建安文学等，却难以再现百家争鸣的景象是一是因为传统社会经过秦汉的沉淀已基本定型，没有出现太大的社会转型，二是社会过于混乱黑暗，佛道的盛行，思想方面更侧重于消极避世，而不是寻求解决现实的政治主张。五代十国亦然，文化领域成就颇高，思想方面的建树寥寥。

璋哥带领的历史一分队

悲情出好诗，乱世出英雄！

周朝有较好的公办教育体系，特别是基础教育体系。《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就说明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以官为师"，当官同时为人师表一一这种现在看起来仍然极其先进的政.教合一，以教养政，以政促教的公办教育模式(在当今西方，政客出自教师，下野后继续回锅从教的情况十分普遍)，培养出大量高素质人口。这为日后的百家争鸣提供了社会基础。如果当时国人像后世那样多文盲，无论怎样都出不了诸子百家。

连年战争，使统治者顾不上禁锢思想和钳制舆论，社会获得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群雄逐鹿，需要大量有真本事的人挑头和协助一一容不得任何虚伪和花拳绣腿，这就为天下真人杰，提供了充分表现自己才能的争鸣舞台。

天下大乱，逼得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许多问题，包括哲文科兵各方面的问题。而思想的剑锋，直指天下怎治，国计民生怎样经营的问题。

环境剧变引燃了精神世界大爆炸一一这就是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

后世因为巫儒孔二搞教育私有化，摧毁了周朝的教育国有化制度和体系，它发明的私塾教育，使教育碎片化，简陋化，低俗化。在"夫子一个.童子几人"的教育.文化三家村中，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再者，私塾高额的束脩也就是学费.节礼，把绝大多数人口也就是劳动人民挡在学校门口之外，而在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不认字的文盲社会中，是很难诞生众多博学大家的。

加之秦汉之后搞思想禁锢和政治专制，人们长期生活在巫儒之术的高压之下，社会出现思想奴化萎化的斯德哥尔摩惯性，在这文化牢笼中，不可设想能培养出现独成体系的思想领袖，学术导师。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后世中华虽有五代十国那样的乱象，却再也难见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

文刀沐子

汉武大帝时期已经有意确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立国思想，战国以来的大一统的社会发展环境也不允许诸子百家思想遍地开花。秦始皇焚书坑方士，就是为了加强大一统趋势，钳制那些非议大一统政治制度的思想发展，不然社会思想混乱，国家政治就不稳定，可惜秦朝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彻底实现就灭亡了，继起的汉朝一直饱受内外战乱困扰，不得已实行黄老之术，在国家足够强大后，汉武大帝根据时势加强思想控制，为君权神授找寻借口，以独尊儒家否定诸子，企图达到控制社会文化的目的，其后历代都秉承加强君权的初衷，极力倡导儒教，其他各家一直缺乏政治发展环境，久之也就沦为隐学，不见于时政！

梦旖江南月

很大的可能是被统治阶级利用或曲解变为傀儡，作为巩固统治、管(yu)理(mei)国民的利器。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时离夫子去世已过多年，对其思想的解读是否准确？还是为了管(yu)理(mei)国民，统治阶级对其思想另有曲解？有心人可以查一下(wen  ge )时期对待孔子的态度，以及当时发表的相关作品，如漫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再对比一下现在满世界建孔子学院的繁荣景象。只能说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会对其观点有不同的利用跟解读。

修身养性云中鹤

宋明儒和道教发展就是全球文明运动的东方诸子百家。文艺复兴之后到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全球文明运动的西方诸子百家。东西方这两部分诸子百家合起来是全球文明运动的百家争鸣。比春秋战国时范围大。所以，寻常人不知道，或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近代性文明的一体性和本质关系。

文明在运动在发展，一样的或多数人很容易辨认的百家争鸣是不能简单重复的。这就象一株大树，第一次开花结果的灿烂与丰硕的新鲜感是不可重复的，但是，以后的开花结果实际上在原来的枝条上长新枝发新叶结新果。所以，中华在春秋战国以后，实际上文化在不断展开。如汉朝后期发展了道教，佛教传入中国。这意味着东方中国和印度文化在文流，中华在吸收消化印度文化，而有资料也说印度也从中国传入了道教修炼，学习了中国数学、造纸术等。魏晋南北朝中国开始出现玄学，这是中国文化内部道儒的交融。其间，道教也初步发展成熟。佛教在译介传播。而科技方面，有刘徽、祖冲之数学发展，地理有裴秀的制图六体、郦道元的《水经注》，农学则从汉代《氾胜之书》发展到《齐民要术》成书，炼钢技术从汉代炒钢发展出綦毋怀文灌钢法。

到唐朝，道教外丹达发展顶峰，向内丹转变，吕洞宾开一代宗风，对宋元明道教有重大影响。而佛教中国化也于唐朝基本完成，禅宗六祖慧能一花开五叶，影响深远。唐朝科技方面，则有三元方程，曲辕犁，孙思邈《千金方》，雕版印刷。到唐末，儒家对道教、佛教的仙佛文化氛围从文化上开始作出反应，韩愈、李翱倡儒家原道复性，这个文化思想的后继展开就是宋明儒学，宋元明道教与宋明儒学，我们就要说这个七百年左右的文化发展是全球文明运动的东方百家争鸣了。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历史大逻辑。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在历史上是什么历史次第下发生的？就是在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序中____也是三时代序列中的最后一个朝代前期萌生时代基本文化因素，后期发生文化思想的大爆发。老子说三生万物，或者说一个季节是三个月，第三个月向下一个季节过度了，所以第三朝代或第三个时代发生向下一个大时代过度的社会巨变和文化争鸣。

春秋战国既是周朝的后期，也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结束，也是新时代的开始。所以，其间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也有时代承前启后性质，百家争鸣是周文化王官之学的裂变，也是应时代的发华。所以，春秋战国在划分时代上也可以与秦汉划分在一起，构成分合一体，文化裂变、帝国统一一体。

那春秋战国以后有几个这样的分合？到明末正好是三个。就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三国魏晋到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到元明。这中间统一形态是一前一后、一短一长，前与短的秦、隋、元三朝是时代的过渡，后与长的汉、唐、明三朝是时代的文明正脉。我们可简化对比，就是夏商周_汉唐明。就是周与宋明时代相对应。那么，夏与秦汉尤其是汉对应，是新时代的体制形成。商与隋唐尤其是唐对应，是这个大时代体制的发展，又商文化崇拜鬼神比较严重，而唐文化虽然仍是用儒学科考，但时代比较崇仙佛，这种文化也可类。自然，周与宋元明尤其是明相对应。周产生文王、周公敬徳保民的人文思想，宋元明就产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产生“敬天爱民”的思想，则宋元明就是产生儒家新人文主义的时代，为社会向下一个社会形态过渡而准备新文化。

那么，宋元明时代道教、儒家等尤其儒家构成诸子百家吗？可以说比春秋战国时代丰富多彩著作宏丰，唯精粹未必可与春秋战国比。春秋战国据说当时有上百家学说，但是，后来总结也就是九流十家，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未知为何不列举兵家、医家。

宋明时代道教、儒家，尤其是儒家分出很多学派出来。

不过，我们在说儒家之前还是应该了解一下道家、道教。唐代道家经典受到皇家尊崇，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分别被尊为《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通玄真经》。道教内丹修炼也有了重要发展，出现成玄英、李荃、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重要人物。

但是，道教繁荣，分派众多的时代在宋元明，形成正一道、全真道南北大格局。正一派，又称正一教，是元代以后上清派、灵宝派、天师派、净明派等符箓道派之总称。正一派道士，以崇拜神仙，画符念咒，降妖驱鬼，祈福禳灾为主。正一派有四大宗坛：江西龙虎山万法宗坛、樟树阁皂山灵宝宗坛、南昌逍遥山净明宗坛、江苏茅山上清宗坛。

道教全真派以内丹修炼为主，宋元时发展出北派、南派、中派，明代又出现东派，清代则有西派。全真道创道者王重道有七大弟子：马钰（号丹阳），谭处端（号长真），刘处玄（号长生），丘处机（号长春），王处一（号玉阳），郝大通（号广宁），孙不二（号清静），在王重阳仙化后分别开创遇仙派、南无派、随山派、龙门派、崙山派、华山派、清静派等七大派。

有人认为宋元时代道教已是高峰，大概也是以王重阳和七大弟子为主要标志的。但明朝道教还有重要发展，除东派在明代有发展外，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三丰。有学者认为张三丰是丹道修炼的集大成者。张三丰主张“福自我求，命自我造”。张三丰所创的道脉分枝彼繁，有王屋山邋遢派、三丰自然派、三丰派、三丰正宗自然派、日新派、蓬莱派、檀塔派、隐仙派、武当丹派、犹龙派等至少十七支。清代大儒朱仕丰评价张三丰说:“古今练道者无数，而得天地之造化者，张三丰也。”

诸子百家是周朝王官之学在春秋战国应时代开出新枝叶，就象树木长新枝开新叶一样。那么，后代文化再长新枝开新叶当然在老枝上长，所以说，道教分出这么多宗派出来，不就是春秋战国到汉代的道家、道教发展到宋元明时代开出众多新枝新叶而文化灿烂吗？而宋元明道教分派众多地域广泛，也显然比春秋战国道家与方仙枝繁叶茂。当然，宋元明这个时代儒学是时代人文主义代表。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道家、道教的后世展开，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背景，又是对生命本真的重要探索，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系，也是世界文化不可多得的可贵资源，尤其内丹。没有道家、道教文化，人类对生命就缺乏重要的深层认知，对养生健康知识的了解也缺少深度。所以，说儒家宋元明开派之前要了解一下道家道教在这个时代的发展。

近代的重要特征是文化的人文性。儒家当然是宋元明时代有人文精神的时代主导文化，是旧体中萌发新人文主义文化，为新时代奠基，推动社会向新时代转变。从文化发展的特征说，新儒家也极类似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第一个特征就是这个文化出现在第三时代，如上所述。第二个特征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从王官之学应时代开出来，而新儒学从汉代以后的官学儒学中应时代开出来。第三个特征就是虽为官学，但却新生于民间士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都有民间士人自由讲学开立学派的性质，而宋儒承唐末道统论和书院学脉，而于宋明时代建立地域性学统，从而形成儒家这一汉代以后文化主干开出来的文化新枝，形成宋明儒家诸子争鸣。对于宋明儒学也有前人论述过其重要性，如民国有学者胡适说宋代新儒学是中国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还有学者如陈寅恪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不过，对于新儒学的近代意义，应该是没人充分论述的。而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序列可类性就没有前人注意到了，好似也没有人说宋明儒学统学派是全球文明运动的东方诸子争鸣。这就是对宋元明时代文化与元明的文明扩散的全球意义注意不够，理解不到位。

但实际上无论从展开的时间长度，还是学派分布的广阔，传播的广泛，以及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可以说宋明诸子与先秦诸子都是可以类比的。从时间长度说，先秦诸子从老子、孔子时代开始，到战国基本结束了，三百多年，把汉初道家与儒家的竞争到尊儒也算上也只四百年左右吧。那么，新儒学从陈抟到周敦颐为起始，到南宋为止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了。可是，明代虽尊理学，新儒学却并没有结束，到明代中期又发展出心学高峰，之后又有实学。到明末实学已经是近七百年左右。如果把清代经学算上，那就更长了。不过，个人以为到明末清初实学思潮，整个新儒学真正的争鸣算结束了，七百年！

宋明儒不仅展开时间长，学派分布也更广泛。从北宋宋初三先生和周敦颐濂学开始，到庆历以后已经是“学统”四起，影响较大的区域性学统有，齐鲁学统，孙复为代表；濂溪学统，周敦颐为代表，周是湖南人，并在湖南讲学，又称湖湘学统；蜀学学统，三苏为代表；关中学统，张载为代表；洛学学统，二程为代表；浙学学统，胡瑗为代表，等等。到南宋，还有闽学学统，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为代表的学统；象山学统，就是陆九渊心学学统；浙江学统，金华学派经世致用，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陈亮、叶适为代表，事功学派。应该还可以再加上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

明代初理学成为主导，明朝中期阳明心学大成，影响之大，以至于又开出七个分派。他们是:江右学派，代表人物聂豹、徐阶，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 南中王门学派，广布于“南方”的王守仁门人的一派。代表人物有戚贤、朱得之等。 粤闽王门学派，代表人物有方献夫、薛侃等。方献夫，字叔实，号西樵，少年中进士，官为吏部主事，迁员外郎。拜王守仁为师，为王门岭南弟子的第一人。 北方王门学派，是明代阳明心学“王门七派”之一，以洛阳王学为北方王门的主力军。此派学者在学宗阳明的基础上多有发明，为阳明心学北移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时蔚为北方大宗。

楚中王门学派，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门人学派。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 浙中王门学派，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 泰州学派，创始人是中国明代学者王艮，属于阳明学派的分支，被称为“左派王学”。其学说的特点是简单易行，易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流传甚远。 异端分子李贽，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原姓林，名载贽。

心学之后实学兴盛，实体达用，形上向形下发展，理论和天道性命向实用发展。实学从体方面论有实理实学、实心实用、实气实学等，从用方面说有经世实学、实测实学、考据实学、启蒙实学，等。学派有东林学派、颜李学派、梨洲学派，等。其中实测实学包含了汇通东西方科技的思想和实践。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也包括从西欧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又包括地理、农业、水利、生物及各种技艺等多种学科。从事探索自然奥秘的各种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为经世实学服务的，是经世致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是儒家的外王，实际上把以中华文化为主的近代性文化的实用的学问初步展开了，为近代变革东西方汇通打下基础。所以，到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科学、民主口号实际上应上承明末实学。

在新儒学人文文化学风影响下，新儒诸子争鸣的同时，也有其它学问得到发展。如邵雍先天学，以及与象数有关的其它门类。如兵学，宋代有武经总要，明朝有百战奇略，有武备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这两类可与先秦阴阳家和兵家相比较。

更重要的是，宋明时代科技明显比春秋战国诸子时代发展得门类众多，分科细致。我们能想起来的先秦自然科学与技术大体是天文、数学、医学，以及墨家《墨经》中的力学、光学、几何等，先秦有农家，但农学著作最早是汉代的《汜胜之书》。

但宋明时代，不仅数学发展水平高，有大数学家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程大位、王文素等；医学分科开派，有金元四大家；天文历算有杨忠辅、郭守敬。农学发展更成熟，宋代有陈旉《农书》，明朝有《农政全书》。

而且，宋明时代出现了新科技现象和门类，如综合性科技著作《梦溪笔谈》，如新的研究科目，法医《洗冤集录》，如百工门类远多于《考工记》的《天工开物》，如军事著作出现专论兵器制造的论述和火器专著，如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如出现园艺著作《园冶》，如声律有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

且随着元明文明扩张，大明陈诚、郑和等出使范围的扩大，开阔视野的新地理和域外见闻著述出现了；与海洋物产有关的科学著作出现了；与海洋军事活动有关的著作也出现了。

战国有杂家，有以道家、儒家为主的融合性思想。明末清初也有了王夫之这样的综合性大思想家。

春秋战国有小说家，但并不是后代的小说，而是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宋代有了话本，到明代小说成为时代代表性文学样式。

只是名家、纵横家未在这个时代有新发展。但是，显然新儒学开出的学派和科技形成的新貌使宋明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名副其实的，也是有新时代文化意义的。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文化，直接影响是秦汉帝国，长远影响是以后两千年政治和文明，也为中华文化奠基。虽然宋明文化的百家争鸣与春秋战国的文化奠基意义不可比。但对中华元明的帝国化扩张与东方文明扩散是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对东方日韩的影响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中华走向近代是有基础性意义的，而元明的扩张与明清东方文化西传对西方的近代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宋明时代以新儒学开枝散叶为主的文化争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后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展。

玄谷真人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王朝分封制结出的恶果，国家被分封成若干个诸侯国家，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个国家已分列成几十个小国家。

各个国家为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能够生存下来，采取了人才争夺战，一个国家能获得一两个奇才，这个国家就强大起来。

而当时的“士"，就是一些没有资产的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才。当时，有各种行业的士，有文士，如孔子孟子荀子;有武士，如墨子，孙膑等人;有隐士，如老子，庄子;有谋士，如商鞅，韩非子，李斯，有外交人士，如苏秦，张仪;有名士，如公孙龙，惠施等人，这些人有的帮助这个国家，有的帮助那个国家，或者说，他为这个国家提出计策，君王又采纳就到另一个国家。

秦国经历几代君王的苦心经营，得到到商鞅，苏秦，李斯等一大批士的支持，最后打败六国，统一天下。

从秦国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中国集权制，对地方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能统一的尽量统一，在统一思想时，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卑劣方式，留下了千古骂名，后来的汉朝皇帝，继承了秦国的集权制，郡县制的行政管理方式，汉武帝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这套管理国家的方式很好使，后来做皇帝的人都延续这一套方法。独尊儒家，排斥其他思想，从此，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部了。

民国时代出现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结束了。2019.3.23

飞飞猫1

诚邀。

在我国，百家争鸣指的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

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而那一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主体的哲学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那么为什么那一时期会出现“百家争鸣”这一情况呢？后来的朝代又没了这一情况了呢？事实上，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是历史趋势，是必然发生的。

诸子百家的氛围起始于春秋，分立于战国，到了战国，发展最盛的十二家分别是：法家、兵家、名家（辩论）、纵横家（游说），这四家主要为君王服务，要君王控制人民/对手。道家、儒家、墨家、医家、农家，这五家都是希望君王重视人民；小说家相当于学院派，主要是研究稗官野史、典籍、整理后著作；阴阳家身属于辩证派，讲究事出有因，阴阳调和；杂家是道教（注意不是道家）的前身，吸收了儒、法、墨、名、阴阳五家所长，最后借道家的壳上市，在汉代形成道教。

而这些流派里:道家讲究无为，道法自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是不争，君不与民争；儒家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做人的道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政治要义。孔孟及其门人，在诸国游说，劝诫君王，推行“王道（仁政）”，但是大环境下，诸王只能选择“霸道”而非“王道”。

到了战国，百家正式分家，各立门说。提到百家争鸣，稷下学宫有很重要的作用，学宫虽然是田氏建立的，但是是继承了齐国的开放制度：引进人才。有了学宫，才有了百家，学宫为百家提供了政治氛围，为百家提供了经济基础，使百家充分得到发展。这与太公的立国政策不无关系。百家之说，可以归结为萌芽于齐太公，发展于管子，形成于稷下学宫，而后在诸国开花结果，最后结束于汉武帝。

汉代初年，根基不稳，所以汉因秦制，废除大量的严刑苛法，采用了“约法三章”以及道家的无为。到了汉武帝时代，推恩令解决了藩王的问题，李广、霍去病、卫青解决了边疆问题，整个王朝乃至这片土地，近千年来，空前的繁荣稳定，因此开始施行仁政，儒家思想开始进入政治体系，“王道”第一次开始受重视。

当儒家体系在不断完善之后，国家出现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形式为举孝廉，这也是儒家的选贤举能之说。举孝廉在隋唐时代升级为科举制。汉人以孝治国，让老有所依，以廉养心，忠君为民。儒家很少提出来让人民去负担什么，大多数是对执政者进行要求拘束。

我国古代思想里有一个重要思想:效法古人，推崇祖先崇拜。在独尊儒术的作用下，先贤得到推崇，先贤之中，儒家最盛，单单孔门就有七十二贤之说。正是他们著书立说，为民立言，而自汉以来，约束君王都要做个贤君，约束臣子要做个贤臣，皆受儒家影响。

从先秦的典籍来看，先贤们都在为人民说话，去让君主以仁政来爱民，只是到了汉代，开始为君主服务，唯一可以为民所做的就是局限性的去约束君主。然而社会变了，中央集权制，不断完善，君主是整个国家最高统帅，君主既要实行王道（仁政）来教化人民，又要实行霸道（权谋刑法）来约束人民，于是儒家实际的核心内容也在适时地倾斜。

之所以百家争鸣到后来独尊儒术也是发展趋势造成的。独尊儒术一方面，尽管经历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使得贵族政治转变为大一统中央集权，但是中国的社会其实还是农业社会，旧有的宗法社会其实还存在。新的社会还有旧的因素，“天下无完全创新之制度”。所以对于能够维护这部分旧的因素的思想，当时的社会还是需要的。另一方面，联系到儒家自身的特点，正好契合了这种需要，“盖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而又理想化之、理论化之”（冯友兰言）。这就一拍即合了。

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了，首先因为时代在变，思想也在变，其次儒家思想被立为正统思想，最后就是统治者统治的需求，综合诸多因素，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源稚生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表现在：

伴随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继而改变了奴隶社会下的生产关系，即井田制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中国社会也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旧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崩溃，呼唤着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

伴随旧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新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由于出身、立场的不同，因此他们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通过著书立说和争论不休，形成了不同学派。

而春秋战国之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虽然期间也经历过乱世，比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但经历秦汉分别用法家和儒家搞思想禁锢和政治专制后，即“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在封建社会这一同样的大背景之下，只是在秦汉奠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在这思想牢笼中，不可设想能培养和出现独成体系的思想领袖，学术导师。再加上儒家搞私塾及私塾高额的学费，摧毁了周朝原有的教育国有化制度和体系，将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拒之于教育大门之外，很难再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东方国学

百家争鸣的局面，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共识。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极大的衰弱了，但中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却愈发光明，不管诸子哪家，都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载体来倡导自己的学说的。

这种对中原文化的信赖和熟练，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基础。

同时，在周朝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提供各诸侯国共同富裕/抵御外侵的安全时，诸子百家的主张里，也几乎全部包含自强、自立的宗旨，无论是提供君侯么称霸还是提供百姓们更多在乱世里富足的方法，最终都是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这种基于共同文化自信上的共同追求，是之前说的政治共识。

这就提供了当时各种人才可以在各国之间无障碍的流动，使得百家学说可以兴盛壮大，百家主张都能在各地有或多或少的实践机会。

这一点和文艺复兴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很相似——各国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对基督教文化/文明的内容有高度的共识，对借助先进技术和先进理论/模式发展有共同的追求。

最关键的，是人才可以在各国之间的自由的流动，没有自己的学术被母国之外的国家重视就算叛国的文化负担，也没有某人的能力被外国利用就是背叛的社会观念束缚。

所以，以现代哲学为开端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欧洲的繁盛，可以看作是类似东方百家争鸣局面的再次出现，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基础、文化共识，和近乎同样的实践效果。

这种局面往往不会在同一地方再次出现。

因为随着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竞争的加剧，限制人才流动是最容易做到的事，而且从文化上建立人才垄断的篱笆（如才不为国用即为叛国）是阻止异端文化、与主旋律不融的意识能成熟、壮大的最好办法。

一个地区只能有一种强大的主旋律（如独尊儒术）文化，所有人从思想意识上都只愿为国效力而不是为全人类贡献，那么文明就从人才意识上实现了资源垄断。

当这样做的地区多了，竞争就会在君王圈的掌控下轮回，百家争鸣的变异式创新就再难有产生、发展、完善的机会了，更不用说得到验证的场合环境。

幻想中华文明再出现百家争鸣那种局面是不现实的（清末民初是最接近的时段，但胜出的模式无论红白都是西方的理论）。

只有尊重现实、同时认真理解能促进创新式思维模式产生、发展、成熟的条件，才能更好的面对和善用能让中国梦加速来到的各种新思维、新理论。

關鍵字: 文化 争芳斗艳 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