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圣”苏轼性格豁达、爱好交游，在最早与他交往并且关系极为亲密的人当中，章惇要算是一位。章惇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人，出身世族大族，不仅相貌英俊，而且博学善文，自幼便有“神童”之称，于嘉祐四年（1059年）考取进士。章惇年少成名，性情难免孤傲自负，很少能将天下名士放在眼里，唯独跟苏轼情投意合，关系好的不得了。
苏轼喜好交游，与很多大名士都有往来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考取进士，不久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而早于他两年入仕的章惇，此时在商洛担任县令。章惇早就听闻苏轼才气过人，便倾心与之结交，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词、结伴同游，关系极为亲密。
某年，集贤学士刘原父担任陕西地方考试（即“乡贡”，又称“解试”）的主考官，苏轼、章惇一同担任考官，曾利用空闲时间到仙游潭游玩。仙游潭下临万仞绝壁，而且两岸都极为狭窄，仅有一条木桥以供来往。章惇游兴甚浓，竟提议到对岸去看看，并在绝壁上题字。苏轼畏惧不敢过桥，但章惇却平步而过，没有丝毫的迟疑、恐惧。
章惇年轻时跟苏轼交好
不仅如此，章惇到达对岸后，还用绳索绑在树上，然后攀爬到绝壁上，并在上面用浓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的字样，然后回返对岸，并且笑着问苏轼自己的胆量如何。苏轼抚摸着章惇的背说：“子厚将来必好杀人。”章惇笑着问道：“子瞻为何这样讲？”苏轼解释道：“子厚胆子大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难道会是个不能杀人的人吗？”章惇听后大笑，但苏轼却是忧心忡忡。
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见《高斋漫录》。
王安石画像
苏轼与章惇虽然易趣相投，但在政治观点上却是大相径庭，其中，苏轼属于维持传统派（即“旧党”），跟司马光、程颐等人大致上属于一派，而章惇则属于锐意变法派（即“新党”），跟王安石、王珪等人大致理念相同，这为二人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伏笔。不过在最初，政治观点上的差异并未影响两人间的交往，甚至在苏轼蒙受冤情、面临被杀的情况下，章惇还曾经挺身相救。
原来，“新党”在宋神宗即位后得势，王安石、王珪相继担任宰相，在锐意变法的同时，还大肆打击、压制“旧党”，而此前仕途大好的苏轼就此失势，被接连贬斥、流放。不仅如此，王珪为将苏轼置于死地，还授意亲信舒亶上书诬告苏轼写反诗，请求宋神宗将其处死，这便是历史上极有名的“乌台诗案”。
宋神宗听从章惇的劝谏，没有处死苏轼
虽然章惇属于“新党”的中坚分子，但却出于义愤，帮助好友在皇帝面前申诉，并一一反驳上司王珪的种种诡辩，坚称苏轼并没有写反诗，实属冤枉至极。宋神宗被章惇的劝谏说服，加之“旧党”人物纷纷为苏轼说情，甚至连在家闲居的王安石都参与其中，便打消处死苏轼的念头，只是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已。
然而，等到章惇在哲宗朝升任宰相后，大肆迫害“旧党”人士，并置当年的友谊于不顾，将苏轼贬往惠州，意在让他死在当地。当时的惠州虽是蛮荒之地，但生性豁达的苏轼却并没有表现出抑郁、痛苦的情绪，而是在此地随遇而安、教书育人。不仅如此，苏轼还在当地写下“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聊以自娱。
章惇当政期间，苏轼屡遭贬谪
没想到这两句诗传达章惇的耳中后，竟让他勃然大怒，立时又将苏轼贬往儋州。北宋年间的儋州是烟瘴荒凉之地，素来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苏轼被贬官至此，遭遇仅比被杀稍好一些而已。好在苏轼足够命硬，在儋州居住3年时间并没有死，并且在宋徽宗即位后，得以迁回到内地为官。而之所能有此结果，全是拜章惇被罢相“所赐”。
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章惇失势，被贬官为武昌军节度副使，于潭州安置。此后5年，章惇又相继被贬官至雷州、舒州、越州、湖州等地，最终病死在湖州团练副使任上，时在崇宁四年（1105年）。而在此前4年，苏轼在回朝任官途中，不幸病逝于常州，终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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