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除了日本天皇，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它的皇族能做到“萬世一系”。除了菊花王朝，人類歷史上也再不存在從未中斷過的王朝。在這一人類史學奇蹟中，天皇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問題依然讓人困惑：為什麼唯有日本人能接受一個“萬世一系”的天皇，而天皇又憑什麼能支撐起一個國祚長久的王朝？
答案就在天皇身上。天皇不是日本歷史的組成部分，天皇本身就是一部日本史。天皇的形成、發展、起伏，都是大和民族整體上的刻度，清晰而深刻地將日本列島的千年歲月勾勒出來。
天皇家紋：十六瓣多重菊花
萬世一系：一個意外的皇權開端
日本天皇制度最獨樹一幟的特徵莫過於萬世一系。在“易姓革命”頻繁出現的世界舞臺上，日本歷代天皇全部來自同一家族，日本歷史也因此從未出現過王朝更迭。以21世紀的姿態回望，這種一脈相承的制度似乎如此理所應當；但站在天皇制度肇始的荒蠻歲月中向前望去，當一個英雄舉起王旗向眾人宣稱自己的權威時，一切都充滿了艱難與未知。
天皇的萬世一系不是因，而是果。並不是因為日本人先認同了萬世一系，天皇的寶座才能牢牢掌握在一家之手；而是在日本歷代皇族的苦心經營之下，萬世一系才能在歷史的風雲變幻中紮根於萬千日本人之心。
邪馬臺國起源於九州北部
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大國”是邪馬臺國。比起國家，邪馬臺國的建制更近於部落聯盟，邪馬臺中央政權通過派駐巡察官員實現對周邊部落的控制，但各部落依然有較強的自治權。在這一相對鬆散的組織形式下，邪馬臺國領繼承權也沒有明確的界限，著名的邪馬臺女王卑彌呼，就在眾部落經協商共同推舉的情況下登上王位的。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女王之所以能稱王，不在於其血統，而在於其“事鬼道、能惑眾”的宗教權威，而這一選舉形式顯然與日後的萬世一系相距甚遠。
公元3世紀，日本的權柄落到了大和國手中。據《宋書·倭國傳》記載，大和國以“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的赫赫戰績平定了日本列島的大部，而其統治者，便稱“大王”。這個大王，就是日本天皇的前身，在後世追封前代統治者為天皇之前，將歷代天皇稱為大王更符合歷史語境。
《三國群英傳7》中的卑彌呼
在大和國政權的有序運作下，大王的繼承人範圍漸漸收束於王族內部，富有野心的臣僚和部落在新的規則下轉而通過推薦合適的繼承人間接地操縱王權，不再直接向王位發動挑戰。不過即便如此，王位危機還是出現了：武烈大王（第二十五代天皇）駕崩後既無子嗣也無合適的近親繼承人，剛剛發展出的大王世襲制面臨著“絕祀於天”的嚴峻挑戰。天不可一日無主，該由誰接過大王的衣缽呢？
選擇權留給了當時實力最強的幾大氏族集團。是直接通過易姓革命取而代之，還是想辦法延續大王的血統？一念之間，將會造就完全不同的兩種日本，而這兩種可能，在當時以同樣的比率存在，萬世一系並不具有天然優勢。
中國的湯武革命就是典型的易姓革命
以大伴氏為首的氏族集團最終決定從王室的遠親中尋找大王的繼承人，併成功在近江地區找到了一位“應神大王（第十五代天皇）的五世孫”，於是日本天皇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繼體大王（第二十六代天皇）登場了。
《日本書紀》中的皇室譜系圖有一卷已佚，故繼體大王血統的純正性在後世爭議極大。但縱然繼體大王真是應神大王的五世孫，其與前任武烈大王的血緣關係顯然也是極為淡薄的。繼體大王也自知其正統性不足，繼位後立刻迎娶了武烈大王的妹妹、同時也是應神大王直系後裔手白香皇女。至此，從母系角度來看，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因為繼體大王的“興滅繼絕”之舉而不至於斷裂；而就算以繼體大王為起點，日本天皇制的國祚綿長也依然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同時，繼體大王的繼位也擴大了萬世一系的範圍：大王世襲制不再僅僅是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直系、支系由此融合到一張巨大的繼承網中，王統斷絕的風險因此大幅度降低。
繼體大王的出現加重了大王世襲制的砝碼，但並沒有提高大王的地位。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大王在某種程度上已被架空，繼體大王這個王室的遠親才有可能被權臣擁立為王。這一事件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歷史效果：傳統本身會隨著傳承的時長而獲得愈加強大的力量，而正是繼體大王的繼位，讓萬世一系有了一個不錯的起點。
也有人認為徐福是日本初代天皇
裡世界：皇權神授的制度進路
繼體大王的繼位是一個偶然，這種偶然遠遠不足以保證大王世襲制的延續。實質性的轉折發生在近一百年後：公元6世紀末，推古女皇（第三十三代天皇）繼位，王權在這位女王手中逐漸集中，天皇制也初步成型。
作為日本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君主，推古女皇的登基首先源於其顯赫的家世。推古女皇是王族與權臣蘇我氏利益的聯結點：她的祖父、父親、丈夫（異母兄）、哥哥、弟弟均為天皇；她的外祖父、表弟等都是蘇我家族權傾一時的人物。其次，這個集萬千光環為一身的女性又是極富政治手腕的人物，在她繼位後，任用侄子聖德太子為攝政，於603年開始了推古改革。在改革中，聖德太子制定了《憲法十七條》，大力弘揚“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的中央集權觀念，並編修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天皇紀》。
608年，聖德太子遣使至隋朝，其國書中明確寫道“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白西皇帝指的是隋朝皇帝，而東天皇則是聖德太子代推古女皇的自稱，這也是日本第一次在外交場合使用“天皇”一詞。聖德太子之意至少包含了以下層面：天皇不僅對內是最高統治者，在國際也能與中華皇帝平起平坐——雖然這種“平起平坐”只是一相情願。
對於日本人來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思想改革。在日本中央集權制誕生之前，日本王族與各部落首領之間沒有本質的不同：大王是天下的共主但並非奄有四海的絕對統治者，他有著自己的直轄領地“屯倉”與直屬民“子代”/“名代”，只不過這些土地與人口相比於部落有相對的優勢。這是一種純粹的東方封建制，與中國周朝時期分封制可謂殊途同歸，而各地部落自然也如周朝的諸侯國對待周天子那般反覆不定。
在中華文化圈，隋煬帝才是真正的皇帝
推古改革的核心，正是樹立大王——也即是天皇的絕對權威。通過聖德太子的制度建設，中央集權式的“君臣大義”樹立起來，中國史書中大量皇帝的專用詞彙也被大舉引入，如“太子”“御所”“敕語”“詔書”等，這些文辭極大加強了天皇的特殊性，將其與一般的部落首領區別出來。
但這樣還不夠，天皇面臨“易姓革命”的挑戰：會不會有人揭竿而起，喊一聲“大王天皇，寧有種乎”呢？比起權威本身，天皇更需要證明其權威不可替代的理論，而這一需求只能藉助“神”的力量才能實現。於是聖德太子根據中國“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讖緯之說，以推古天皇九年為起點，向上逆推21輪甲子，將這一年的農曆1月1日定為第一任神武大王/天皇的登基之日。日本歷史由此被向前推了約一千年，為這填補這一千年空白，聖德太子不得不繼虛構出九代天皇，以保證皇統的延續性。
聖德太子亦是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
濃厚的政治意義讓這段被“製造”的早期天皇史漏洞百出。自神武天皇之後有八代天皇只有生卒年、建宮、立後等記載而無治績紀錄，以至於被後世史學家稱為“闕史八代”。“闕史八代”中的天皇動輒壽命達百歲，在位時間常常達數十年，這在人均壽命不過30歲的時代裡實在有些荒誕不經。
不過這一理論建構依然取得了成功：天皇由此打通了“神代”與“人代”，天皇的萬世一系也有了不容置疑的血統基礎：第一代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所以歷代天皇均為神族後人，這一身份直到1946年昭和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否定自己神族血統之後，才宣告終結。
1946年，昭和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從此走下神壇
這樣就夠了嗎？不。在太平盛世，或許不會有人去質疑天皇的神族血統，但在亂世的洗禮下，通過一個不可被證偽的理論是維護天皇地位的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日本天皇制度的穩固，在於聖德太子之後的數位天皇通過連續的改革，將所有日本人的出身、姓氏、地位、身份捆綁到了一起。不同的地位賜予不同的姓氏，授予不同的官位、人品，這使得舊有的貴族依靠先天的血統就自然能對權力參與分配。
公元670年，天智天皇（第三十八代天皇）在大化改新中先後通過“定氏上”、擴“26階”和制定全國戶籍冊《庚午年籍》等政策將等級身份秩序擴展到了整個社會；公元684年，天武天皇（第四十代天皇）更進一步制定了“八色姓”；公元701年，文武天皇（第四十二代天皇）再次改革冠位制以凸顯“一君萬民”的格局並通過《大寶律令》為天皇權威層層加碼——天皇制度在這一步接一步的改革中，終於漸漸成型。
"大化改新"的幕後推手中大兄皇子
這一系列改革的成功之處在於，天皇制度之下的特權面對貴族基本做到了利益均沾，天皇在強化自身金字塔頂端地位的同時也給予了貴族天然位於金字塔高層的依據。如果貴族想要保住自己的特權就要承認以天皇為頂端的身份體系，於是在操縱天皇並非不可能實現的情況下，“易姓革命”就顯得不那麼“划算”了。鎌倉時代之後，幕府在事實凌駕於天皇之上卻無意取而代之，也正是這一政治鏈條運作下的結果。
表世界：天皇名號、諡號與年號
瞭解到了日本天皇制度的艱難起步，就能明白天皇名號、諡號、年號這些中國皇權的“附產品”，在日本歷史上將扮演怎樣的重要角色——在中國，是先有帝王將相，而後有名號、諡號、年號以強化其特殊的地位；而在日本，名號、諡號、年號本身就是作為強化天皇地位而出現的手段。
古代日本天皇並不拒絕女性
首先出現的是天皇名號。“天皇”二字無疑源於中國，但中國唯有唐朝的唐高宗曾使用天皇稱號，並與天后武則天並稱為“二聖”。這樣的稱呼“改革”極為罕見，自秦始皇之後，“皇帝”一直是中國曆代君主稱號的絕對主流；而在以皇帝為中心的“中華—內臣—外藩”體系中，“大王”並非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有時甚至會沾染上一絲蠻夷色彩。
日本並無“中華—內臣—外藩”體系，因此“皇帝”與“大王”之間便不存在君臣大義上的區別。事實上，在“天皇”這一稱呼誕生後，日本君主在多大程度上以天皇為唯一稱號仍值得商榷，不少史學家認為直到天武天皇在位時才正式將“大王”改為“天皇”，而直到《大寶律令》頒佈後，《日本書紀》等史書才將“大王”“大君”“皇尊”等稱呼一律更正為“天皇”。直到明治時代，日本帝國在外交文書中所用還是“大日本大皇帝”，而將“天皇”和皇帝“兩個稱號並用的尚不止明治天皇一人。
“中華—內臣—外藩”體系
所以，日本皇室最終選擇了“天皇”一詞作為最高領袖的稱號，更可能與其“天孫降臨”“神武肇國”神話傳承有關——在宗教視角下，“天皇”顯然比“皇帝”更具神性，聖德太子所說的“皇帝之字，天下一耳”尚有取而代之的可能，而天照大神的血統卻無法複製。
諡號同樣源於中國。在古代中國，皇帝、皇后以及諸侯大臣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人物，在死後朝廷會依據其生前所作所為，從而給出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這就是諡號。給死者加諡並非純粹的歌功頌德而是有較為嚴格的諡法，如“逆天虐民曰抗”“去禮遠眾曰煬”“殺戮無辜曰厲”等，均為惡諡。
中國諡法
日本引入諡號後又有所增益。日本天皇的諡號有和諡與漢諡之分，和諡為故有諡號，通常用於表示天皇血統，同樣的天皇可以有不同的和諡，不同的天皇也可以有同樣的和諡。和諡大多較長，如神武天皇（初代天皇）為“神日本磐餘彥尊”、開化天皇（第九代天皇）為“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尊”、景行天皇（第十二代天皇）為“大足彥忍代別天皇”等。漢諡為後人追加，其中從神武天皇到持統天皇（第四十一代天皇）及第元明天皇（第四十三代天皇）、元正天皇（第四十四代天皇）的諡號均為大友皇子的曾孫淡海三船一人所撰。淡海三船是奈良後期著名的漢學家，其一口氣為四十三位天皇選定諡號之舉也實在稱得上空前絕後。
年號，自然也源於中國。中國最早使用年號的是漢武帝，這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年號的皇帝。公元645年，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頒佈《改新之詔》，開始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改革，同時引入年號制度，並將645年定為大化元年。大化改新對日本歷史影響深遠，但年號並未自此固定下來，從第三十八代天智天皇到第三十九代弘文天皇均未制定年號，第四十代天武天皇在位期間也有一年以“朱鳥”為年號。直到第四十二代天皇文武天皇之後日本年號制度才正式成型，之後除如仲恭天皇（第八十五代天皇）這般在位時期過短而未有年號之外，基本每位天皇都有帶有政治或人文意義的年號。
漢武帝劉徹畫像
從大化到平成，一千餘年間日本年號盡數取典於中國文獻，尤其多取典於《尚書》《易經》《文選》等古籍。日本人極重視年號漢字的選用，天皇也樂於通過年號以表達自己的治國理念。與此同時，日本天皇改元的原因也與中國相似，除新皇登祚踐位外，遇到祥瑞、災害以及戊午、辛酉、甲子等特殊年份時也會改元。
諡號為天皇死後追加，年號為天皇生前所用，這一點與中國古制相同。明治天皇之後，日本確定了“一世一元”制度，天皇駕崩後年號變諡號，較大簡化了日本皇室的特殊用語，也算是諡號/年號制度的一項革新。
日本新年號
結語
天皇名號、諡號與年號與歷代天皇的改革互為表裡，共同推動了天皇制度的成型與鞏固。推古改革、大化改新等改革活動固然強化了天皇的權威，但天皇專用詞彙的意義同樣不容忽視。歷史學家山中順雅曾言：“如果沒有這些中國皇帝專用詞以及作為表記符號的漢字，也許日本就不會出現天皇制度。”如果天皇背後的政治鏈條是天皇制度的核心，那林林總總的專用詞彙無疑便是天皇制度的“言靈”。
而所有歷史進程背後，依然橫亙著繼體大王——或者說繼體天皇意外的“興滅繼絕”。當大和政權的臣僚們找到這位身份存疑的王室“遠親”時，他們又怎會知道，自己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歷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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