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寫過一篇《桀驁不馴的蒙古人為什麼沒和清朝死磕？》的文章，文中簡述了蒙古各部的由來，以及他們與滿族人之間的恩怨糾葛。
在那篇文章的末尾，我曾寫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軍用武力降服了新疆的準噶爾蒙古部落，徹底瓦解了蒙古人對清朝的威脅。”
但必須要看到，清朝絕不是單純通過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還輔以了系統性的政治手段，正是這種軟硬兼備的策略，才使其再無“北患”。
今天我們就來著重講述一下，清朝對蒙古的政策性手段。
很多人看到這個題目腦子裡最先冒出來的詞彙大概就是“減丁制度”和“藏傳佛教”。
首先我們得說一點，一度甚囂塵上的，所謂滿清對蒙古部落的“減丁制度”根本就是個謠傳。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為，馮玉祥在其自傳《外蒙古行記》中談到，當地蒙古人對他說：“（明末）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
這段話從數據上根本站不住腳，2016年全國人口普查時，內蒙古自治區一共才有蒙古族人口400多萬，明末如何可能生活著1200多萬蒙古人？另外，清末是蒙古人口也不是隻有50多萬，而是有171萬人。
之所以，會有這種說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滿於清朝的統治，為挑唆民族仇恨而宣揚的。
而且，從從史料的角度上說，也沒有任何可以佐證“減丁政策”的蛛絲馬跡，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實。
而大家另一個主要觀點，藏傳佛教的影響到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
但藏傳佛教的興盛，顯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過宗教施加影響是一個更柔性的因素，因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對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說中原地區也曾流行過外來宗教，但宗教並沒有深刻改變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更何況，蒙古地區從原始的薩滿教轉向藏傳佛教的進程，從蒙古帝國時期就開始了，而這時候滿族作為一個民族還遠遠沒有出現。
所以，只能說滿族人有意識的藉助了它的影響，而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選擇，二者間的主次關係是有很大區別的。
涼州會盟
自從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帝國後，彪悍的蒙古鐵騎就像狂風一般席捲了整個世界。但必須得承認，當時的蒙古帝國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設實在是不值一提。別說高等級的文明特徵，就連文字都沒有，宗教也停留在殺生祭祀的原始階段。
因此，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幾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當地文化同化。進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漢文化，中亞的蒙古族信仰了伊斯蘭教，而接觸了藏族之後，大量蒙古人開始轉信了藏傳佛教。
作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闊端與薩迦班智達（薩迦派，俗稱花教）的涼州會盟。但必須要注意一點，元朝被重新攆到草原牧馬之後，蒙古人的宗教系統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薩滿教階段。
直到1578年（明神宗萬曆六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俺達汗的“青海之晤”後，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遺忘的藏傳佛教。
這就是為什麼，蒙古地區大多數人信奉黃教（格魯派）而不是薩迦派的原因。要知道涼州會盟時，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格魯派的教派存在。
俺達汗畫像
隨著俺達汗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衛拉特法典》的頒佈，從法律上約定了佛教的國教地位。
法典不但規定了僧人的來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但此人的親戚可用牲畜贖回獻身者，是王公則出牲畜五頭，是平民則出牲畜三頭”。還詳細規定了僧人的特權，“向喇嘛及班第（上層喇嘛的徒眾）徵用大車者，處以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賤役者，處以馬一匹的財產刑”、“掠奪僧侶所屬愛馬克者，處以鎧甲百領、駝百隻、牛千頭之財產刑”。
但有意思的是，幾十年過去後，並沒有證據表明，蒙古地區的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因此，滿清只是藉助宗教的手段來消磨蒙古人，而不是僅憑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脅。
但公允的說，佛教的繁盛確實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清朝初年，各部統計的蒙古族人口約為216萬人，到了清末，僅剩下171萬人。
要知道，當時清朝整體人口呈現爆發式的增長，唯獨蒙、藏這兩個佛教繁盛的地區人口增長停滯。藏地生存環境比較惡劣，人口增長曆來都比中原緩慢，但蒙古地區則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
大量的僧伽階層確實對蒙古的社會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並不止於人口的減少，還在於寺院供養也是對社會財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這種分配，越來越呈現向少數人的聚集。
有資料記載，每個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兩白銀的供養成本，和當時要上戰場搏殺的八旗兵基本上一個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數據計算，蒙古地區每年都要為此支付1250萬兩白銀，平均每戶牧民每年都要承擔8兩左右的白銀。
應該公允的說，滿清政府是通過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將蒙古人民進行了人群劃分，將整個蒙古劃分為僧人和俗人兩個部分，並通過鼓勵供養的方式，誘導了大量蒙古人投身於宗教團體。網上傳說，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個兒子中，必須有一個出家的傳聞，肯定是胡扯，沒有任何一部蒙古史書有過類似記載。
不需要奮鬥就能擁有衣食無憂的生活，又有多少人會拿起刀來拼命呢？
另外，滿清政府對蒙古地區大活佛的冊封也有著政治考量，本來整個蒙古地區都以外蒙（喀爾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為尊，但公元1693年（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將章嘉呼圖克圖活佛世系扶持起來，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東格魯派（內蒙古地區）。這實際上，攤薄了外蒙活佛世系的權利。
章嘉一世
那麼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政府還採取什麼政策呢？這就要說到，他們在蒙古地區推行的
“盟旗制度”了。作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區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蒙古盟旗制度從1624年（明天啟四年，後金天命九年）開始實施，至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部東歸全部入旗為止，歷時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制度有效的解決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領權利過大的問題，將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劃分了固定的牧區，割斷了各部之間的傳統聯繫。
更重要的是，從前從屬於一位首領的大部落，被劃分為好幾個旗，每個旗都有各自的札薩克（執政官），直接向清政府負責。
在編旗的過程中，遵循如下原則:1、原來的領主能否成為扎薩克，並不完全取決於其原來的成分，還要考慮其政治表現，如對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貢獻大小；2、編制戶口時要重新考慮，使之大體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實力太大；3、編制牛錄，基本是按照整齊劃一的標準進行，使之更像軍隊，這樣更加容易指揮；4、登記戶口，保證兵源；5、牧地一經劃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畝，違者要受到處罰。
盟旗制度實施後，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勢力，將中國曆代政府都異常頭痛的北方邊患化解於無形。
以至於，連長城都失去了意義，難怪大麻子康熙帝曾頗為自詡的說:“普秦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恩施於喀爾喀，是指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當然了，作為一項歷時百年的政治制度，不是我們三句兩句就能講透徹的。這個政策的內容和意義足夠寫一本專著了，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可以看《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這本書。
如果簡單點說，清政府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另一套人群細分政策。將整個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個個稀碎的牧場藩籬之內，讓這些奔馳的烈馬，失去了縱情馳騁的遼闊草原。
另外，這個政策還有一個令人細思恐極的內核，制定這一政策的政治家，對於蒙古人的性格特點掌握之透徹，實在令人髮指。
要知道，蒙古族兄弟們自古以來就不太團結，各部落之間的掠奪和仇殺司空見慣，大部落正是用這種優勝劣汰的方式壯大自己，最終便會出現，成吉思汗這樣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國這種龐然大物。
但你不能說，這是因為蒙古人性格上有什麼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環境造成了這種情況。
隨時隨地的遊牧生活，讓草原民族難以固化，各部落之間相距甚遠，談不到有什麼親情和睦。而且，遊牧的生活，抵禦災難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發生災害，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所有人都會拿起武器，去掠奪別的部落和國家。
既然這樣，那就一種劃分牧場的方式來固化民眾，讓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區域，這樣彪悍的蒙古人便和農耕文明的漢人沒什麼區別了，失去了馳騁的草原，在烈性的駿馬也得低頭。
除此之外，滿蒙通婚、分化拉攏蒙古王公等等，都是清朝對蒙古使用的手段。正是在這些手段疊加作用下，清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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