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週，中國股市出現了大幅波動，再度引發了對中國資本市場的諸多擔憂，包括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結構缺乏足夠的理性，同時也缺乏有效的做空或者做多機制，使得市場價格容易出現大幅波動。而目前經濟還處於下行期，股市的短期大漲也引發了對投機泡沫的擔憂。
確實，中國資本市場在過去確實存在著許多缺陷，但是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資本市場誕生才不到30年，而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已經運行了100多年，因此我們現在的很多問題他們當初也經歷過。而要理解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以及為什麼從去年到今年，中國先後出現了債券牛市和股票牛市，其實也需要從歷史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未來。
01
中國居民，財富主要是房子
在中國，過去10年是房地產的黃金十年。而得益於房價的持續上漲，房子也成為中國居民財富的主要載體。
根據瑞信研究院2018年度的《全球財富報告》，截止2018年，中國居民擁有的總財富約為52萬億美元，約合357萬億人民幣，其中金融資產佔比約38%，而非金融佔比約為62%，而非金融資產其實主要就是房子。
外資對中國的研究未必精確，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8年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測算中國城市家庭總資產為428.5萬億人民幣，其中住房資產佔比高達77.7%，而金融資產佔比僅為11.8%，還有10.5%是其他類資產。
我們自己也做了類似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居民18年的總資產為465萬億人民幣，其中房產佔比為70%，而金融資產佔比為30%。
因此，綜合各項研究來看，中國居民財富中房子佔據絕對大頭，佔比在70%左右。而根據《全球財富報告》的數據，從全球來看房產的佔比不到50%，這意味著中國居民財富中的房產佔比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02
工業化時代，房產是財富的載體
為什麼中國人買了這麼多房子？
一個解釋是這是中國人的天性，華人不管到哪都愛買房，但事實好像並非如此。比如在中國臺灣，居民房產佔總資產的比值只有34%，而金融資產佔比高達66%。新加坡也是華人社會，但是居民房產佔總資產的比值也只有45%。
我們認為，之所以房地產成為了中國居民財富的載體，和過去我們所處的工業化時代有密切的關係。
工業化時代，房地產主導了經濟。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開始了起飛，並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進程，成功地成為了世界工廠。這背後有著人口紅利、城市化和全球化三大紅利的推動，其中全球化帶來了外需，而人口紅利和城市化帶來了內需，並主要集中在房地產行業。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房地產行業並不大，18年中國的GDP高達90萬億，而房地產業增加值為6萬億，房地產只佔GDP的7%左右。但是換一個視角來看，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6.6萬億，而商品房銷售總額為15萬億，居民買房花掉的錢接近消費的一半了，說明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絕對不止7%。
統計局把房地產歸於服務業，而把給房地產配套的建築業歸於第二產業，如果把這兩者都定義為廣義房地產行業，那麼在GDP中的佔比就達到13%。而且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可以帶動無數的相關中上游行業，我們通過2012年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得到，廣義房地產行業的GDP每增加1單位，將帶動其它行業的GDP增加1.6單位，如果據此計算的話，我國1/3的經濟活動都與房地產行業有關。
此外，工業化的中國經濟過去主要靠投資驅動，而在三大投資當中，我們發現和中國GDP增速相關性最高的就是房地產投資，兩者的相關性高達70%，地產投資的變化幾乎可以解釋過去10年當中的每一次大起大落。
由此可見，房地產行業提供了工業化時代中國經濟的主要需求。
工業化時代，房地產主導了融資。
而房地產對於中國經濟的意義不僅是提供了需求，還提供了融資。
由於房地產具有極強的帶動作用，與地產有關的行業也在中國銀行信貸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截止18年末，中國房地產貸款餘額為38.7萬億，佔136萬億貸款餘額的比例高達28%，如果再算上採礦業、金屬冶煉加工、非金屬礦製造等與地產高度相關行業的貸款的話，佔比也達到接近1/3。
從債券市場來看，目前中國債券市場信用債餘額大約20萬億，其中房地產、建築業和採礦業三大行業的信用債存量佔比是35.5%，佔比超過1/3。
而影子銀行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為地產行業服務的，以信託業為例，18年3季度末非金融行業的資金信託餘額為12萬億，而其中房地產、建築和採礦三大行業信託餘額為4萬億，佔比也在1/3。
工業化時代，房地產承載了財富。
因此，在中國工業化的時代，房地產行業不僅負責提供經濟的需求，還提供了銀行的融資，同時也是居民財富的主要載體。這其實構成了一個完美的循環，只要中國老百姓不停買房，那麼中國就有增長、銀行有活幹、居民還有錢賺！
03
人口紅利結束，地產週期見頂
出生人口新低、年輕人口見頂。
但是，房地產這個循環的關鍵在於要有人買房，而中國現在最大的變化是大家不想生了。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在全面放開了二胎之後，2018年中國的新出生人口只有1523萬，比上一年減少了200萬，創下了過去50年的最低水平。
而由於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上一輪出生人口的高峰是1987年的2550萬，而中國人首次購房的年齡大約在25-30歲，這意味著中國的購房需求高峰已經在2012年-2017年之間見頂了，而且未來會持續下滑。
我們研究了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發現在所有這些國家，地產需求的頂峰都是和年輕人口的數量掛鉤的，一旦年輕人口的數量見頂，那麼地產需求就會出現歷史的頂峰。
在2013年，中國的商品房銷售面積曾經達到過13億平米的短期高點，但在沉寂了兩年之後，2016年中國商品房銷售面積激增至15.7億平米，並在17、18年進一步上升至17億平米的歷史高峰，貌似國際經驗在中國又被推翻了。
棚改貨幣化退潮、房地產歷史頂峰。
其實，過去幾年地產銷售井噴的關鍵動力在於棚改貨幣化安置。在13年時我國還沒有實施棚改貨幣化，而在16年以後每年棚改目標升至600萬套，其中50%以上都是貨幣化安置。假定每套住房100平米，就意味著16年以後每年棚改貨幣化帶來了額外3億平米的商品房銷量，這基本上可以解釋這幾年地產銷量的增加，因為新增的銷量基本上全都在棚改貨幣化加碼的三四線城市。
而按照18年時我國制定的3年棚改1500萬套攻堅計劃，在扣除18年完成的580萬套之後，意味著剩餘兩年的棚改年均目標僅為460萬套，相比過去幾年的600萬套降幅接近20%。我們統計19個省份公佈的19年棚改目標，計劃總開工260萬套，比18年下降了20%。
因此，在棚改貨幣化逐漸淡出之後，我國房地產銷售將回歸人口結構主導的主線，這也就意味著地產銷售的歷史大頂或已在過去兩年出現，而19年的頭兩個月主要城市和地產商的地產銷售均出現大幅負增、而且主要在三四線城市，或是地產銷售見頂的最好證明。
04
後工業化時代
資本市場是財富的載體
服務和科技產業崛起。
但是，美國等的經驗顯示，房地產銷量會隨著人口紅利見頂，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的見頂，這只是意味著工業化的結束。
而在後工業化時代，雖然買房的人變少了，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大家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業的需求會持續上升，與此同時，大家也願意為人工智能、5G手機付費，這意味著科技和服務業將是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資本市場成為財富載體。
而在後工業化時期，財富的載體將發生變化。在工業化的時代，是房地產在承載著居民的財富。而在科技與服務業主導的時期，是那些提供科技與服務的公司在創造財富，而所有公司的資產都是由股權和債權構成的，所以這些股權和債權將是未來的財富載體。
比如說大家都愛用華為的手機，也對華為的5G技術充滿期待，這說明華為的研發創新就是在創造財富，而華為公司的股權和債權就很值錢。
同樣的道理，大家離不開微信和支付寶，需要更好的醫療和教育服務，那麼騰訊和阿里、以及那些能夠提供優秀醫療和教育服務的公司就是在創造財富，這些公司的股權和債權也承載著財富。
美國居民、主要財富是金融資產。
我們發現，美國居民的財富構成和中國截然相反，他們的金融資產佔比高達70%，而房產的佔比不到30%，而這些金融資產裡面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銀行存款，而有超過80%的部分是股票、債券或者養老金，而養老金其實也主要投向股票和債券。
所以，美國經濟其實是和我們不一樣的財富循環。他們居民的資產主要投向資本市場，投向美國公司的股權和債權，而這些公司則負責提供好的科技和服務，只要這些公司能夠持續創造價值，那麼美國居民的財富就能夠保值增值，而美國居民有錢之後就可以放心消費，去享受這些公司提供的科技和服務。
我們發現，不僅是在美國，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其居民財富都是以金融資產為主。例如日本居民的金融資產佔比高達61%，而英國也有53%。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其居民財富都是以房地產為主，例如印度、印尼和泰國的居民房產佔比均超過70%。這其中透露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後工業化時代的財富載體將從房地產轉向資本市場。
穩就業
2019年中國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超過1500萬人，特別是高校畢業生數量高達834萬人，再創歷史新高。重壓之下如何穩就業？
財政將為穩就業提供“真金白銀”。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稱，今年擬安排就業補助資金53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9%；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專項資金237億元，同比增長26.6%。
穩金融
既要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又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當前穩金融“兩難”“多難”不少。
對此，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給出“平衡術”：穩健貨幣政策要優化結構，進一步加強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支持。此外還要兼顧內外平衡，考慮貨幣政策時要以國內經濟形勢為主，同時也要兼顧中國在全球經濟關係中的位置。
央行副行長潘功勝表示，在支持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過程中，要防止盲目支持、突擊放貸，增強對未來金融風險的防控能力。
穩外貿
世界經濟復甦步伐趨弱疊加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今年中國外貿如何應對挑戰？
中國商務部部長鐘山稱，今年將從三方面促外貿穩中提質：穩規模，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合作，為外貿企業減輕負擔；提質量，鼓勵高技術、高質量、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積極擴大進口；轉動力，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
穩外資
2018年中國吸收外資額規模創歷史新高。眼下全球跨境投資整體低迷，中國怎樣繼續保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從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的表態來看，今年中國將在吸引外資上打出“組合拳”，包括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的範圍，對外資准入前後都實行國民待遇等。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稱，儘管目前國際引資競爭加劇，但中國擁有市場龐大、經濟增長穩定等優勢，外商投資法如獲通過也將優化營商環境。在此情況下，“今年利用外資仍然能夠穩定規模、提升質量、優化結構”。
穩投資
2018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9%，增速比上年回落1.3個百分點，儘快提振投資刻不容緩。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明確，各級政府投資“不必要也沒有可能去搞‘大水漫灌’”，而要突出精準，以產業政策的精準調控撬動社會資本。同時，還要嚴防形成新的債務，嚴防“半拉子”工程。
何立峰並表示，今後將降低准入門檻，擴大准入空間，進一步幫助民營企業解決融資貴、融資難問題，幫助民間投資平穩健康發展。
穩預期
預期對市場經濟至關重要。針對當前市場種種憂慮和擔心，多部委密集開出“定心丸”。
用何立峰的話說，中國經濟雖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但總體趨勢還是穩中有進的”，相信“一定能實現今年預定目標”。
政府債務風險有多大？劉昆算了筆細賬：到2018年末中國政府負債率為37%，遠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中國這方面(政府債務)的風險是非常低的。”
國企改革是“國進民退”？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明確否認：“國進民退”“國退民進”觀點在邏輯上和實踐上來講都不正確。在一定時期內，在某個領域，就每個企業來講可能有好有壞，可能會有差別，“這也是正常的”。
真正轉型的是什麼，是轉向市場化，廢除阻礙企業家的行為、企業家創新、企業家的創業這樣一種制度，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我不主張跟某一些人，哪怕你很偉大，馬雲、馬化騰也不要給他任何優惠政策。
這種優惠政策不僅僅是不公平，而且阻礙未來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已經成功的企業家，只要政府不保護他，他必須不斷的努力，才能夠保持先進。
我的題目是“從創新的不確定性看產業政策面臨的挑戰”。首先聲明一點，我講的產業政策有嚴格的定義，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產業政策。
另外，我今天講的產業政策，其目的是提升技術進步和創新，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區發展平衡等等這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在我討論的範圍之內。
說到產業政策，目前的認識有誤區。我們假定創新是可以預測，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預測的。有一部分人特別聰明，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也可能是企業家，他們能夠知道未來應該發展什麼，並且就這樣一個前景達成共識。我們認為基於這樣的產業政策，就是正確的。
舉一個例子，聰明如愛迪生這樣的人也犯了兩個錯誤，他認為交流電會贏，最後證明直流電贏了。燃油車和電動車競爭，他認為電動車會贏，實際上他也錯了，燃油車贏了。為什麼聰明的人也會出現錯誤，是因為創新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這個世界之前沒有的，沒有平均值，沒有方差，所以不可預測，但是每個人可以作出自己的決斷。但是這個判斷在事前沒有辦法證明誰是錯的，誰是對的，只有事後才有結論證明“對錯”。
創新有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一，技術上的可行性是不確定的。第二，商業價值是不確定的。第三，創新的成果依賴於相互互補甚至競爭性的一些技術，它的這個前景也是不確定的。第四，體制和文化對於創新的態度也是不確定的。
分別解釋這四個方面：
一、“技術本身是否可行”是不確定的。
舉個例子，200多年前，英國企業家威爾金森提出用鐵製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東西能不能漂在水上這是不知道的，當他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99.9%的人全反對，所以他被認為是一個瘋子。
100多年前，美國萊特兄弟提出要造飛機的時候，比空氣重的東西要漂在空氣上面，這是不是可行？當時的技術情況下，也是不確定的。所以他們實驗當中反對的聲音遠遠多於支持的聲音。
同樣半個世紀前，美國二戰期間要進行核實驗的時候，核裂變能不能產生那麼大的能量爆炸？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實驗成功之後，才說這是有可能的。
同樣我們最新的例子——iPhone手機，當時喬布斯提出要用多點觸控技術來替代鍵盤，包括蘋果公司的技術專家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這個技術也是不確定性。微軟的技術人員更認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一直在熱衷於搞手寫筆或者鍵盤的這樣的手機技術。
二、商業上的不確定性。
一個東西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在商業上成功與否其實並不知道，最初愛迪生髮明照明系統時，煤氣照明系統已經很普及了，電力系統能不能夠戰勝煤氣照明系統，這在商業上並沒有清楚的答案。
同樣，我們知道最近比較多的例子，像英國的協和式飛機，速度非常快，技術上證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後在商業上失敗了。
最近我們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機，技術上沒有問題，而且上了一百多架，但是空客已經停止再生產這種飛機，為什麼，因為在商業上是沒有價值的。
喬布斯在1975年創辦了蘋果，1985年他被趕下臺了，為什麼被趕下臺，就是因為栽在電腦上，商業上賣得不好，他遭到了董事會全體的批評否決，最後被趕下了臺。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是因為一個創新出現後，它的商業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後續的一整套的技術改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個人計算機到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到智能手機，每一個後來的領導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領導者，或者前面的領導者都在下一個新一代的電腦面前變得默默無聞，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沒有能夠看到商業上的變化。
三、相關技術的不確定性。
我特別介紹一下：互補性技術。舉兩個特別有名的例子：交流電直流電大戰，為什麼交流電戰勝了直流電，最重要的一個進步就是後來出現了變壓器，有了變壓器之後，交流電高壓就是上萬伏的電流可以遠距離傳輸，然後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來了。
如果沒有變壓器發明的話，交流電要戰勝直流電就非常的困難。當然了，我們知道這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技術出現，對於交流電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貝爾實驗室發明激光之後，他們的法律專家，專利事務的法律專家都主張不要申請專利，因為這個對於他們ATM沒有什麼商業機會。激光什麼時候變得有商業價值呢？
1976年康寧公司生產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根據這個玻璃就產生了我們今天講的光纖，由此替代了原來的銅線纜，使得4G、5G成為可能，如果沒有玻璃技術大的創新，這個激光就沒有多大的商業可能，現在，激光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包括講課我們也需要用到激光。
燃油車和電動車的變化也是這樣的，發動機的進步，包括傳輸裝置以及汽油改進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些進步燃油車要替代電動車也可能非常的難。
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確定性。
創新是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就一定會使得一些利益受到損害，這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會盡一切努力來阻止這種新技術的出現，有一位技術專家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他說任何一個創新其實遇到的朋友很少，敵人很多。所以他們非常的難。
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很多很多，由於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了。最著名的蒸汽車，蒸汽車比火車還要早，商業上運行比較成功，為什麼最後失敗了，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向英國國會遊說，英國國會出現了所謂的紅旗法，紅旗法一出現了之後蒸汽車速度不能超過人，每一輛蒸汽車前面要舉著一個紅旗，叫做紅旗法，最後這些公司都破產了。
由這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產業政策悖論，當我們制定一個產業政策時，我們是以某種共識的存在和創新的可預期性為前提。按照定義，創新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意味著創新沒有共識，不可預測。
反過來，如果一個東西大家可以達成共識，所有的人，大部分人認為是對的，它已經不再是創新了。同樣，我們可以講，如果一個東西能夠達成共識的話，我們也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達成共識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自覺做，有利可圖，就不需要我們專門出臺這個產業政策了。
產業政策的自我證成，一種政策好像證明自己是對的，其實它是不對的。政府要鼓勵養狐狸。另外一個政策說養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財政補貼，可以得到免費土地、優惠的信貸，甚至他們的孩子可以優先上大學。
如果所有經營狐狸的這個商家可以做到補貼，吃狐狸肉、吃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補助，如果任何人要養其他動物或者其他吃其他動物的肉，你必須先養一定量的狐狸，這樣才可以養羊、養豬。那麼狐狸這個產業一定會發展的很興旺。
如果再進一步，政府出臺一個政策，這個政策說任何人如果你養了非狐狸的動物，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那麼養狐狸產業就可以變為了最大的養殖產業。但是這不能證明養狐狸這個政策是對的。
這就是我講的一個產業政策自我證成，但不能證明它是對的。這是有針對性的。
我們現在來看新能源汽車，得到各種各樣的優惠，各種各樣的補貼，2025年政府不再允許使用燃油車，都只能使用電動車，那個時候燃油車會被淘汰，但是這也不能證明鼓勵電動車的政策就是對的。因為用政府的政策消滅了其他可選項這是非常危險的。看到一百多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就在競爭，最後燃油車成功了，這是靠市場的成功。
今天，新的技術出現了，可能未來電動車完全替代燃油車，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來完成這些工作，我們可能消滅了也許更有潛力的技術。
我們過去一百年來，燃油車的效率提高了八倍，電動車的效率提高了不到兩倍，而且燃油車本身的進步潛力仍然非常大，所以說，我們只能留給市場來鼓勵，而不是政府鼓勵這些事。
市場與計劃的區別。簡單來說，市場經濟是分散的，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計劃經濟是集中決策，有一批聰明人，專家他們制定一些計劃，政府說了算。
有人問，市場就不犯錯誤嗎？市場當然會犯錯誤，任何體制下都會犯錯誤，因為人本身不是完美。計劃和市場最大區別是什麼？最大的區別就是市場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糾錯的機制。
假如說一個企業家他作出了一個錯誤判斷，企業其他企業家發現可以賺錢，也就是說每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都是其他企業家賺錢的機會，這市場競爭下總會有人挑毛病糾正錯誤，儘管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的決策失誤，但是最後經過競爭，適者生存，留存下來都是有生命力的技術和產業。
相反，在計劃經濟下出現了錯誤，誰來競爭錯誤呢？沒有人來競爭錯誤。有一些犯錯誤的人，做出錯誤決策的人自己不會糾正錯誤，因為糾正錯誤他沒有臉面了，丟人了，其他人也不可能糾正錯誤，因為你糾正了錯誤，就是得罪人，你自己得不到好處。
我們可以看到計劃經濟下犯的錯誤得不到及時的糾正，小錯誤變為了大錯誤，尤其是計劃經濟下，我們可以看到連帶掩蓋錯誤。原來計劃一百萬做成的事，現在計劃投入十個億，你說做成功了，其實是做失敗了。
這樣一個原因，使得計劃經濟包括產業政策，所有的這些決策，最後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的負面的東西也更多。所以我們要想讓技術得到有效的發展，真正變為一個社會的創新，一個社會的創新我們是要讓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後通過市場競爭篩選什麼樣的技術、什麼樣的產品、什麼樣的產業是最有前途的。
現在大家有一些對產業政策定義太寬，幾乎所有政府都叫產業政策，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討論的，不太容易聚焦。
當然了，產業政策轉變比不轉變好。像過去那樣的產業政策帶來的傷害是很大的，減少傷害也是一種進步。我剛才講的東西，並不是說不適合，我只是針對高新技術。王勇講的很清楚，那些產業更沒有必要制定產業政策。
為什麼？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得清楚的事情，企業家裡一定就有人看的比大家更清楚。比如說，中國過去那些各種技術的引進，企業家是削尖腦袋在改變。從最簡單的鄉鎮企業粗製濫造的落後方式，到很現代化的工廠，不是政府要求變的，只要你不阻止，他都會引進，恰恰政府引進的一些東西反而出了大問題。
傳統新型的產業給產業政策提供不了幫助，只能提供誤導，老的產業，只要讓企業家做，那麼它自然有辦法也有積極性做好這個事情。
王勇所說的“有為政府”其實我更喜歡周其仁所說的話，“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只有不用政策法律的辦法阻礙企業家做事，這個企業家就會發展出我們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東西，所有的企業家出國考察都會得到很多東西。
我還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不能用一種相反的東西來論證，如果我們一開始製造了冤假錯案，我們再平反冤假錯案，不能證明沒有你就不能平反冤假錯案，也不能證明沒有你就沒有冤假錯案。
真正轉型的是什麼，是轉向市場化，廢除阻礙企業家的行為、企業家創新、企業家的創業這樣一種制度，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我不主張跟某一些人，哪怕你很偉大，馬雲、馬化騰也不要給他任何優惠政策。
這種優惠政策不僅僅是不公平，而且阻礙未來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已經成功的企業家，只要政府不保護他，他必須不斷的努力，才能夠保持先進。
而且我們知道要新的年輕一代老想推翻它，老想取代它，這是好的事情。我不主張給任何人、任何企業家的優惠政策。
我想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政府，我們需要政府保護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包括財產權，這是政府最應該做的。如果政府能夠把這些權利保護了，每個人享受充分的自由，這包括創業的自由，創新的自由。
我們中國人的創造力就會很好的發揮出來。如果說在這些方面不做努力，我們的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證，包括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證，另一方面產業政策說我們在鼓勵這個，鼓勵那個，我認為這是不太恰當的。
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非常複雜，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一個領導人。還有一點，中國還有很多遊說型的集團也非常重要，有的時候像房地產的政策，很多都是房地產企業在這當中發揮的作用很大，有的時候甚至於一個偶然事件會引起政策的調整。
要說中國政策很靈活，是的，但即使一個國家太靈活的東西多了，尤其是從政府來講，可能並不是一件好事，政府需要堅持一些原則，這些原則上個人的自由、企業的自由選擇。
但有的時候這種靈活性，彌補了一下我們這個體制的侷限，比如說中國什麼都不能做，但實際上都能做成。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長遠、理想的治理狀態，對於整個國家的治理狀態，還是要有很大的改變。
李燕剛才講的非常清楚，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應該“倡導什麼和“強制做什麼”兩個區分快來。計劃生育，我們提倡大家少生孩子，30年前-40年代，和我們用強制的手段，包括一個公職人員多生一胎就開除公職，這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
包括企業家裡要做決策，我是鼓勵政府需要廣泛的傳播，政府所有信息都應該是公開的，企業家和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參考，這就是有意義的。因為政府有一些信息是別人沒有的。
閱讀更多 股道觀察交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