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逢吉,五代十國中與眾不同的文人酷吏,卻未能上《酷吏傳》

自從司馬遷的《史記》為地位不高的酷吏列傳以來,二十四史中的《漢書》、《後漢書》、《魏書》、《北齊書》、《隋書》、新舊《唐書》、《金史》都專門列有《酷吏傳》。
新舊 《五代史》未設《酷吏傳》,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五代十國沒有酷吏。

相反,在戰火不熄的五代十國,以嚴刑峻法殘虐百姓的官吏是經常出現的。

比如後唐的孔謙就是一位專以盤剝百姓錢財為能事的酷吏。像歷史上大多數酷吏一樣,他的地位也不高。除了這一類型的酷吏以外,五代十國還出現了少數地位很高的酷吏,如當過後漢一朝宰相的史弘肇與蘇逢吉。

但是細究看來,史弘肇與蘇逢吉他們的地位都很高,但是兩人的出身卻不同,所以兩人並不是同一類型的酷吏。史弘肇是武人出身以軍功崛起,而蘇逢吉則是一個標準的文人。

蘇逢吉,五代十國中與眾不同的文人酷吏,卻未能上《酷吏傳》

今天羚羊要為大家講述的就是這個出文人出身的酷吏——蘇逢吉。

蘇逢吉因母親早逝,自幼隨父親蘇悅,並跟著父親學寫文章。後漢高祖劉知遠任河東節度使的時候,蘇悅充當僚屬, 是劉知遠麾下的一名文官。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裡,蘇逢吉常常代父親作奏、記。

後來,蘇悅向劉知遠推薦自己的兒子時,也特意強調了蘇逢吉善寫文章的優點。

他是這樣對劉知遠說的:“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豪,性復修恪,如公不以肫犬之微,願令侍左右。”

於是,劉知遠馬上召見了蘇逢吉,看到俊秀非凡、氣質出眾的蘇逢吉,劉知遠頓時起了愛才之心,提拔他為自己的賓佐,讓他參與河東乃至於天下政治的謀劃。

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后,擁有謀劃之功的蘇逢吉,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沒過多久,他就做了宰相。


善寫文章、精通謀劃的蘇逢吉是一位典型的文臣,但這絲毫沒有妨礙他成為一名奸詐暴虐的酷吏。做了宰相之後的蘇逢吉便開始為所欲為。

朝廷中各種政務,事無鉅細都要經過蘇逢吉,但是獨攬朝綱的他,做決斷毫無章法全憑自己的喜惡肆意而為,而且根本不管是否妥當與公正,也不聽取他人的意見。

例如官員的選拔考核,自隋唐以來均由吏部負責,並且有很成熟的一套選拔考核制度。但蘇逢吉在任宰相期間,任憑自己的喜好,隨意提拔官員,以至於在當時出現了從白丁直接跨入仕途、從流放者一躍而成為地方長官等諸多打破常規的現象,百官敢怒不敢言。

蘇逢吉,五代十國中與眾不同的文人酷吏,卻未能上《酷吏傳》

明目張膽的向百官勒索財物也是蘇逢吉為所欲為的一種表現。

獨攬朝綱的蘇逢吉時常利用手中的特權, 向那些需要晉升的官員勒索財物。無論是哪位官員,只要他稍具財富,蘇逢吉就會派人去勒索。

他的妻子武氏去世後,他強制命令下屬送上綾羅絹帛,他妻子的葬禮也因此辦得非常盛大。一般說來,收受賄賂的勾當都是在暗中進行的,但像蘇逢吉那樣直接伸手去要的,卻也是不多見的。


歷代酷吏都喜歡殺戮,視法制為遊戲,視百姓性命如同草芥。蘇逢吉雖為文人出身的宰相,卻被稱為酷吏,正是因為,他也嗜殺。

前宰相李崧為契丹所俘後,後漢高祖以李崧宅賜蘇逢吉。李崧返朝,其宅仍為蘇逢吉所佔。

正巧,李崧家的一名奴僕想誣陷主人謀反,蘇逢吉為了徹底地佔有李家田宅,遂誘使奴僕汙衊李崧謀反,隨即逮浦了他的全家,並把李崧關進了天牢。

嚴刑拷打之下,李嶼不甘受辱替他的哥哥招供道: “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 同放火謀亂,其告(指奴僕所告)是實。”

就在蘇逢吉覺得還不夠,於是又把供詞中的“二十人”改為“五十人”。這樣, 李崧及其家人全部被殺。

後漢立國不久,盜賊四起。

為了捕盜,蘇逢吉自草詔書說:"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鄰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

有人反對他的這種做法, 說:“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鄰保同罪,不亦甚乎?”

蘇逢吉不聽,僅僅去除了詔書中原有的“全族”兩字。

這兩個字雖然去掉了,仍然意味著居住在盜賊發生地周圍的無辜百姓,不管是否鄰居,也不管是否擔保人,都要被處以死刑。

正因為如此,當時被派到鄆州捕賊的使臣張令柔竟把平陰縣十七村的村民殺盡;衛州剌史葉仁魯把協助他捕盜的村民當作盜賊抓了起來,挑斷手筋腳筋,然後扔到山腳下,累日而死。

蘇逢吉,五代十國中與眾不同的文人酷吏,卻未能上《酷吏傳》

又有一次,劉知遠過生日時,要蘇逢吉“靜獄”以求吉祥。

蘇逢吉來到獄中,不管囚犯情節輕重,全都殺掉。然後,他向劉知遠稟告說:“獄靜矣。”

蘇逢吉隨意殺戮、草率為法、任情違法,與漢代著名的酷吏張湯毫無二致。

蘇逢吉還善於用離間計殺人。史弘肇、楊邠遇害,就是由蘇逢吉幕後操縱所導致的。

李皇后的弟弟李業很想做宣徽使,但史弘肇、楊邠相阻,李業由此與兩人結怨。蘇逢吉得知後, 就經常在李業面前“微以言激怒之”。

於是,李業等人以議事為名召史弘肇、楊邠二人,並乘機殺了他們兩人。

奇怪的是史弘肇、楊邠二人的現場,並沒有出現蘇逢吉的身影,這是因為他有意要躲避現場,。待到史、楊被殺的消息傳來後,他又表現出驚駭的神態,似乎這事與他毫無關係。

由此,他又輕而易舉地得到知樞密院事這個位高權重的朝中第一實權官職,掌管後漢王朝軍政大權。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蘇逢吉虛偽奸詐的一面。


然而,蘇逢吉畢竟是個文人。當後來稱帝的周太祖郭威率兵來攻開封時,他開始害怕了。

他對天官(吏部尚書)王處訥說: “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旁,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

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末日就要來臨。不僅如此,他還想到了自殺。

他先是和同僚痛飲,喝醉後即想拔劍自刎,但因左右阻攔而未能成功。

第二天,他逃到一農民家裡,便在那裡自殺身亡。

蘇逢吉為什麼要自殺?

他自殺前心裡又想了些什麼?

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已經無法深知了。

但我認為蘇逢吉之所以選擇自殺這條路,是因為他的羞恥之心起了作用。

文人可以為惡,甚至有可能像十足的惡棍那樣罪惡累累,但文人終究不同於惡棍,儘管他罪惡累累,但文人的良知和羞恥心終究會在某一天回到他的身上,這也是我們今人常常說起的文化制約。

蘇逢吉,五代十國中與眾不同的文人酷吏,卻未能上《酷吏傳》

蘇逢吉死前夢見被自己迫害致死的李崧,這大概與他的羞恥之心的迴歸密切相關。良知使他反省,羞恥使他覺得難以自容,至此,尋求自我解脫的路子只剩下了自殺這一條路了。

蘇逢吉最後決定走了這最後的一條路,一次不行,再來一次,最終完成了自殺的願望,也完成了自己的選擇。

歷朝歷代的其他酷吏往往不會有自殺的願望,更不會作出自殺的選擇,只有文人出身的酷吏蘇逢吉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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