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先覺彈盡糧絕之際，選擇了有條件投降
衡陽保衛戰乃是中國抗戰史上最輝煌的戰役之一。此役，方先覺率第10軍，從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守衛衡陽四十七天，戰鬥之慘烈，令時人動容。但方先覺未能殺身成仁，而於最後關頭選擇投降日軍，亦頗令時人遺憾。
按當日情形，衡陽戰事至8月7日，守軍已彈盡糧絕。方先覺在軍部召集高級將領，討論最後對敵方略。時為預備第10師政治部副主任的楊正華回憶，“方先覺身邊常佩的手槍，早於一日前被跟隨多年的王副官取走，以防他自殺。”新編第54師師長饒少偉則說，他當日“看到方先覺裝著啼哭的樣子，一面說：‘我的手槍呢？’一面打開抽屜尋找，好像要自殺。其實，他的手槍早已被收拾起來了……”稍後，方先覺選擇聽從周慶祥建議，投降日軍。
在投降以前，方先覺擬定了七項條件，包括要求日軍保留第10軍建制、不殺俘虜、優待受傷官兵等。他還要日軍，派飛機送自己“到南京見汪精衛”。戰事結束後，方先覺也對記者表示，“今後必將本人之一切，獻於英明之汪主席，協力新中國之進展”。其投敵性質，當無疑義。
在軍部討論後第二天，方先覺率周慶祥、葛先才、饒少偉等與日軍談判。日軍指揮官當場拒絕了方先覺的七項條件，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方先覺表示：“服從這個要求”，隨後被任命為汪偽“先和軍”軍長。
需要說明的是，方先覺投降之時，衡陽防線尚未被完全攻破。日軍在8月7日攻勢後，“依然不得進展, 估計進攻戰還需要幾天時間”。在這一天前後，國民政府派出的援軍已至衡陽外圍，給日軍造成很大壓力。攻陷衡陽後，日軍暗自慶幸，“戰爭的勝負誠然在於最後的5分鐘。如固守衡陽之敵誓死決一死戰, 或將出現‘英帕爾 的結局”。英帕爾一役，英軍與日軍激戰數月，終於防守成功。
對方先覺之降日，重慶方面至晚在8月16日即已完全瞭解實情。當日，國軍最高軍事執法長官何成濬，在日記中慨然嘆息道：
“方將軍等苦戰四十餘日，聲名烈烈，雖庸人孺子莫不稱道其忠勇，如堅持到底以身殉職，則在中國史冊上，張巡之守睢陽不能專美於前也，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
二、蔣介石堅持讚譽方先覺為“當代軍人之楷模”
遺憾之餘，令時人更感疑惑的是，方先覺從日佔區逃回重慶後，蔣介石及軍令部對其非但沒有處罰，反而一再嘉獎，乃至譽其為“當代軍人之楷模”。
究其原因，與國民政府當日在盟國中所處之尷尬地位有很大關係。當時，不獨英國一再詆譭中國所起到的抗日作用，美國亦對國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失去信心，一再要求蔣介石將中國軍隊指揮權交予史迪威。為證明中國抗日之決心及中國軍隊之戰鬥力，蔣介石對衡陽保衛戰極為看重，且不遺餘力進行國際宣傳。譬如，當其“收到”方先覺等發誓“以一死報黨國”的所謂“最後一電”後，立即指示發表，儘量擴大影響。
其實這個“最後一電”，頗為可疑。首先，電文沒有按正常程序通過軍令部，而直接發到了蔣介石的侍從室；其次，包括蔣介石等軍政高層在內，至今無人見過電文原件。退一步說，即使這個“最後一電”確為方先覺所發，在衡陽戰局不明的情況，貿然將其發表，也欠妥當。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所言，此電一旦發表，“萬一方等被俘後有不名譽情事, 豈不遺笑於人。”
徐永昌竟一語成讖。電文發表後次日，方先覺投敵的消息就相繼傳來。徐永昌在日記中說，“二廳報告,收敵廣播,述方先覺率師長等舉白旗投降經過”，後又“據由衡陽逃出工人述,該軍曾舉出大的白旗派官長向敵講條件,不允,又經炮擊,乃降云云”。方先覺投敵一事已然確鑿，但蔣介石為維護早先的宣傳口徑，只能無視事實，下令反駁。
其後，中國報刊遂統一口徑，對方先覺投敵之事一概不予承認。至12月周慶祥、方先覺等衡陽守將先後逃回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向方先覺軍長歡呼》，仍讚譽這些人是“力竭被俘”，方先覺“脫敵囚而回到重慶”，“沒失掉中華軍人的節操”。
至於如何處理歸來的方先覺等人，軍令部主張不再任用。但蔣介石出於將方先覺形象維護到底的目的，直接任命其為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10軍軍長，以堵塞衡陽守將投降日軍的“謠言”。
只是這種近乎自欺欺人的做法，並未能阻止“方先覺投敵”這一事實的傳播。如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曾在一次會議上，指責蔣介石“功罪不分”：“若認為方先覺守城有功，則賞之尚輕；如認為降敵有罪，則不應該不罰。”
在方先覺一事上，蔣介石如此“不理性”，有其必然性。國民政府抗戰的總體方略是“苦撐待變”，但若無盟國援助，中國勢必無法單獨支撐戰局。在既不能失去美國信任，又不能讓出軍隊指揮權的情況下，蔣介石惟有希冀方先覺在衡陽擊敗日軍，顯示國軍實力；蔣氏發表所謂的“方先覺最後一電”，或許亦有代立遺囑，暗示兼勒令方先覺必須戰死之用心。但結局沒有按照腳本上演，蔣介石亦只能罔顧事實，繼續讚譽降日歸來的方先覺，乃“當代軍人之楷模”。其無奈與尷尬，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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