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日，《新潮》創刊號封面，刊名為北大校長蔡元培題寫。圖片來源：網絡）
傅斯年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時更情緒化；受胡適影響，對學運保持距離，更不支持罷課；即將畢業，根本沒有做職業革命家的想法，必須務實考慮人生規劃。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從趙家樓回來的次日就與運動脫鉤。導火索是1919年5月5日，“有一個衝動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學，同他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里來工作。”這是羅家倫的記載，雖然迴避了打架的原因、細節，但傅斯年性格中剛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幾筆，躍然紙上。
與傅斯年衝突的對象，傅樂成說是胡霹靂，臺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說是許德珩，羅家倫說是姓陶的浙江籍學生。衝突的程度，有說傅的眼鏡被一掌打掉，有說傅捱了耳光，有說傅捱了一拳。總之是山東胖大漢傅斯年吃虧。
性情中人 譭譽參半
批判拳頭，不能代替拳頭批判。說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幹過。他直率衝動、好辯好鬥，用如今的流行語定位，典型一個“直男癌”。他在北大讀書時打過群架，“在紅樓門口幾十個人打我一個，把我壓在底下，還是傳達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新青年》編輯、留學後任北大教授的劉半農，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僅43歲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淚數次，稱劉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想到我們打架時，不知涕之泣然也”。這是一曲兄弟版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年輕時的傅斯年不僅會打架，而且會撒潑。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科學長、系主任時，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沒佔到便宜，轉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學教授羅家倫、何思源，一見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張嘴大哭，非要兄弟們幫他去打架出氣。很難想象這是一位30餘歲大學教授的行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運動只是表因，還有三層內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時更情緒化。羅家倫說傅“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段錫朋當時在北大的名氣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國民社。北大學生本來要推傅做剛成立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傅捱了一拳撂挑子，結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適影響，對學運保持距離，更不支持罷課。五四運動後期，北大學生罷課。許德珩晚年回憶，“胡適曾親自出面要學生復課，遭到學生的拒絕。胡適又想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提議把北大遷到上海，願去者簽名，傅斯年、羅家倫都簽了名。陳獨秀先生知道後，把傅、羅叫去訓了一頓，此事遂告寢。”
其三，傅即將畢業，根本沒有做職業革命家的想法，必須務實考慮人生規劃。“自此而後，當閉戶讀書，努力為文化運動之一前驅小卒。惟學問可以益人益己，學本無成，出而涉世，本無當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張國燾等5名北京學生代表，隨蔣夢麟到美駐華使館，歡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雙方交談時，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後當發憤為學術上之研究，謀勞動者之生活，以知識喻之眾人，以勞力效之社會”、“獨立創造新生活，以圖淘汰舊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濟南參加山東官費出國留學考試，成績優異，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們都不主張錄取，因為他是《新潮》主編，是五四運動總指揮，是鬧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學長、時任山東省教育廳科長陳雪南力排眾議，說：“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
傅斯年有驚無險，最終過關。出國留學前，北大校長蔡元培書陸游《初發夷陵》詩“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闢天開指顧中”相贈，勉勵他在學問上豁然開朗、開天闢地。
傅斯年樹大招風，何止留學遇險，校內外都有非議。“平日任氣使性，不知人情為何物，故獲怨於人者尤多”，匿名恐嚇信就收到兩三封。“自《新潮》出版，波瀾層生，即同學中非之恨之者亦復大有人在。”段錫朋曾對傅斯年、羅家倫說：“二兄持新文學，反對之者引為眾的。”
他還常被謠言中傷。有人聲稱，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陳獨秀、胡適對此很氣憤，分別為北大出眾的學生闢謠。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寫文章公開駁斥：“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新潮”湧動 愛深責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堅定的同盟軍。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視為“非聖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這兩份分別由北大教授、北大學生主辦的雜誌，近在咫尺，相互呼應，同仇敵愾。
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傅斯年寫了許多文章，傳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他先於同輩青年啟蒙覺醒，懷著強烈的人文關懷，批判傳統糟粕，批判殘酷現實，奔騰於時代浪潮之尖，不僅成為公認的學生中的意見領袖，而且顯露出未來學術領袖的精神氣質和風範。
為什麼反對舊文學、擁護新文學？他緊扣一個“人”字：“我們所以不滿意於舊文學，只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我們用理想上的新文學代替它，全憑這‘容受人化’一條簡單道理。”
他抨擊我國漢朝之後的文學，“義貧而詞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學，誇張聲勢，大而無當，放而無歸，瓠落而無所容。”又從“人”的視角分析，我國自明中葉以來的文學復古，導致“文學與人生不免有離婚之情，而中國文學遂成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偽文學。”
中國傳統文化難免有“糟粕”，例如鼓吹專制、壓抑個性、培養奴性。新文化運動是個性解放的運動，傅斯年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就主張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以為群眾不宜消滅個性。故同人意旨，盡不必一致”，倡導青年學生“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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