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著作有《性命古訓辨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古代文學史》等。
1896年3月26日，山東聊城的一座老宅裡，一個嬰兒的誕生並未像其他孩子那樣，引起旁人對其自身的過度關注。因為，他的家實在太有名了。祖上是清朝開國第一狀元傅以漸，曾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在這之後，傅家更是進士、舉人連出，是個實打實的仕宦之家。就連嬰兒出生的宅子，都是康熙皇帝親賜對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的名宅。所以，長輩對新生兒的期望只是“不墮家風”而已。故此，他們依《詩經》名句“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為其取名傅斯年。沒想到，這個孩子長大後的成就，卻遠遠超出長輩的期許。
書香世家培養出的傅斯年，自幼便受到了正統的儒家教育。於是，家業的逐漸衰敗，雖然令他備嘗心酸，卻並沒有改變他“君子固窮”的堅守。他始終勤學不輟，以國學奠基，負笈津門，求學京都，併成為“五四運動”的總指揮。之後，他遊歐7年，在倫敦大學博採眾長，在柏林大學求會諸賢，在融匯中西學術的理論基礎上最終獻身教育，成為一代學林霸才。
生活在傳統中華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衝突、融合的時代，兼具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和熾熱的愛國精神的傅斯年，其教育志願是秉承其終身師友蔡元培先生而來。他說：“試想當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具人形識字者寥寥可數，蔡先生一人在那裡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故而，他以蔡元培為楷模，形成自己的風格和膽識。
在傅斯年眼中，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興國。他在從教之前就認為，救國首先要改造國民性，提高民眾的基本素質，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教育最為有效。因此，作為教育家的傅斯年，沒有注重探討教育的具體理論和方法，而始終關注教育的社會效果和目的，時刻注意為國家和社會培養輸送有用人才。他評判“有用”的標準有兩個：一是要有愛國思想；二是要有科技知識。故而，每當看到教育對於提高民眾素質產生了良好效應，對抗戰救國帶來巨大影響，傅斯年就深感欣慰。
此外，傅斯年在從教20年後，對辦學的目的和宗旨又做了進一步總結。在他看來，大學要以“尋求真理為目的”，要“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在此基礎上，他強調：“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
正是因為形成了上述教育觀點，傅斯年在辦學過程中特別注重教育的獨立性，極力避免學生成為政治勢力的工具。在他看來，學校作為教育的主要陣地，尤其是大學作為學術研究和教育的場所，應該具有相對較大的獨立性，不應受到政治機構的隨便干預，更不該受到政治勢力和專制統治者的控制。而他作為大學校長，在工作中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地位，不向政府高官妥協，更不像政府官員那樣具有嚴格的等級思想。但是，獨立並不代表獨斷專行。傅斯年認為“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絕不能有集權主義的作風”。
在招生和教學方面，傅斯年主張教育機會平等。其實，他雖然未在教育平民化方面走得太遠，但卻始終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而努力。從教早年，他就一再強調貧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機會應是均等的，並想方設法給貧苦學生學習以方便。他在給學生的公開信中說：“其用功而又優良成績的，我絕不使他因為無錢而輟學。”他通過觀察分析認為，影響學生求學的因素來自食、住、衣、書、病五個方面，就在工作中首要注重“協助學生解決生活問題”。
除去學術研究，傅斯年幾乎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在教育上。他一生沒有離開教育界，但正當他步入知天命之年，對教育實踐和理論深入研究與系統總結時，卻不幸猝然去世，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論研究成果沒有面世。但傅斯年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和自成體系的思想理論，他融合大刀闊斧與細密認真的辦學能力，他既溫柔又理智、既熱情又有條理的個人魅力，對當時與後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正如胡適先生對他的評價：“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作者單位系北京敬德書院）
《中國教師報》2018年05月30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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