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启年间，西安出土了一块产自唐朝的石碑，此碑一出，轰动全国，尤其是在中国传教的各地教士们问询前来，争相拓片。这座碑便是被外国人称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由于前来观看此碑的欧洲传教士众多，于是便有人起了坏心思，这些传教士先是对碑文进行拓片并翻译成拉丁语送往欧洲，并且提出购买石碑的想法，人们怕石碑被盗走，于是将它交给金胜寺的僧人保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导致碑亭被焚毁，石碑暴露于荒野，于是一些西方的学者想把该碑运往欧洲，并派公使到中国总理衙门要求政府出面保护石碑，总理衙门出了100两白银，可到了陕西只剩下5两，只够盖一间草棚的。
后来，一个丹麦学者想出3000金购买此碑，但由于政府的干预使他废除了购买合同，于是这个人复制了一个大小相同的石碑带到了伦敦，这个复制版和真品极像，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后在他又在复制品的基础上大量复制，并将它们放到了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那么有人要问了，如此一个石碑，为何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会这么看中呢，竟能动用公使以外交手段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保护石碑的诉求？
原来，这其中隐藏着一段长达千年的基督教历史。
西安碑林博物馆
说到这段历史，还得从一个叫聂斯脱里的叙利亚人说起。聂斯脱里本来是东罗马帝国（唐称大秦）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因此被东正教廷视为异端，并被革除主教职务，最后客死埃及。
而聂斯脱里的追随者则逃至波斯，并在波斯国王的保护下成为独立教派，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此三教也在中国被称为唐代“三夷教”。
内蒙古出土的景教墓顶石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僧人阿罗本携带者530部经书从波斯来到唐朝都城长安，成为大秦僧人入中国传教第一人。唐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阿罗本进京献景教经文，阿罗本将部分翻译成中文的经书交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阅，太宗看后，觉得景教经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治国安邦会有一定贡献，于是对景教大为推崇，并命令其在长安城中兴建了一所景教寺庙，并度化僧人二十一人，允许其在此译经传教，且寺中一切经费均有朝廷提供，不仅如此，阿罗本还得到了当时的宰相房玄龄和魏征等人的协助，因此进展的非常顺利。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到了唐高宗时，朝廷对景教的推崇更甚，唐高宗李治不仅封阿罗本为“振国大法主”，还敕令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甚至一些传教士成了唐政府官员。
阿罗本在中国传教期间，遵守中国传统礼仪，他穿着僧人的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俨然一副东方隐修士的形象，在生活中，他表现的清贫、虔诚、守贞，且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很有儒士风范，因此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好感。
关于对阿罗本的记载，便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记载的内容。
房玄龄画像
再看这块国宝级的石碑，它是由当时的波斯传教士景净撰文，道教全真派祖师吕洞宾书并题额。碑文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虽然碑文是由波斯人所撰，但是他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可见其中文功底的深厚。
然而，备受推崇的景教为何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呢？
原来，这和唐武宗灭佛有关。唐朝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纳税，僧侣不服徭役，而佛寺经济却不断扩张，大大影响了唐朝国库收入，再加上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因此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二年进行毁佛灭佛，被佛教徒成为“会昌法难”。由于景教教士与教徒一副僧人打扮，因此受到此事波及，本土僧侣被迫还俗，外国传教士被遣返回国，景教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唐武宗陵出土的无头番僧
到了辽金时期，景教虽有短暂的再度兴盛，但是随着伊斯兰教与天主教的传播，导致各教派间冲突不断，使景教的传播受到影响，其教徒数量也随之日减。
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如今坐落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载着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历史，它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块宝石，吸引着无数中外学者与游客前来参观留念。
除此之外，这座碑中还明确使用了“中国”二字，可见在唐朝时，我们就已经用“中国”来称呼脚下这片伟大的土地了。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
点击以下链接欢迎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閱讀更多 天下奇聞異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