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的起源
我們接著來講。上五篇文章我們非常簡單的回顧了一下王陽明的生平，想詳細瞭解王陽明的一生可查閱書籍《千古聖雄王陽明之悟道或微信公眾號陽明悟行學宮在線閱讀全文。那我們今天就接著講講他最基礎的觀點或者說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所謂“心即理”。
王陽明整個新學的結構當中，“心即理”這一個觀點，是陽明心學全部思想得以建立的基礎，也是陽明學說的邏輯起點。我們要知道“心即理”的首創者不是王陽明，他是誰？他是宋朝的陸九淵，我們通常稱他為象山先生，所以通常也稱陸象山。講到這一點，那我們還得把這一個理學的大致是怎麼回事？
在這個地方順便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陳述。我的基本觀點是，理學是一次中國歷史上，規模最為巨大，而思想成果也最為豐富的一次思想文化運動。這個運動如果說起點，應該是在唐代的韓愈那個時候開始的。因為韓愈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道統問題。韓愈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我們簡單地講，那就是佛教在唐代那個時候，過度繁榮。佛教的過度繁榮，繁榮到什麼地步？統治階級在講佛教，士大夫階級在講佛教，讀書人也在講佛教，這樣的一種現象，使韓愈感受到了一種中國本土文化的憂慮，所以他提出道統問題。我們中國的文化，有一個獨特的聖人傳統，我們是原有自身傳統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這是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現在你上上下下都一窩蜂的談論佛教，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還要不要？所以韓愈提出道統問題，表達了他對於自身文化傳統的一種深沉的憂慮。韓愈儘管是堅定的反駁，但是他並沒有真正改變在唐代那個時候的整個思想格局。到了宋朝的時候，佛教的繁榮依舊 。但到北宋這些思想家，我們通常講的說北宋五子，周濂溪、邵雍、二程、張載等等這些人，他們同樣感覺到了佛教巨大的挑戰，感覺到了一種深沉的文化憂慮。但是北宋時候的思想家，他們對於佛教的態度，從本質上說和韓愈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反對佛教，使儒家思想突出佛教的重圍使他獲得新生。但是他們採取的辦法和韓愈是完全不同的。韓語當年對佛教的態度提出的三大政策是焚其書、廬其居、人其人。堅定地排斥，把它當作是異端異己，堅決地予以拒斥。但北宋的這些思想家他們做法不同，他們幾乎是沒有一個不是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去研究佛教，你讀他們的傳記基本上都會讀到一句話， 出入於老釋者數十年。差不多都會讀到這句話，他們對佛教是深刻地領會和精深的研究。北宋這些思想家，從這一點看是做的極好的。他們真正深刻地去研究了佛教，基於反佛的這個對於佛教思想的拒斥，又基於對於佛教的深入研究，北宋的思想家們開始重新追溯先秦儒家的文本。對於先秦儒家的文本給予重新建解釋，對他們的思想給予重新建構。所以在這個意思上面來說，所謂的理學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種重建，對於先秦儒學的一種重新結構和重新建構，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觀點是儒家思想當中原本包含著的，但不是那麼顯明的一些觀點。
在理學時代，很多觀點就變得非常的突出：比如說關於人性的問題，儘管它是中國哲學史上一直以來都是不斷談論的一個問題，但是像宋代理學家那樣如此這般地去談論性是完全超越了先秦儒家本身。所以在這個意思上面來說我們怎麼去看待理學呢？我大致的想法是，它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的本土文化或者說以儒家為典範的中國本土文化面臨著佛教思想的巨大沖擊，巨大壓力的前提之下，它開始實現的一種自我更新。所以在這個意思上面說，理學作為一種思想形態，實際上是對儒家思想的重新建設。但是請注意，在這個建構的過程當中，它是汲取了佛教包括道教很多思想精髓的，截取了佛教包括道教的一些理論內核的，剛開始的時候甚至在形式上都有借鑑。
打個比方講：比如說靜坐。北宋的那些理學家，那些思想家幾乎沒有不教學生靜坐的，但是毫無疑問，靜坐儘管我們先秦儒家文本當中，比如說《大學》有靜定安慮之說，並沒有教人靜坐。但是理學家開始教人靜坐，至少在形式上那是對佛教的一種借鑑。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很明顯的借鑑的情況，但是的的確確更為重要的一點，理學他也經過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特別是到了朱熹的時代，也就是南宋這個前期前，通常我們講這個乾道淳熙之間，乾淳之際，也就是十二世紀中葉這個時候，理學他作為一個思想形態已經開始完成。
那麼我們如果說追溯這個理論的過程，我們把它作為一個運動來說，既然是一個運動，加入的人是很多的，運動的方向可以是大致一致的，但是最終的結果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我們如果說把這個理學到了南宋乾淳之際，這個時候我們把它看做是一個理學運動基本的完成的話，那麼它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形態。所以在這個意思上面來說，理學只是一個通盤的說法，一個籠統的說法。理學的內部還有不同的思想形態，哪幾種型態？請持續關注，我們下回在給大家細細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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