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楚莊王入侵中原，向周天子的使臣王孫滿詢問九鼎的重量，志在奪取天下，卻被機智的王孫滿訓斥了一番，悻悻而歸。這就是“問鼎中原”典故的由來，可見鼎作為國家政權的象徵，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極其崇高，受到無比敬重。我國現存最大最重的青銅鼎當屬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後母戊大方鼎了，它通高1.33米，口長1.10米，口寬0.79米，重達832.84公斤，是商代青銅文化發展到鼎盛時期的代表之作，堪稱中華青銅之最、國之重寶。而這件國寶，它的背後卻隱藏著很多傳奇和曲折的經歷。
1939年3月，河南安陽武官村農民吳希增在侯家莊西北崗吳家柏樹墳園裡“探寶”，當他用探鏟鑽地的時候，突然感覺觸碰到堅硬之物，意識到此處必有寶物，便決定開挖。而他的行動卻被這片地的主人吳培文發覺，按照當地的規矩，不管是誰挖寶，挖出的寶貝要分給所在地主人一半。於是二人便合作起來，召集同宗本族的村民一起趁著夜色開始發掘。
經過兩天的努力，大鼎的面目展露出來，它口朝東北，足立西南，一耳衝上，斜立在泥土之中。眾村民一見頓時驚愕萬分，他們從未見過如此體量巨大的青銅鼎。激動的人們使用井繩拴住鼎耳往上拖拽，不過由於鼎的重量太重，又深陷在泥土之中，所以村民雖然費盡再尋良策。
次日夜晚，村民在坑口立起了一個三腳架，將井繩分別拴在鼎耳和鼎足上，一邊拉動井繩，一邊回填坑土，慢慢將大鼎從坑中拉拽出來。此時大鼎的風姿才真正呈現於世，它形如馬槽，體量龐大，紋飾精美，雄偉異常，令在場的所有人都驚歎不已。但奇怪的是大鼎僅有一隻鼎耳，看口茬兒，另一隻鼎耳不像新斷的，有可能在入土之前就已經摺斷丟失了，眾人在坑中尋覓多時也未見其蹤跡，於是也就作罷。
吳希增、吳培文他們先將大鼎掩埋在一個老水坑裡。剛過三天，吳家挖出大鼎的消息就不脛而走，傳遍了鄉里，眾鄉親競相趕來一睹大鼎的風采。當時駐安陽機場的日本警備隊長黑田榮次也來到吳家觀寶。沒過多久，吳家發現大鼎的消息被有著敏銳商業嗅覺的古董商人捕捉到，他們也紛至沓來尋求商機。其中北京琉璃廠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秘密造訪，他開出20萬銀圓的天價欲購買這件重寶，但他要求村民將鼎砸成四至十塊，以便分批裝箱運走。樸實的村民為了獲利，開始肢解大鼎。人們先是用鋸鋸，無奈大鼎銅質十分堅硬，鋸齒都磨禿了，也未鋸斷鼎足。後來有人又用大錘敲砸，當敲下大鼎口沿上那唯一鼎耳時，狂熱的村民們立刻冷靜下來，他們都遲疑了，盤算著：如果真的將大鼎大卸八塊，肖寅卿看到後覺得大鼎肢殘破的日寇招來怎麼辦？這些嚴重的問題使得吳培文毅然決定放棄分割大鼎的計劃，他將大鼎埋藏於吳家大院西屋馬棚下，被砸下的鼎耳交給吳希增保管，婉言謝絕了各家商人的購買意圖。
日本侵華期間，日寇不僅武力佔領我國的大好河山，而且對各種物產資源，尤其是文物古董進行大肆劫掠。紙包不住火，大鼎出土之後，馬上就被日寇盯上，後因漢奸告密，駐彰德縣日偽憲兵隊隊長井東三郎率人來到吳家大院搜查。這次一共來了三四百日寇，將村子團團圍住，直奔西院馬棚下開挖，沒想到撲了個空。原來漢奸說的是西屋馬棚，而日寇聽成了西院馬棚，可巧西院有一馬棚，日軍白挖了一陣，寶鼎算是躲過了一劫。日軍走後，吳培文擔心他們殺個回馬槍，便將大鼎掘出，埋到白天日寇挖掘過的地方，這種巧妙的轉移，瞞天過海般躲過了日軍的又一次劫掠。吳培文知道日寇對大鼎心存覬覦，絕不會善罷甘休，為了應付日本人，他購買了一件青銅甗“交差”。此時吳培文從一個掘寶人轉變成了中華文化遺產的護寶人，他的命運與寶鼎的安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日軍前後五次來到吳家“尋寶”，吳培文將大鼎埋藏妥當之後，隻身背井離鄉，南下漂泊避難。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安陽縣參議員、古物保存委員會主任陳子明對大鼎之事素有所聞，早已垂涎三尺。他得知日偽時期曾任總督學的吳延年是大鼎的股東之一，便將其逮捕緝拿，嚴刑拷打，吳延年挨刑不過，供出了大鼎的下落。1946年7月11日夤夜，陳子明聯合安陽縣縣長姚法圃，派人來到吳家將鼎掘出，又派人到吳希增家中強行奪走了那隻折斷的鼎耳。同年10月，恰逢蔣介石六十大壽，當地政府為了討好蔣介石，將後母戊大鼎作為壽禮運送至南京。蔣介石參觀後甚喜，下令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後來，文物修復專家根據那隻斷耳，又補鑄了一隻鼎耳，終於恢復了寶鼎的原貌。194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在南京聯合舉辦大型展覽，後母戊大鼎首次公開展出，在社會上引起轟動，蔣介石親臨參觀並在鼎前留影。1949年，國民黨政權潰逃臺灣，本想將後母戊鼎也一併運走，無奈大鼎體量過大，無法登機，只得將其留在了南京。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側建成，後母戊鼎作為通史陳列的重要展品落戶京城，從此寶鼎有了最終的歸宿，成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後母戊鼎作為重要的文物有很多方面值得人們研究探索，它背後的文化之謎也吸引著人們的探求。為了弄清出土後母戊鼎的大墓的情況，根據發現者吳培文等人的指認，1984年9月至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對侯家莊西北崗殷王陵東區進行了科學發掘，發掘出編號為M260的一座商代大墓。儘管此墓被多次盜擾，隨葬品基本被盜空，但是考古工作者根據殘存的白陶簋等遺物，判斷出該墓的年代為殷墟二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後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時期，這就為大鼎的斷代提供了科學的依據。這一時期正是殷商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富庶雄厚的實力是鑄造大鼎的物質條件。經過專家研究，後母戊鼎是採用傳統的範鑄法一次性整體渾鑄出來的。範鑄法是中國古代青銅器鑄造常用的方法，先用陶土塑模，然後翻範，範做好後，把內範和外範組合成大鼎鑄型，中間留出用於澆鑄銅液的器壁縫隙。由於後母戊鼎體量巨大，所以鑄造時不能按照一般青銅器在地面上進行，而是要先在地上挖一個大型鑄坑，大鼎模具的口朝下，有澆注口的鼎足在上，眾人配合作業將數個大型坩堝裡的銅液同時澆注進澆口。後母戊鼎反映了商代成熟的青銅器製造技術，代表了我國古代先進高超的科技水平。
當時能有如此非凡力量完成鑄鼎之人非商王莫屬，後母戊鼎被公認為是王室重器，那麼它屬於哪一位商王，就要從鼎內的銘文中尋找答案了。後母戊鼎的得名，源自其腹部內壁鑄有“後母戊”三字銘文。關於“後母戊”三字的解釋，學術界也是存在紛爭的：有的學者認為這第一個字是“司”字，是“祠”字的省略寫法，與“祀”字通假，是祭祀的意思，“母”代表母親，“戊”是商王配偶的廟號（即死後在宗廟裡的稱號）。在商王直系的法定配偶中，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的配偶廟號都是妣戊，從時代上看，這裡的“母戊”應該是武丁的配偶，所以銘文的意思是武丁的兒子祖庚或祖甲（二人為兄弟）為祭祀母親妣戊所做之鼎。“司母戊”是一個動賓結構的詞語，這種解釋流行了很長時間，人們也一直稱呼其為“司母戊大方鼎”。但是也有人認為，這個“司”字是“後”字的反文，“後”即“姤”，表示君主的配偶，銘文記載的就是商王配偶的廟號。據此觀點，2011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將“司母戊”鼎的名稱改換成了如今的“後母戊”鼎。還有的學者通過研究認為，其銘文不應為三字，而是兩個字，“母”不是一個獨立的字，更不當母親講，它應該是女字旁，作為“司”字的部首，所以“司母戊”應該為“妸戊”，“妸”字與“姒”字通假，代表商王配偶的尊稱。按照這種解釋，這件大鼎應該叫“戊鼎”。對銘文認知的分歧，更為大鼎增添了一絲神秘色彩。 後母戊鼎還有一處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徵，那就是它鼎耳外側的紋飾圖案蘊青銅面具的秘密藏著的歷史內涵。鼎耳外側的紋飾是兩隻臥虎對視，口中含一人頭像，人像面帶淡淡的微笑，表情恬靜。這種“虎食人”的紋飾、造型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屢見不鮮：著名的日本泉屋博古館、法國巴黎塞努斯基博物館所藏的虎食人卣就是一人呈踞坐狀態，被張著獠牙大口的老虎懷抱其中；安徽阜南、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虎龍銅尊上面也有置於虎口之下的人形。這些“虎食人”的紋飾舊時被認為是奴隸社會中低賤的奴隸喪命虎口、悲慘命運的體現，是殘忍的人牲儀式的藝術化見證。這種看法顯然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其實從被食者安逸的表情甚至莞爾的神情就可以推翻這種帶有血腥殘暴色彩的結論。後來隨著學者研究視野的拓展，對這種“虎食人”的題材有了新的認識，多數學者認為這種紋飾是原始薩滿儀式的孑遺，其中的人形可能是正在舞蹈或作法的巫師，巫師身披虎皮或藉助虎形的道具施展法術，進入人虎合一的狀態，通神靈、達天界。這種以文化人類學研究視角得出的見解越來越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後母戊鼎現在矗立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展廳裡，它那雄偉壯闊的身姿，威嚴莊重的氣質，吸引著無數參觀者駐足瞻仰，它背後的傳奇經歷等待更多的人去聆聽，它所蘊含的豐富而神秘的歷史文化等待更多的人去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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