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全球化智庫（CCG）顧問，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
“在不遠的未來，傳統意義上的學校會消失，變成學習中心，沒有統一教材，沒有了固定年級和班級制，也沒有上學、放學時間限制，學生沒有寒暑假；上學沒有固定的教室，學校的課程是社會供給，老師來自全社會；只要修夠課程品類要求、學分修夠，就可以畢業獲得國家頒發的文憑；
學校不再壟斷課程學習和考試，變成了教育服務機構和數據中心；課程是政府教育部門招標、全社會競爭中標的；學英語可以選擇新東方，學數學可以到學而思上課；教師變成了學生學習方法的指導者和學習過程的陪伴者，職業規劃師或者人生導師。”
以上這些教育變革，是朱永新新書《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中描述的場景。這本關於未來教育趨勢的新書，是朱永新幾十年從事教育研究的成果，也是他這些年考察了全球教育變革趨勢後，對未來教育的預言和暢想。
研究了一輩子教育，對目前的義務教育和基層教育，朱永新直陳：“目前的義務教育對學生的要求太高，學生學習的心理負擔重、記憶負擔重、作業負擔重，極少數學生成功，大部分學生都是失敗者，沒有成就感。應該把學習標準降下來，讓人們學那些對他真正有用的課程，養成良好行為習慣，應該更注重生存需要，注重個人發展的基本要求。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讓人成為人，讓人成為最好的自己，把每個人的個性、潛能充分挖掘出來。我們的教育，應該以人為中心，不應該以應試為中心。最早西方義務教育制度的出現，就是伴隨著大工業的要求，所以強調的是效率、強調的是規模，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實現教育規模的最大化，並不重視個性發展。這樣的教育不是把人作為人在培養。”
《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一書上市不到一個星期，第一版印刷的一萬本一搶而光。開新書發佈會的時候，出版社找不到樣書，滿北京城去小書店裡蒐羅了幾本。
提到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朱永新說：“100年前，杜威就寫過一本書《明日之學校》。但是100年後的今天，學校依然是杜威時代的那個樣子。我們按時、按點上課，學同樣的課程，學習方式還是班級授課制。如果這些都沒有改變，就不可能到達我們理想的教育境界。
“因此我在思考，未來學校形態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未來學生要學什麼、未來教師從哪裡來等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全面梳理當下的教育體系，我覺得，這些元素都要改革。就像重構我們的商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一樣，未來的學校教育體系必須要進行結構性改革。
“比如，以後學生不是隻在一所學校學習，而是在不同的學習中心學習。學校變了、班級變了，學生自己組成學習小組，進行互助式學習、夥伴式學習和探索。學習的課程和內容變了，未來的教師也變了，是‘能者為師’的時代。
“所以，未來是課程為王，而不是文憑為王。教育機構不再由學校壟斷，而變成了開放的全社會參與的教育，學習不再是應付考試，變成一輩子的事情，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終身教育。這是我對未來教育的一個設想。”
教育不僅要面對頂尖的學生
更要關注和幫助普通的孩子
問：“新教育”的口號很好——“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讓每一個孩子成為他自己，不覺得太“烏托邦”了嗎？
朱永新：這是我們“新教育”最重要的理念。這是一種提醒，不管老師還是學生，衡量你教育好不好，首先看老師孩子在你的校園裡、在你課堂裡幸福不幸福。如果他們都沒有幸福感，都學得很無聊，很厭惡，就肯定不是個好學校，也不是好老師。
好老師就是下了課學生還拼命想聽你講課，還沒過癮；好學校就是放了學，學生還不想回家。學習本來是世界上一件最快樂的事，“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有挑戰性的事情。
幸福完整就是最好的教育，而我們現在把教育變成了戰場——就這幾個英雄，其他的人都是“狗熊”。好的教育，你要讓每個人都成為英雄。每個人都不一樣，教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讓每個人能成為真正的自己。教育不僅僅要面對那些頂尖的學生，更要關注和幫助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讓他們眼裡有光，讓他們也能夠享受教育的過程。
很多人跟我說：朱老師，你的未來教育，這是個烏托邦，不可能實現。我不這樣認為。“新教育實驗”已經做了20年，有自己的報紙雜誌、研究機構、基金會等，未來也準備辦自己的學校，身體力行在做這個事情。
“新教育實驗”從一所學校發展到今天的五千多所學校，說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大家就是認同“新教育”的理念，自動聚攏過來的。因為“新教育”是民間的教育改革，沒有強制的命令，而是大家認同了這個教育理念，認同瞭然後參與進來了。
現在，我們已經站在改革的大門口了。十年以前，你會想到買東西不到商店嗎？買東西、坐車出門不用現金嗎？五年以前，你會想到存取款不到銀行嗎？我們現在全做到了。而且全社會對教育變革普及性的需求，遠遠超出了對於商業和金融的期待。我們過去認為堅不可摧的很多東西，都是一旦開始變化了以後，就土崩瓦解。所以“新教育實驗”、未來教育的夢想在中國的實現，也許也不是那麼遙不可及的事情。中國靠什麼去領航世界，只能是教育。
問：從“新教育”到“未來學校”，這中間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朱永新：未來學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來的，全世界的教育研究者都在關注。只是，可能像我這樣全面系統對未來學校進行理論構建、提出全套方案的人還不多。其他學者更多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談未來學校的變革。
其實，未來學校就是未來教育的一個探索路徑。比如說未來孩子到底要學什麼，整個課程體系的重造，這個變化還沒實現。所以每一門課程，“新教育”都成立了一個研究所——生命教育，成立了一個新生命教育所；人文教育成立了一個新人文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成立了一個新科學教育研究所。每個研究所，我都請中國最頂尖的專家，來幫我一起來研究，這個課程怎麼變革。
我為什麼花這麼大的力氣，因為課程是教育的核心關鍵。課程的卓越性，決定了生命的卓越性。課程的豐富性，決定了生命的豐富性。
未來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而是我們正在創造的地方
問：您為我們描述的這個“理想國”，什麼時候能夠實現？
朱永新：我說的學習中心，現在完全可以做。
一方面，中國已經有許許多多優秀的學校。但同時，還是有不少人“用腳投票”，選擇到國外去學習。另外還有幾十萬人在國內的國際學校和民辦學校上學，據我所知這樣的學校在北京就有上百所。
我們為什麼不能創造更符合現代教育精神、更符合未來學校理念的學習中心呢？為什麼不能把好的資源進行整合、改造現在的學校呢？讓它更有特色、讓它更有品牌、更有競爭力，同時讓教育更有彈性，沒必要把學生綁得那麼緊、綁得那麼死。
很多人聽了我的設想，覺得實際操作中不可能實現。就像我一開始說的，未來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未來就是我們正在創造的地方。我相信未來教育正悄悄地向我們走來，靠我們大家一起去創造它，把“理想國”變成現實。
這個未來，究竟是5年、10年還是15年，目前不能確定。因為通往未來的教育趨勢，不會像社會革命一樣，一夜之間風雲突變。相反，它如雨潤物，無聲生長。
問：現在許多國家都開始到中國搶生源了，以前是碩士、博士，現在是本科，甚至是高中生了。
朱永新：日本政府拿出大概130個億，做了一個面向亞洲的人才計劃，就是招收亞洲的中學生，到日本去讀書。
我前兩天寫了一篇文章，提出現在我們的人才政策是可改進的，不要覺得人才政策就等同是留學生政策。美國有個人才青苗計劃，引進人才是兩個途徑：一個是那些著名的科學家，它去挖人到美國，給他最好的條件；還有一個就是留學生計劃，找全世界最好的學生到美國上學。中國每年有很多一流的學生到美國留學，出去的都是各個學校最牛的學生，包括北大清華。
問：您有具體的建議嗎？
朱永新：我提出來，拿出高額的獎學金，吸引中國最好的學生到中國的大學來讀書。要用培養研究生的方法，來吸引這些人，特別是我們的一些重要的學科，就直接讓他進來，本碩博連讀，讓他從事科學研究，然後給足額的獎學金，把這些人留在中國發展。同時把這個政策對全世界開放，吸引全世界最好的老師和最好的高中生到中國來讀書。傑出、優秀的學生，我給你陪讀計劃，你父母來了我也給你錢。這才是佔領制高點。
中國的留學生到美國去，要交學費，還自己去租房子。中國可以嘗試都不要，只要承諾在中國工作五到十年，全部免費，給你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你採取這樣的辦法，去把最好的人才吸引過來。
第二，就是用大科學計劃。歐洲的宇航計劃，就是吸引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幾百個科學家參與。華為就是個典型例子，華為已經是全球人才為我所用。所以中國的人才政策，需要重新構造。
“新教育實驗”是民間公益機構
一直都靠品質吸引、口碑傳播
問：您做了20年的“新教育實驗”，以您這樣的身份，都做得這麼難，難在哪裡呢？
朱永新：準確地說，“新教育實驗”是一項民間教育探索，和我本職工作的身份無關。我也特別注意在推動“新教育實驗”中區分兩者。
其實，教育是事關千家萬戶的大事，在推動進行改變中，遇到阻力是正常的。以我的經驗，當下所有的教育改革之難，主要集中在兩個大的方面：
一是我們學校規定課程太滿，規定動作太多，實驗與改革的空間受到很大限制。現在，你要在教育中搶時間，是最難的。你有再好的課程，再好的資源，時間全滿了，自然就排不進去了。
拿“新教育實驗”來說，比如我們的生命教育課，我們研發了好多年，課程體系都完成了，教材什麼的都印好了，但現在公辦學校裡，課程基本上把學生時間空間全部填滿了，你要想新開什麼課程，幾乎不可能。
所以，如果我們的基礎教育不做減法，就沒辦法做加法，很多好東西就很難實施。北京一些中學現在就允許學生在校內自主選課，根據自己的愛好興趣和特長，有的課程不上也可以。這樣才有時間，來上未來教育的課程了。
像《“新教育”晨誦》，我們提出，每天早上在教室裡用一首詩歌啟動開始一天的學習，“讓生命放歌”。因為這個課程需要的時間比較少，從5分鐘到20分鐘都可以，於是這個時間容易排進去，這個課程就落實得比較好。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校長、局長變動太多太快。每個校長和
局長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張。任何教育都是慢工夫，尤其進行教育探索，就更加需要細心和耐心。過三五年，就換校長或者局長，就會換一個思路，換一套主張。這樣一來，任何教育探索都是難以為繼的。問：“新教育實驗”有五千多所學校，一百五十多家地方教育局加盟，您靠什麼說服他們呢？
朱永新：完全是自願加入的。“新教育實驗”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品質吸引，靠口碑傳播。
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參加我們“新教育”體系的學校，考試成績基本上都是當地最好的。因為“新教育”是根據教育規律辦學的，有海量的閱讀。我們的教育把閱讀時間還給學生，學生的成長反而是最快的。
像湖北隨縣“新教育實驗”區，一個屬於隨州市管轄的農村縣，參加隨州大市的學科統一測試，語數外、物理、化學，所有的學科考試，初中前十名裡的學校，2016年我們學校拿7個，2017年前十名，我們拿8個；2018年，我們又拿7個，我們23所初中，全部進入他們前27名學校排名裡。也就是說，學校的平均水平和實力也是最好的，發展很均衡。
教育是可以改革的不是一成不變 誰說基礎教育就一定要學現在的課程
問：在這20年裡，您的教育體系建設有變化嗎？
朱永新：當然有變化，不斷地豐富完善。如我們的“新教育”行動，從最初的“五大行動”發展成現在的“十大行動”。我們的課程體系中，最初提出的公民教育，現在變成大德育。因為培養公民不能靠一門課程，事實上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課程最後的目的都是為了培養公民。我們“新教育”在大德育課程裡，包含了西方狹義的公民課程裡邊的一些內容，就是你作為一個經濟公民、社會公民，你怎麼在社會上去扮演你的角色，怎麼去培養你的領導力，這裡面都有的。
然後就是人生觀、價值觀問題，這才是德育課的核心。
特別是在教師這一塊，我們也有體系，幫助教師成長。最近美國休斯敦教育局的一個博士做了個研究，他對部分“新教育實驗”學校的老師和非“新教育”的老師進行了對比研究，用了四個變量指數：一個變量是學歷，老師是什麼學歷，從中師生到博士生，不同的學歷；第二個變量是年齡，你是60歲了，還是剛剛工作20多歲，不同的工作經歷；第三個就是區域，你在哪裡工作，是在上海北京大城市，還是在中小城市，或者在鄉村，不同的地區；第四個就是“新教育”，你有沒有做“新教育”。
最後的研究結果發現，對教師影響最大的變量，不是學歷，也不是年齡，也不是城市，而是“新教育”。這個結果讓我非常開心。今年年初，這個報告在加拿大舉行的美國教育學會年會上做了一個報告，受到關注。
問：蘇州大學那邊，我看您還掛著博導和教授，還帶學生嗎？
朱永新：每年招一個學生，我自己帶。因為我要為我的“新教育”培養人才，否則沒有研究人員。
文章選自《北京青年報》，201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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