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最后一位写“真历史”的中国人

1、

毛泽东的枕边，

放着他的《历朝通俗演义》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日理万机之时不忘读书，特电报李克农同志：“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所谓“整个中国历史演义”，指的就是《历朝通俗演义》这部巨著。

后来毛泽东同志从延安到北京，特意将这套书带走，其中的《清朝通俗演义》还被放置在他的枕边，以供随时翻阅品读。

这本《历朝通俗演义》从两汉写到民国，是中国最长的历史著作，在当时一出版就风靡全国，出版社为了进度，特意派人住在作者家隔壁，只要一完稿，立即送交上海刊印出版，以解读者焦急等待之苦。

这部书的作者，便是被称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浙江才子——蔡东藩。

说起蔡东藩这个人，尽管他写了那么有名的一部书，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本人的名气却无法和自己的作品相比，以至于今天说其他，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有人说他又是“写尽了中国历史，自己的历史却成了谜”。

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当我看完蔡东藩一生的事迹，我发现他的身上有两个特质，一个是“最后一位有家国天下情怀的知识分子”，一个是“最后一位写真历史的中国人”。

正是这两种特质，使得他成就了作品，却被遗忘了个人，他尴尬地处于新旧两个时代之间，旧时代抛弃了他，新时代又不认同他，幸好，还有一部名著可以流传后世。

《历朝通俗演义》一版再版，成为《二十四史》之外最为畅销的中国历史书籍，九泉之下，蔡先生也当含笑。

2、

1877年，光绪三年，蔡东藩出生于浙江萧山。

江浙一带本是才子之乡，蔡东藩虽然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但父亲也是耕读传家，还是小镇上有名的“文化人士”，谁家要写个碑文，过年要写副对子，都会找到蔡家。

蔡东藩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两位哥哥从小就展现出来聪慧的才华，尤其是大哥，小小年纪就能出口成章，被父亲寄予厚望。谁知命运多蹇，两个哥哥相继夭折，蔡家悲痛之余，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于蔡东藩。

尽管家中穷困，蔡家还是想尽办法让蔡东藩读书，蔡东藩不负所望，14岁考中了秀才，成为乡里闻名的“神童”。

关于这位“神童”的故事，至今还流传在他的家乡。

一日，蔡东藩跟亲戚去看社戏，一位老者得知眼前的孩子便是“神童”，便出了一道题：“听闻你是神童，我们这台社戏还缺一副对子，请你来写一对可好？”

蔡东藩略加思索，当场写下：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

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

此对一出，满座叫好。

圣人云：“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又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先不说他们皓首穷经，读那些上千年的古书，能不能真的培养治国的能力，但除了他们，没有哪个群体会把这样重大的责任理所当然地扛在自己身上。

当然，古代知识分子中也有许多虚伪奸诈、贪赃枉法、变节屈膝的小人，但也有像蔡东藩这样刚正不阿、心怀家国天下的人。

本来蔡东藩所生的时代，是已经废除了科举考试的，但宣统皇帝即位后，又开了一次恩科，蔡东藩抓住了这最后的机会，考中了功名，被分配到福建候补知县。

天真的他拿着皇帝的任命书去上任，结果没人搭理他，叫他回家等消息。实在看不过去的一位同僚，悄悄提醒他，要给上司贿赂才有官做，不然永远都是候补。

蔡东藩愤然离去 ，彻底看清了满清王朝腐朽不堪的真面目，他与之决裂，从此归家著书教学谋生，而选择写中国历史演义，也正是他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另一种表现。

3、

最后一位写“真历史”的中国人

1912年，当蔡东藩在报纸上看到清帝逊位诏书时，他明白，两千多年的帝制专权社会结束了，可中国的前途依然很迷茫。

作为曾经清朝的臣民，蔡东藩决定写一部清朝历史，“以史为鉴”。为了让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国民们都能读懂，蔡东藩采用了通俗小说的写法，所以命名为《清朝通俗演义》。

但他的演义，又和之前那些为了情节好看而虚构历史的演义小说不同，他坚持“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也就是说，尽管是演义小说的形式，但他还是参照真实历史为标准，宁肯去掉那些吸引人的野史传说，也不能虚构历史。

他的《清朝通俗演义》一出版，读者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有了第一部的成功，他更是坚定了些历史演义的决心。于是，他又从两汉开始，一直写到民国，花费十年时间，写下650多万字，铸就一部中国跨度最长的历史演义。

中国的史学，是有着悠久的渊源。而史学中最难写的，就是当代史。多少史官，史学家在触及当代史的时候，因为坚持写“真历史”被排挤，甚至丢掉了性命，蔡东藩也遇到了这样的威胁。

在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一些军阀憎恨蔡东藩将自己的丑行写成历史书，派人大闹他所在的书局，并留下两颗子弹，威胁说如果再乱写，下次就不是这样简单。

面对威胁，蔡东藩没有停笔，为了避免连累他人，他留下一张字条，离开了书局，回到老家继续写。那张字条上是一句话：“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是文天祥《正气歌》里的话，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太史坚持写“真历史”被杀，继任者继续写，又被杀，继任者继续写，这次当权者终于妥协，任由史官将他的罪行记录，晋国董狐也是一样，写“真历史”受到死亡威胁无所畏惧，正是他们开启了中国历史秉笔直书的传统。

蔡东藩继承了这种传统，也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更开启了通俗历史演义的顶峰。

正是这种传统，让文天祥可以坦然赴死，因为他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正是这种继承，让中国历史可以绵延不断，让史书成为“乱臣贼子俱”的铁证。正是这种开拓，让普通的中国人可以读懂历史，读懂礼义廉耻。

蔡东藩的两大贡献，一是继承了秉笔直书的传统，不容青史尽成灰，一是开拓了历史通俗的文体，让大众能够读懂历史。

这就是《历朝通俗演义》为什么经久不衰的原因，它是中国人了解自家历史最为简单的途径。

凭这一点，蔡东藩“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名号，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