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長期被人忽略。
這就是日俄兩國在戰爭結束後所面臨的外交形式。
沙俄在“日俄戰爭”爆發之前國際形勢並不好，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是非常反對沙俄在東亞的擴張的，可以說國際輿論對沙俄很不利，沙俄在國際上也相對孤立。
可是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竟然發現自己在外交上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戰前緊繃的外交僵局一下子就不復存在了，歐美各國都對沙俄非常友好起來。
而日本作為“日俄戰爭”的勝利者，在戰爭結束後反而在國際外交上面臨空前的困境。日本突然發現自己因為打贏了日俄戰爭，在國際上居然成了“孤兒”。
這種“孤立”可以說直接催生了日本國內反西方民粹主義，也為日本後來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了伏筆。
可以這麼說，日本之所以後來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和歐美列強在“日俄戰爭”後對日本的 “孤立”和“歧視”有直接關係。
我絕不是為日本軍國主義辯護，也不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發生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情。可是站在歷史研究立場，卻不得不承認歐美列強在20世紀初期意識形態上盛行的“種族主義”確實是導致日本日後走向軍國主義的一大元兇。
當時“種族主義”在西方社會流傳的有多廣泛？
就連偉大的愛因斯坦都深受“種族主義”的影響。
愛因斯坦在20世紀在亞洲旅行時，在日記裡把中國人、日本人稱作“低智商人種”，並且把日本人、中國人視作“對我們（白人）的威脅”。
20世紀西方國家這種以人種、膚色區分遠近親疏的現象，日本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早在1883年就已經發現了：
“每逢東西兩洋交涉，歐土各國則連橫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術畢竟無他，唯在人種與宗教之異同。……彼等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羅馬尼亞之類與山中野猿無異，……蓋敬愛彼之不開化如山中野蠻者，卻不認可我東洋之進步，是與彼等無同宗兄弟之誼也。”
無獨有偶，日俄戰爭時期正在歐洲旅行的孫中山先生也發現了西方社會對亞裔的歧視。
孫先生觀察到當日本海軍在旅順港附近一舉殲滅俄國太平洋艦隊時“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皺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
日俄戰爭結束後，日俄雙方在美國調停下於1905年9月5日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朴茨茅斯海軍基地簽訂了《朴茨茅斯條約》。美國方面給予了沙俄談判代表超規格同情和禮遇，俄國人被這種“種族親情”感動得潸然淚下。
而與此同時，英日雖然是同盟，但是日俄戰爭結束後，當時英國的印度總督卻在擔心日本的勝利會導致印度人爭相赴日留學，然後在日本人的影響下敵視英國對印度的統治。
不少日本高層精英都發現歐美國家這種種族主義傾向。
日本著名的法學家寺尾亨就直言：“歐人並未視我如同等，歐美人對同種表示同情，有危難時相救之情，而對異人種卻無絲毫同等之感，也難生同情。”
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甲級戰犯德富蘇峰也說：“歐美中真心愛我日本者，幾乎未有一人。我等與其在人種、宗教、風俗、習慣上之紐帶皆無。日本乃廣闊世界之一異客、一孤鳥。”
事實上日俄戰爭之後，歐美各國，尤其是列強國家都出現了強烈的反日、排日情緒，比如1906年10月1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明文規定日裔兒童不得與白人在同一學校就讀。
1913年，又通過《外國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國合法擁有和租賃土地。
1919年，巴黎和會否決了日本代表團提出的人種平等法案，其中又以日本傳統盟友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美國反對最為堅決。
20世紀20年代，美國海軍甚至認為“日本一旦掌握了亞洲大陸的資源與人力，其控制下的黃色民族就會統一起來，有色人種的大浪將不可避免地湧向太平洋東岸，而美國的安全、白色人種的優勢都將受到威脅。”
以上種種都表明日俄戰爭後，日本雖然獲得了戰場上的勝利，但是在種族主義盛行的年代，日本的勝利也使得歐美列強對日本這個非白人國家心存忌憚。
而這種源自“種族”的忌憚就像一柄雙刃劍，直接催生了日本軍國主義。
從這個角度說，二戰時日本這頭名為“軍國主義”戰爭怪物是日本人和西方社會共同製造的產物。
《日俄戰爭前後美國遠東擴張政策與日美對中國東北鐵路的爭奪》、《日俄戰爭後日俄美的東北亞政策》、《日俄戰爭前後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以羅斯福和塔夫脫為研究重點》、《日本明治末年的黃禍論--以田口卯吉和森鷗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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