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鎮西:難道我們真的被應試教育逼到了死角了嗎?

在應試壓力下,我們無法改變教材,改變考試,改變評價,但我們至少不要變本加厲,相反我們應該儘量通過自己的教育智慧,適當給孩子減輕點來自學習的恐懼,用我們成人的肩膀為孩子承受住一些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讓他們能夠在課堂上開心一些,在班級裡快樂一些,對他們說話柔和一些,對他們的眼光溫暖一些……這就是我們的“槍口抬高一釐米”。


李鎮西:難道我們真的被應試教育逼到了死角了嗎?


01

前不久,給衡水中學自貢衡川實驗學校的新教師做培訓,談到“做一個好老師難不難”這個問題時,我說了這麼一番話——

應該是很難。你們想,一個好老師,必須有高尚的人格、淵博的學識、全面的能力,等等。具備這一切,需要不斷努力,持續提升,終身學習。所以很難。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不難。為什麼呢?只要經常想想兩個問題:“假如我是孩子,我希望遇到著怎樣的老師?或者,假如是我的孩子,我願意把他送給怎樣的老師?”那你就努力去做這樣的老師。如果有這樣的設身處地,自然會心甘情願地去努力,去提升,去學習,做這一切你都不會覺得很難。

蘇霍姆林斯基一句話,樸素、感人而深刻,大意是:“一個優秀的老師,一刻也不忘記自己曾經是個孩子!”在座的年輕老師,幾年前還是學生,你們想想,你遇到過哪些好老師?你就去做那樣的老師。你遇到過哪些你討厭的老師?你就千萬要避免成為那樣的老師。

你們讀小學、讀中學時一定遇到過許多有愛心的老師,那麼你們現在就把自己曾經承受過的愛獻給你現在的學生。當然,也許你們還曾經遇到過沒有愛的老師,歧視你,冤枉你,辱罵你,那你現在千萬不要把這一切也加在你的學生身上。

02

我問大家對我這個說法有什麼想法,讓大家互動討論一下。

結果前排一位漂亮的女孩一下就舉起了手要求發言。於是我請她先說。

可是,她站起來後,遲遲不說話,只是看著我,眼睛裡蓄滿了淚水,慢慢地淚水奪眶而出。

沉默了一會兒,她一邊用手擦著眼淚,一邊帶著忍不住的哭腔說:“李老師剛才說的,讓我想到了我的中學時代……”

她又說不下去了,平息了一會情緒,她講述了她中學時代的一段遭遇——她遇到一位很勢利的老師,對學生的評價只看分數,並以此決定和學生的親疏,因為她的成績當時不算好,便被白眼,被歧視,被冷落,甚至被羞辱……

她在傾訴的時候,一直在流淚。

03

她說完之後,我評論道——

謝謝這位老師對我的信任!這麼多年過去了,你還記得這位老師,可見她給你的記憶有多麼深刻,而這些記憶對你來說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我相信,因為你有這段經歷,你一定會設身處地為你的學生著想,更理解他們,更愛他們。若干年後,他們想起你的時候,一定有許多溫馨的記憶。

但我要說,這位老師也許並不是一個壞老師,雖然面對你她很兇,或很冷漠,但換個角度,她也許是一位慈愛的母親,一位溫柔的妻子,一位孝順的女兒,一位友善的同事……但當她站在講臺上時,便被現行教育體制“格式化”為應試教育冷漠甚至冷酷的助紂為虐者。

是的,站在她的角度,她的功利、勢利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冷酷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上面要用分數考評她,這個考評可能會決定她的期末績效或年終獎,可能將決定她是否能夠通過即將到來的職稱晉升,當然,還關係到了她在學校的尊嚴——一個所教班級成績排名靠後的老師,在同事面前是抬不起頭的。

我不敢說,這位老師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老師在當今中國絕非個別。很多善良的老師,在應試教育的逼迫下,變得心腸堅硬,語言尖刻。也許他們也有心腸柔軟的時候,也同情體諒過孩子,也為自己“逼迫”孩子有過糾結,甚至夜深人靜時捫心自問也內疚過。但最終他們找到了“解脫”的理由:我沒辦法,整個教育制度都是這樣的,我同情學生,誰來同情我?校長可不會因為我有“愛心”而不用分數來考核我——少一分都不行!所以,他們在硬下心腸對孩子“精神施虐”時,會在心裡說:孩子,別怪我無情,我實在是沒辦法,要怪就怪這個教育體制吧!

從此以後,他們對孩子們的斥責、辱罵甚至“動手”,都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了。

我曾經激憤地用“逼良為娼”一詞,來解釋在目前教育體制下許多曾經心懷純真的老師迅速同流合汙甚至“墮落”的原因,所謂“環境改變人”。但我同時又想,難道我們每一個老師真的已經被逼到了死角,沒有一點點富有彈性的空間了嗎?

04

今年一月,我去了原東德的柏林牆遺址,感慨萬千。

德國柏林牆倒塌的前兩年,守牆衛兵因格·亨裡奇射殺一位企圖翻牆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德國統一後,他在1992年2月受到了審判。

格·亨裡奇在受審時申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也沒有辦法,除了執行上級的命令,我別無選擇。”他的律師也以這個理由為他辯護。

法官卻說:“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最終,衛兵亨裡奇因蓄意射殺被判處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李鎮西:難道我們真的被應試教育逼到了死角了嗎?


所謂“一釐米主權”的說法由此而來。

那麼,我們老師有沒有自己的“一釐米主權”呢?當然有的。在應試壓力下,我們無法改變教材,改變考試,改變評價,但我們至少不要變本加厲,相反我們應該儘量通過自己的教育智慧,適當給孩子減輕點來自學習的恐懼,用我們成人的肩膀為孩子承受住一些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讓他們能夠在課堂上開心一些,在班級裡快樂一些,對他們說話柔和一些,對他們的眼光溫暖一些……這就是我們的“槍口抬高一釐米”。

講到這裡,老師們都為我這話鼓掌,這掌聲表明這群年輕人已經和我產生了共鳴。

05

因為時間原因,我還有很多想對他們說的話沒說完。

我想給他們推薦蘇霍姆林斯基這段話:“尊敬的教育者們,請時刻都不要忘記:有一樣東西是任何教學大綱和教科書、任何教學方式都沒有作出規定的,這就是兒童的幸福和充實的精神生活。”

而現在的教育,恰恰是要求所有學生必須在同一時間內,達到的統一標準,這是許多學生(還不僅僅是“後進生”)根本沒有“幸福和充實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顯然是不可能享受教育的“幸福和充實的精神生活”的。

寫到這裡,我估計有人又會說了:“您這個專家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紙上談兵誰都會,您來帶個班試試?”這是一些所謂“一線老師”抵禦所有先進教育思想的富有“殺傷力”的“武器”。不過對我沒用,因為我幾十年的教育經歷,我有帶“後進生”豐富的實踐,因而我有資格這樣說!

是的,不要說這是做不到的,我曾經擔任過集中了幾十個全年級最差學生的“差班”的班主任,在這個班,我嚴厲批評過學生(教育不能僅僅是和顏悅色,嚴厲也是批評也是愛的一種體現),但沒有辱罵過任何一個孩子;我嚴厲處罰過學生(教育不能沒有處罰,沒有處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沒有體罰過任何一個孩子。

這些頑童不止一次把我氣得發抖,但我依然想法設法走進他們的心靈。頑童們只要有了一點點進步,我都帶他們去公園玩,和他們一起摔跤鬥雞,摸爬滾打,請他們吃火鍋……其實最後他們中也有人並沒有考上高中,但在我班上的日子裡,他們知道了“居然還有不打我的老師”(這是一個學生的原話),享受了富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尊重,並獲得了人的尊嚴和受教育的快樂。

我們許多老師都學過駕照,可能和我有過類似的體驗:學習駕駛的過程,就是當“後進生”的過程,覺得自己笨,很自卑,因為很簡單的操作都老出錯,於是被師傅罵,自己還不敢還嘴……我很自然就想到我班上的“後進生”了。

所以善待“後進生”,首先是要把自己想象成他們中的一員,進而設身處地地想想,如果我聽不懂課也做不起作業,會有怎樣的心理?實踐告訴我,要讓這些看似“無可救藥”的學生擁有的“幸福和充實的精神生活”,必須從每一位“後進學”獨特的精神需要入手。

06

對,就從這裡入手。

平時上課老坐不住的陳元兵,有一次課堂上居然偷偷地在抽屜裡“研製”炸藥,結果引燃了書包,差點兒造成惡性事故。我嚴肅批評教育他後,主動給他介紹一位化學老師,讓陳元兵“好好從基礎學起”,結果他不但課堂“老實”多了,而且居然逐漸迷上了化學。

伍銳課堂上耍蛇,嚇得得全班同學不敢進教室;我介紹他與生物老師交朋友,後來生物老師叫他當科代表,還讓他參加了生物課外興趣小組。文建國上課從來不聽講,說是“聽不懂”,但他對小製作特別入迷,所有的零花錢幾乎都用來買車模零配件,於是,我專門囑咐物理老師,叫他指導文建國搞各種小製作,並讓其參加各種小製作比賽。

萬同一上課便睡覺,我也看不出他有啥興趣愛好,於是,我給他推薦既有教育意義又有精彩情節的長篇小說《烈火金剛》,叫他在課堂上抄這部小說——現在我家裡都還珍藏著他當年畢業時送我的《烈火金剛》手抄本。

……

曾有同事對我的這些做法不理解:“這些學生的學習本來就夠差的了,你還如此遷就他們,畢業考試怎麼辦?”我的回答是:“我不這樣做,他們仍然畢不了業;而根據他們的個性,發展其愛好,這不但能使他們或多或少學點知識,而且還能引導他們的做人之道。”

這當然需要勇氣,這個勇氣就是“無視”或者說“超越”學校以及上級包括社會某些功利的“評價”。無所謂——不就是影響我評職稱嗎?(後來我果真很晚才評上高級)不就是不給我評先進嗎?(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的確沒有啥榮譽)不就是不給我提幹嗎?(所以我年輕時連教研組長都沒當過,46歲那年直接由普通教師當校長)不就是不發展我入黨嗎?(所以我至今還是“群眾”)……

教育的良知就在於此。這就是我堅守的教育的“一釐米主權”。

07

我再次想到了偉大的蘇霍姆林斯基的精闢論述——

“我在學校裡對兒童、少年和青年的幾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條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賦、可能性、能力和愛好確實是無可限量的,而每一個人在這方面的表現又都是獨一無二的。自然界裡沒有一個這樣的人,我們有權利說他是‘無論幹什麼都不行’的人。共產主義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於:要在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是每一個人)的身上發現他那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勞動的源泉,幫助每一個人打開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見、理解和感覺到自己身上的人類自豪感的火花,從而成為一個精神上堅強的人,成為維護自己尊嚴的不可戰勝的戰士。”

還是回到那兩個樸素的“假如”: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 來源丨鎮西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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