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有一種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在公園裡，一個正在學走路的孩子不小心摔了個跟頭，在後邊跟著的爺爺、奶奶趕忙跑過去，孩子在哇哇大哭，對於摔倒的責任，總要有個人來承擔，即便我們旁邊沒別的人也要賴在其他的東西上：
“瞧這破石頭，絆我們孩子一個跟頭，都賴它，別哭了乖寶”。孩子淘氣，爬桌子底下玩去了，起來的時候一抬腦袋磕桌子角上了，爺爺奶奶跑過去一邊安慰著孩子，一邊還要拍打桌子兩下：“讓你磕我們孩子！讓你磕我們孩子！”。
王朔
說起來這是個樂子，但事實就發生在我們周圍，它一個破桌子，自己又不會動，明明你自己撞它上面了，你賴人家幹嘛？就算他擺的不是地方，那不也是大人給它擺放在那裡的嗎，可能有些人會說這不是哄孩子嗎，孩子一聽覺得好玩，他不哭了，那目也就達到了。
其實這話沒錯，把責任都推給“桌子”了，沒他的事了，他能不高興嗎？而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把這個事情看的很重，他將其上升到了一種文化層面，用他的話講叫做“推卸文化”。
如果從小給孩子灌輸這種思想，長大了會給孩子產生一個非常不好的影響，那就是出了事就一定先把責任推卸出去，我們常講，敢作敢當是一種優秀的人格，總推卸責任是一個不好的習慣。久而久之，道歉對於我們來說就變得越來越難。
就像我們社會上的“路怒”現象為什麼特別嚴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習慣推卸責任，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我自己沒有錯，所以誰也不可能向誰低頭認錯，最後導致一件很小的事情發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2007年，王朔曾接受一家媒體的訪談，當時他在私下和朋友聊天的時候，提到了楊瀾和他老公吳徵的一些八卦，不巧被一位記者聽到了，記者覺得這個話題很有料，就沒經過王朔的授意偷偷登出去了，後來事情傳到了楊瀾的耳朵裡，自然把王朔搞的很難做人。
後來王朔藉著一次機會痛罵了這位記者，他覺得作為一個正規的媒體，不該在未經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偷偷把人家的私人談話登出去，王朔當著媒體的面，對著鏡頭向楊瀾道歉，隨後也想讓那位記者向自己道歉，但對方卻一直在解釋，一直在推卸責任，一直在找各種理由，找客觀原因，總之就是不承認自己做事欠妥，經過了十幾分鍾爭論以後，王朔放棄了這個想法，悻悻而去。
王朔走的時候大概心裡在想，為什麼讓她道個歉就這麼難，其實小編也很同情王朔當時的心情，很多時候真的沒必要解釋，明明自己做事有瑕疵，就是死鴨子嘴硬，死活不認，讓你承認自己的錯誤就那麼難嗎？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是人都會犯錯，道歉沒那麼難以啟齒，事情都是自己做出來的，為什麼敢做不敢認呢。
在王朔看來，中國人都太小看了道歉，其實道歉能解決很多問題，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王朔提到過兩件事，有一次是當年當兵的時候，他那時候還是個半大小子，在基地接電話的時候罵了一個老兵，結果對方讓他等著，這時的王朔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等老兵找上門來，王朔主動走出來大方的和對方道歉，對方一下氣就消了。
馬未都
還有一次，王朔剛考下駕照在路上開車，由於手潮，併線的時候別了對方一次，險些造成追尾事故，結果在紅綠燈處，對方怒氣衝衝地走下車，一看就是奔著打架去的。結果王朔坐在車裡不好意思的衝對方敬了個禮，對方立刻就沒事了，轉身回去了。在王朔眼中，道歉不丟人，也不是沒面子的事，你做錯了事情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那才是有勇氣的表現，人和人能有多大仇，是自己的問題，痛痛快快給人道個歉，誰還能跟你沒完沒了呢。
對於早年間郭敬明抄襲的事件王朔就曾公開批評過他不道歉的行為。
王朔
對於道歉的事情，馬未都也曾說過，自己深知讓中國人道歉有多難，小時候的自己從來不會道歉，明知道自己錯了也絕不道歉，犯了錯誤被老師拽著耳朵和同學認錯，吵到最後經常是這兩個人梗著脖子說：“我是不對，但你也不怎麼樣”。這就算是極限了。
在國外，很多人不會把道歉當做沒面子的事，在他們眼中，道歉不分職位高低，也不分家庭地位，父親跟兒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都很正常。
馬未都
而以我們的傳統，讓父親向兒子道歉，這種概率太小了，很多父親可能一輩子都沒和兒子道過歉，因為父親在兒子面前就沒有“錯”這一說，在公司裡的上司也同理，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很少能看見領導和下屬道歉承認錯誤的，至多是一句“這事過去就拉倒了”。潛臺詞就是告訴你我已經知道錯了，你就趕緊就坡下驢吧，再不依不饒我剛才那句話可就不算數了。
馬未都評價道：“這種推卸文化會導致我們嚴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麼事一定都是先從別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遠不承擔責任，怨天尤人，不是賴領導就是賴制度，總之先把自己摘乾淨再說。這就是我們的社會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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