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冰的時代，這鍋雞湯終於要熬幹了。
文｜伍橋
在中國，心靈雞湯似乎迎來最尷尬的時代。雖然公認的雞湯作家仍能雄霸暢銷書榜，但這一文學類型的聲譽幾乎淪落到了歧視鏈最底部，以至於標誌人物紛紛強行劃清界限。
口碑撲街並不意外，今天的當紅雞湯文確實經常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路過了許多的城市和村莊，吃過許多漂亮女孩子煮的面，每一個姑娘都比你胸大、比你腿長，可沒有一個能煮出你那樣的面來，又燙又香的西紅柿雞蛋麵，燙得人眼淚噼裡啪啦往碗裡掉。
——大冰《乖，摸摸頭》
這段話明顯套用自沈從文，只是油膩得讓非粉絲讀者望而卻步。
· 沈從文原作早已是雞湯讀者心目中的千古佳句之一
不過，雞湯文風儘管今天被認為空洞矯情而飽受嫌棄，但中國讀者幾十年來都是在雞湯美文的澆灌下茁壯成長的，有幾代人的青春作為見證。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今天人們眼中的標準雞湯題材，如「以夢為馬，浪跡天涯」、「誰的青春不迷茫」之類，源頭都只能追溯至改開初期。
· 三毛與丈夫荷西
1980年《音樂愛好者》雜誌第一次刊登三毛歌詞《橄欖樹》之前，多數中國人熟悉的「流浪遠方」主要限於支邊、勞改、上山下鄉和持介紹信外出乞討，最多隻能激發出「這是我最後的北京」的戀家之情，很難讓人對漂泊生活產生浪漫想象。
與特殊現實相匹配的是，1949年以後，中國主流文學創作長期延續1940年代的延安文藝風格，充滿戰鬥精神和黃土氣息，廣闊天地沒有小確幸和青春迷茫的容身之所。
即使時人眼中的抒情美文作家，如楊朔、秦牧、劉白羽等，其作品也不以溫暖人心為目標，濃烈的時代精神更是與今天的雞湯文化難以兼容：
凡給蜂螫過的人都知道，蜂在攻擊動物時那種英勇搏鬥、視死如歸的精神，簡直令人讚歎……蜜蜂，使我想起既能辛勤勞動，必要時又能挺身戰鬥的人。這樣的人既是善良的，又是英勇的。他們不是喝血者，不是寄生蟲，不是強盜，也不是懦夫；他們是真正的人，大寫的人。
——秦牧《花蜜與蜂刺》
我說「原來壽命這樣短。你不是總得往蜂房外邊打掃死蜜蜂麼？」
老梁搖一搖頭說：「從來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數，自己便悄悄死在外邊，再也不回來了。」
我的心不禁一顫：多可愛的小生靈啊，對人無所求，給人的卻是極好的東西。蜜蜂是在釀蜜，又是在釀造生活；不是為自己，而是在為人類釀造最甜的生活……
——楊朔《荔枝蜜》
· 散文家秦牧
這種沉迷宏大敘事和戰鬥精神的中國文學，在改開初期終於難以為繼。
時代激盪，年輕人心智尚未成熟便已多次和總路線一起動搖，飽受摧殘的內心不再輕易接受鬥爭和奉獻的動員，百廢待興的國產文學已無法滿足新的閱讀需求。
·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題為《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引起大討論，堪稱當代青春迷茫題材的鼻祖：「我今年23歲，應該說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復存在……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而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鬥、草菅人命。……我有些茫然，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裡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
與此同時，國內報刊也逐漸開放，廣大讀者第一次看到了不以政治教化為主要功能的境外美文。
特別是散文發達的臺灣，代表作家的作品陸續在《讀者文摘》等同類刊物上發表出來，令1980年代的中國讀者深感震撼，其中激烈批判傳統文化和華人社會的柏楊、李敖、龍應臺等人，作品往往能引起大規模的社會討論。
不過，與長於挑事的臺灣公知相比，更能抵達年輕讀者內心的，是遠離宏大話題的散文作家三毛。
· 三毛成名後，每天都會收到大量讀者來信。通過三毛與讀者之間書信的主題，可以大致勾勒出三毛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輪廓
《讀者文摘》編輯劉英坤曾如此描述當時席捲校園的三毛熱：「大學女生宿舍每個人一個蚊帳，一個屋子六個女生不去上課，每個人都是一包瓜子，一本三毛。宿舍裡特別靜，只聽見嗑瓜子的聲音，讀得特別投入。」
三毛作品中體現的，既有波西米亞式的自由自在、狂放不羈，也有布爾喬亞式的精緻講究、捍衛秩序，其對待生活的審美化態度，更令剛剛放下革命文學的中國讀者如痴如醉。
· 三毛作品中的美好描寫，讓中國讀者眼中的撒哈拉不再只是非洲人民反帝鬥爭的尖銳地區
作為今天雞湯美文的祖師，三毛和同期長篇小說紅遍全國的瓊瑤一樣，為大陸後繼作家指引了前所未有的創作道路：《雨季不再來》有著郭敬明式的青春疼痛書寫，《夢裡花落知多少》提供了標準的理想愛情傷痕模板，《撒哈拉沙漠》則提供了比大冰高明許多的異國風情。
這些後來常被文學讀者認為流俗的寫作，在其誕生初期起到了難得的撫慰心靈、而非激勵鬥志提高覺悟的作用。
1989年4月，三毛赴大陸探親期間，「男女學生在校園裡排成長隊與三毛握手，請她簽名的人數不勝數。」與此同時，早在三毛風靡大陸的時代，儘管「雞湯」一詞還遠未出現，內地這一類型的後繼者便已紛紛湧現。
土產雞湯的崛起
較早嘗試這種個人化、情感化題材的，也許是1980年代巡迴全國作報告演講的李燕傑，他因為專注於年輕人在理想、成才、婚戀、家庭、自我修養等方面的困惑，而一度成為家喻戶曉的「共和國四大演講家」。
也許是太多飢渴的心靈需要滋養，一時間，全國各地湧現出一大批李燕傑式的演講者，甚至紛紛自稱「紡織李燕傑」「煤炭李燕傑」「遼寧李燕傑」等。
然而，1977年擔任大學講師期間批判江青出道的李燕傑，雖然對年輕人話題尚算得上敏感，但創作模式畢竟不可能與歲月靜好的小資文人同流合汙，而是時刻注意向年輕人灌輸正確思想：
· 1980年代李燕傑的報告演講《寧可枝頭抱香死，不隨落葉舞西風》
國產雞湯的成熟，還要依靠年輕一代作家的加入。
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1988年，汪國真最有名的詩《熱愛生命》在《讀者文摘》上刊登，同年被《青年文摘》等雜誌轉發。當時，這種通俗易懂、積極向上的汪氏詩歌雖然沒有正式結集出版，但已在青少年中廣為傳抄。
等到1990年7月，他的詩集已經被《新聞出版報》列為十大暢銷書之一，文藝類獨此一本。199 1年，汪國真詩集銷量持續走高，達到近兩百萬冊。
據汪本人回憶，當時每天至少接到幾百封信，請求指教的、訴苦的、求愛的都有。
在青少年市場大受歡迎的國真牌雞湯，不久便被更專業化的雞湯美文所取代。
今天讀者最熟悉的標準化雞湯文，即用優美的語言講小故事，再從中得出某種人生感悟，便是在1990年代成熟、定型。
· 1993年美國出版的《心靈雞湯》一書，1996年國內開始出現簡體中譯本，為同類文本賦予了「雞湯」這個容易傳播的名稱。圖片為《心靈雞湯1》的第一篇文章《創造出力量》
1990年代開始走紅的周國平，雖然一再聲稱自己的作品不是雞湯，但其散文作品也完美契合了這種模式，而且能夠從遠古文明談到希臘智慧再到《聖經》啟悟，將「靈魂引向朝聖」。
這樣的雞湯烹製水平，不但斷非常人所能及，而且走出了與前輩臺灣美文不同的新路，又不像李燕傑的報告演講那樣說教，可謂既溫暖心靈又提供營養。
能夠與周國平相提並論的，恐怕只有餘秋雨。1992年《文化苦旅》一出版，就暢銷不止，好評如潮，一直到2008年以前，他都是中國雞湯的霸主之一。
除了輕鬆易讀的文字、曲折的小說敘事和煽情的詩性語言，餘秋雨還提供了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而且不像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那樣令良民百姓心驚膽戰，反而額外贈送給讀者一種憂國憂民的高級體驗。
今天羞於提及餘秋雨的大齡讀者，很多都是從他那裡第一次聽說莫高窟有個王道士，第一次知道天一閣的風雨，第一次感受到傳說中博大精深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
《文化苦旅》不僅風行大陸，而且暢銷境外，尤其是在雞湯故鄉臺灣得到相當高的評價，白先勇甚至盛讚其為「世紀中國最後一位大師級散文作家」。
這並不意外，餘秋雨走紅臺灣時，當地政治主流強調本土意識，餘的適時出現正好安慰了當地大中華情結者的沮喪內心。
從李燕傑、汪國真到周國平、餘秋雨，土產雞湯的熬製技術由糙入精、不斷升級，和1990年代繁榮的圖書市場一起成長壯大。
不過，周餘的題材畢竟太過沉重，與1980年代以來雞湯讀者的年齡層並不能長期契合。
國產雞湯的未來，終歸要回歸汪國真讀者的精神追求。
偶像年代，盛極而衰
從1999年醞釀新課程改革開始，一種嶄新的高考作文模式誕生了。
高考作文題開始追求開放多元，只給出一段材料，由學生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發揮。
於是，堆砌心靈雞湯的「意林體」作文成了高分贏家。從199 9年到 2016年，高考作文幾乎成為考生自由揮灑雞湯的主場。（詳見往期文章《高考作文：意林體已死｜大象公會》）
· 在應試教育的剛需下，各種蒐集心靈雞湯的美文書籍應運而生，雞湯進入批量生產時代
但是，單純的雞湯美文畢竟空洞無味，過於強調真善美的老式美文尤其顯得說教不堪，除了應付考試，並沒能真正俘獲廣大青少年的心。
引領了新雞湯風潮的，是通過2000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出道的郭敬明。
作為《紐約時報》認證的「中國最成功作家」，郭敬明是當代中國最暢銷的作家之一。據2013年統計，當時中國所有傳統文學類刊物發行量加一起，才僅抵得上郭敬明旗下５本雜誌的發行量。
郭敬明作品最受詬病的是，他的小說模式高度近似於傳統意義上的個人情感雞湯，故事和人物都不是重點，關鍵是要以綺麗的文字昇華細碎的敘事和個人情感，以按摩讀者的心靈。即使人物生活中的痛苦也要被無限放大，整個世界都辜負他們，以切中青春期讀者的情感要害。
比如這種令非郭敬明讀者吐槽不止的表達方式：
四個人互相交換各樣不同的目光。悲傷的，心疼的，憐憫的，同情的，愛慕的，像各色油漆潑入空中，攪拌，最後變成黑漆漆一片。
——郭敬明《悲傷逆流成河》
正如《萌芽》編輯所說：「郭敬明的走紅，完全超乎想象又順乎情理……就像當年的汪國真一樣。這個年齡的孩子需要這樣一種精神產品，而他恰好地提供出來了。」
郭氏雞湯的另一個維度是勵志，在短短十年間，郭敬明從一個普通的小城青年成長為身家數億的文化名流，並且自豪於通過努力奮鬥獲得成功，並沒有所謂的「拼爹」和走捷徑。
因此，他的讀者確實也是將他視為勵志偶像：「不管多少人罵他，可是他的成功不容辯駁，多少人終其一生都難以達到他現在的成就。初中的我就開始和他一樣為了能去上海讀書而努力，而現在我也真的實現了自己的目標。」
至於批評聲浪，成功作家本來也無須介意——三毛曾被毒舌無品的李敖譏為「白雲鄉式的逃世，白開水式的泛濫感情」；餘秋雨也曾被朱大可批評為「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但這種行業內口水從來也只有文化人自己關心，傳播壽命很少超過雞湯本身。
然而，到了2016年，隨著郭敬明最忠誠的讀者漸漸長大，情況似乎急轉直下。郭敬明的第二部電影《爵跡》票房只有3.8億，電視劇《幻城》的最終收視率也始終沒有突破1%。
面向其他年齡層和不同需求的老一代雞湯作者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比如曾經紅極一時的于丹，繼2012年被轟下講臺後，于丹2014年發表的「霧霾說」又傳為一時笑談。
與此同時，新一代雞湯作家雖然銷量尚可，但卻難以重現老前輩們的輝煌。
2014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乖，摸摸頭》成為年度黑馬，售出150萬冊。2015年，大冰的《阿彌陀佛麼麼噠》上市僅兩個月，銷售已突破100萬冊。
隨著新書的不斷推出，大冰也很快開始遭到群嘲，而且嘲笑他的不再只是文化界同行。
不過，面對退化的美文創作，最先掉頭而去的還不是讀者。
從2017年開始，高考作文的命題風格驟然轉變，把握時代精神，講好中國故事，成了近年來寫好高考作文的關鍵。
「熟讀《意林》三百篇」的備考已成往事，而新時代的散文寫作，無論是否為了應付高考，也許都更需要比雞湯美文更久遠的情懷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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