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犍陀羅美術的誕生與東漸入華—讀《中國佛教史》有感

文|青樓大茶壺

佛教發展歷程不完全等同於前仆後繼思想家靈感的迸發與蔓延,在宗教向下運動過程中,應當將開放面最廣美術擺在一極其重要位置。

誠如蔣維喬先生於《中國佛教史》中所論及觀點,在國民教育尚未普及時代,大多數民眾不具備基本閱讀能力,故晦澀深奧宗教典籍影響力大多侷限於上層社會,難以向下蔓延。據國史而言,民眾的力量往往是巨大的!因而採用美術這種最為形象、直觀表達形式則能對觀者心靈產生強烈震撼,達到說服民眾皈依效果。

筆者認為,佛教在中國得以迅速擴張並逐步發展為第一大宗教,與其獨特佛教美術不無關聯。

因美術具直觀交流傳播這一契機,恰恰順應歷史潮流,此乃不爭之實!

追溯佛教造像起源,健陀羅美術不可不談,在此拋磚引玉,溯源佛教入華!

誠然,犍陀羅美術並非“中國佛教”所涉及重點,其背景也限於篇幅僅作簡略勾勒,然木必循其本,水必出其源,鑑於其對東亞佛教美術無可忽略重要影響,筆者希望將藉此機會,通過所查閱資料將犍陀羅美術誕生及東漸歷程作一敘述,以解答讀《中國佛教史》時所留困惑,與君共勉,盼君受益,翹首以待!

犍陀羅佛教美術之先聲總概

應釋迦摩尼涅盤後中印度地區的佛教藝術,其代表為窣堵波及“不可見的佛陀”。

溯源犍陀羅美術的誕生與東漸入華—讀《中國佛教史》有感

印度桑奇大塔:阿育王早期興建的窣堵波之一

半球狀的窣堵波或許能夠被稱為印度喪葬文化中的一個特例。

窣堵波現存典型遺蹟為印度博帕爾桑奇大塔。

印度思想體系中獨特“轉世輪迴”觀念,使其相信無論何人,現世不過是永無止境輪迴轉世一個瞬間,因此為逝者建造宏大奢華陵寢是毫無意義的。

偉大如阿育王,其葬所都不為世人所知。而悟道涅槃的佛陀,其不會再有轉世,而是邁入永恆寂滅世界。因而供奉舍利的窣堵波,作為佛教理想境界涅槃寂靜的象徵為信徒所膜拜,則應為題中之意。而“不可見的佛陀”則一般描繪古印度佛教美術最初並不表現釋迦成道以後的內容或故事,早期佛傳浮雕幾乎都以釋迦太子青年時代與出家前後的故事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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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博物館藏:巴爾胡特出土的伊羅缽龍王禮佛浮雕

古印度人認為覺悟成道、進入涅槃的佛陀是不可視的,所以不能用人的形象來表現(世界範圍內部分宗教存在禁止“以物配主”偶像崇拜約法),因此常以聖樹、聖壇、法論等象徵性圖像來表示他的存在。這一點於巴爾胡特遺址伊羅缽龍王禮佛等浮雕均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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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瓦”古梵語意為“百花之城”:自古以來,該地是一個大的商隊集散地

“犍陀羅”意為“芬芳的土地”古屬西北印度地區,今位於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一帶,健陀羅樣式美術即誕生於此地。

犍陀羅造像誕生的文明背景

溯源犍陀羅美術的誕生與東漸入華—讀《中國佛教史》有感

健陀羅美術之形成,深受亞歷山大東征所帶來希臘化浪潮及早期海路商路傳達古希臘羅馬人體雕塑藝術影響。主觀意願上,隨著普通民眾對釋迦的崇拜意識逐步增強,犍陀羅地區率先打破“不表現佛陀”規定,採納菩薩像的雕塑造型。

溯源犍陀羅美術的誕生與東漸入華—讀《中國佛教史》有感

詳:圖解

犍陀羅地區塑造佛陀形象如比丘般身披袈裟,不剃髮,頭髮蓄成如髮髻般肉髻,奠定經典佛像基礎。其獨特特徵為高鼻深目,臉型長圓,衣褶深淺不一,有拂動感,具有鮮明古希臘羅馬寫實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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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收藏:可見油漆粉刷痕跡

後期犍陀羅美術發展不僅限於雕塑,在立柱上出現少部分彩繪佛陀。在裝飾圖案上,犍陀羅美術也表現出濃郁的古希臘羅馬風格。這集中體現在酒宴圖和葡萄卷草紋、扛花環的童子等飾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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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翼裸體扛花環的童子,片岩浮雕:斯瓦特博物館

扛花環的童子始於公元前3世紀的古希臘美術,在羅馬帝政時期得到迅速傳播。其一種含義是喪葬場面,象徵死者在另一世界中哀榮,被大量用於石棺浮雕中。在犍陀羅美術中,扛花環的童子形象被用作佛像底座。葡萄蔓與葡萄依託由希臘羅馬傳入的狄俄尼索斯信仰在犍陀羅地區傳播,為犍陀羅美術借用以表達生命的復甦與動植物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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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茛苕裝飾的紋樣是如何一步步演變的

同時,出現在古希臘羅馬科林斯柱柱頭茛苕葉裝飾紋樣也於這一地區大量出現。受羅馬方形石棺影響,犍陀羅地區窣堵波形制為方底圓頂,並將周圍圍欄去除,在覆缽型頂另加塔剎多層,成為中原漢地佛塔雛形。

在佛教及已臻於成熟犍陀羅美術經由多元開放貴霜帝國作為媒介傳入西域地區進而進入中原漢地後,早期佛教迅速開啟其第一輪本土化浪潮。

佛教入華

佛教進入中國最早之確切記載為《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而最早佛教塑像則為梁思成先生於《中國雕塑史》中所提及“至桓帝篤信浮圖,延熹八年,於宮中鑄老子及佛像,設華蓋之座,奏郊天之樂,親祀於灈龍宮,此中國佛像之始也。”

而後世對於這一時期記載中能夠被引為趣談則是佛教傳播過程中穿鑿附會的“名人效應”,如《史記·匈奴列傳》載“(霍去病軍)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後世訛傳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以及敦煌莫高窟初唐323窟“甘泉宮佛像”記所載“漢武帝將其部眾討匈奴,並獲得二金人,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帝為大神,常行拜謁時。”

以及東漢末《牟子理惑論》所言將張騫生卒年代混淆,謬誤百出之“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這些記載均是佛教作為外來宗教為加強其權威性所杜撰,在閱讀原典需警惕不能被其迷惑,切記!

而筆者按照時間順序所蒐集這一時期後幾件中國佛教文物資料,其中均能體現深厚犍陀羅佛教美術風格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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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背光殘件: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其一為于闐王國時期佛背光殘件,無論其衣飾還是站姿均明顯受到犍陀羅風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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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國時期坐佛像

其二為十六國時期坐佛像,佛像高鼻深目、面貌五官與中土人士差異較顯著,身披受羅馬長袍拖格啟發的通肩式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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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雲岡石窟造像

其三為山西雲岡石窟造像,大佛手法為印度式,衣飾的旋狀紋同巴米揚大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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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萬佛寺遺址出土:石如來立像

其四為南朝(梁)佛立像 (四川博物館藏)其完全為犍陀羅風格的摩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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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穆造佛塔

其五為十六國時期北涼高善穆造佛塔(現藏於甘肅博物館) 該佛塔保留有犍陀羅地區改良八面方形底座(用以雕刻或繪製佛教故事),上接覆缽式窣堵波,最頂層為層疊塔剎,尚未與漢地建築融合形成密簷式或樓閣式佛塔。

獨評

無疑:我們大部分人自覺佛教是從印度傳過來的,其實,佛教是從犍陀羅地區傳入中國,應該說,中國佛教和印度就沒有直接關係。據史:早期佛教經典,只有兩種版本,一種是犍陀羅語版,一種就是是漢語版。中國的早期佛經,其實都譯自犍陀羅語。恰如前言:然木必循其本,水必出其源。又如前言: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此舉史傳佛教初傳漢地,被譽為伊存授經。溯源:古代的貴霜帝國在其中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所以中國佛教的傳入,其實是和犍陀羅地區有著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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