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佛教史研究起步於近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的中國佛教史研究漸趨繁盛。然而，一方面，研究框架仍以佛教宗派為主，另一方面，對宗派的研究多聚焦於在佛教思想上多所創發之人物。
具體到宋代天台宗史的研究上，與山家派代表人物四明知禮相比，慈雲遵式受到的關注並不多。慈雲遵式（964-1032）是北宋天台宗山家派高僧，浙江寧海人，一生著作宏富。他的著作為自宋以降的佛教懺儀提供了規範，併為淨土理論發展做出獨特的貢獻。目前針對遵式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懺法思想、禮懺實踐等方面。在佛教中國化的視閾下重新審視和挖掘遵式在宋代天台宗史乃至中國佛教史上的價值與意義，成為遵式研究的可能突破點。
有鑑於此，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七塔禪寺、棲心圖書館特別聯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臺灣）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臺灣）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在慈雲遵式（964-1032）誕辰1055週年之際，於2019年11月9日至10日舉辦了以“慈雲遵式與宋代天台佛教”為主題的“第三屆天台佛教學術研討會”，30多位兩岸學者齊聚一堂，展開對遵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研討，藉此重估遵式的歷史價值。
研討會現場
天台宗：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佛教自兩漢之際、公元前後傳入中國後，便開始了漫長的中國化歷程。從思想的層面看，佛教經歷了漢代佛道、魏晉佛玄、南北朝格義與學派化的發展階段後，在隋唐時期趨於繁榮，陸續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為佛教思想的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其中，由隋代智者大師創立的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史上較早形成的深具民族化特徵的宗派，自成一套完整的高度組織化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對隋唐以來成立的佛教宗派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中國佛教宗派格局中佔有重要地位，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有效組成部分。
天台教義以定慧雙修、止觀雙運為核心原則，強調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偏廢。本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就天台宗創立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展開討論，如尚永琪（寧波大學，《古代政治事件解讀的文本陷阱：以前秦對龜茲的征伐為例的探討》）、劉泳斯（中央民族大學，《天台宗的地域化：從慧思大師宋代以來的傳記演變看天台佛教地域化特徵》）、伍先林（中國佛教研究所，《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雙美思想初探》）、劉振（台州學院，《天台智者大師“佛意”思想辯證》）等。其中，劉泳斯通過梳理南嶽慧思的歷代傳記特別是宋代以來傳記材料的演變，發現天台宗在當地面臨的實際問題並不同於全國流行的佛教宗派義理體系構建，而是佛教在地方社會實際的生存發展，從歷史聲望乃至廟產歸屬。在這個意義上說，天台宗乃至於中國佛教也是一個複數，是由一個個不同的地方佛教構成的，具有地方多樣性的中國佛教。
天台宗在宋代的新發展
天台宗歷經隋唐兩代的發展，在唐末五代的衰落後在宋代重新得以復興。天台宗發軔於天台山，浙江特別是浙東地區自古以來即是天台宗弘揚與傳播的重要區域，也是宋代天台宗復興的主要區域。在宋代，浙東地區聚集著眾多的天台宗高僧，如寶雲義通、四明知禮、慈雲遵式、淨覺仁嶽、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石芝宗曉、志磐等，他們為促進天台宗在宋代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除對本屆研討會主題人物慈雲遵式的研討外，許多學者涉及到天台宗在宋代發展的其他人物、著作及事件，它們均與浙東有著不解之緣。如張風雷（中國人民大學，《高麗義通與宋初天台宗之中興》）、賴賢宗（臺北大學，《天台止觀通明禪的創發與其在宋代的發展之詮釋》）、林志欽（真理大學，《志磐所依據之典籍考察》）、張雲江（華僑大學，《寧波延慶寺的“十六觀堂”》）、樓正豪（浙江海洋大學，《裡的天台宗世界》）等。其中，張風雷討論了慈雲遵式的老師高麗天台宗僧寶雲義通的生平、思想及其對天台宗發展的重要貢獻，謂之“繼往聖之絕學，開中興之新局”。最後指出知禮與遵式的所言所行，是“接著”義通的所言所行而加以發揚光大的；他們所成就的，正是義通未竟之事業。
慈雲遵式歷史價值的“再發現”
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慈雲遵式與宋代天台佛教”，多數論文專就遵式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下面按主題分類概述。
遵式與懺法。天台宗不僅豐富了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哲學思想，其對中國佛教的另一大貢獻是豐富了儀軌內涵，天台的懺儀成為中國佛教的寶貴財富。而在天台懺儀的發展史上，遵式起到了關鍵作用。遵式被稱為“慈雲懺主”，他畢生致力於實踐和弘揚懺法，把懺法變成了一種普及於僧俗的修行方式，由此形成了他所特有的懺法思想與實踐，影響至今猶存。懺法為何會在宋代天台宗中勃然興起？原因或如吳忠偉教授所言，伴隨著唐宋社會形態轉折，宋代佛教逐漸退出主流意識形態領域，轉而致力於拓展“社會”領域空間，尋求以“制度”性職能的方式落實其對俗世的參與；此於天台宗來說即表現為，通過“山家山外”之爭確立了以“懺法”為主要行法的職能定位。
遵式留下的懺法儀軌文本很多，此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具體討論了遵式的懺法文本，其中的“淨土懺”尤其引人關注。《往生淨土懺願儀》是遵式撰述的淨土類懺文，被稱為“大淨土懺”，黃夏年（中國社科院，《慈雲大師與》）將其與《法華三昧懺儀》進行比較，考察了該懺文的來歷及其影響，指出今天中國佛教淨土宗成為與禪宗並列的一大宗門，唸佛修習淨土宗的信眾成千上萬，此與遵式的推動有重要關係，也離不開《往生淨土懺願儀》的作用。心悟（杭州佛學院，《基於遵式大師大小淨土懺理論模型的關係研究》）認為在天台懺儀系統內，每一獨立懺儀皆以十科行法為主要內容，未在原版基礎上改編形成獨立小儀軌。但遵式所作的大小淨土懺是一種特殊的存在。作者從內容關係、對機關係、修行關係、效用關係等多維度探討二者的關係，認為小本是大本的簡行，大本是小本的深化。徐爽（浙江理工大學，《大悲懺、淨土懺的製作與流行》）指出宋代所流行的天台懺法主要是知禮、遵式應時代所需撰制的新懺法大悲懺和大小淨土懺，其特色是將修懺滅罪思想與觀音救苦救難思想、唸佛往生的淨土思想銜接起來，懺悔儀軌與觀音信仰結合成為大悲懺、與淨土法門結合成為淨土懺法。
關於《金光明懺法補助儀》、《請觀音三昧儀》等懺法文本，也有學者專文探討。正持（南華大學，《遵式之觀行方法探析》）首先介紹了《金光明懺法補助儀》及其組織結構，探討了遵式製作《補助儀》的原因，《金光明護國道場儀》與《補助儀》的關係，其次針對目前學界對十科事儀的討論，偏向於事儀的說明，忽略對理觀運想的部分，探析了《補助儀》的觀行方法。郭秀年（法鼓文理學院，《慈雲遵式的觀音法門：以為主》）通過對《請觀音三昧儀》的分析指出，有別於當時重視隱居、止觀實踐與嚴謹持戒的天台山外派，遵式的觀音懺法或往生淨土懺儀都結合當時的社會型態，提供一種適用於現世僧俗大眾可以共修的佛教修行法門。另有李萬進（四川師範大學，《遵式天台懺法思想研究》）、善覺（戒幢佛學研究所，《略探慈雲遵式的懺法思想》）等亦就遵式的懺法思想展開探討。
此外，陳英善（法鼓文理學院，《慈雲遵式於天台止觀之運用——以食觀法為主》）指出在慈雲遵式的諸多論著中，有不少篇幅討論與“食”相關的文章。而有關慈雲遵式的食觀法，基本上乃依循於南嶽慧思的食觀法，且廣運用天台智者的三諦三觀。由此可知，慈雲遵式的食觀法，與慧思、智者大師之密切關係。吳忠偉（蘇州大學，《從“施食觀想”到“誠敬感格”——遵式、朱熹與宋代人/鬼溝通論對論》）認為“施食觀想”濟拔“惡鬼”是宋代天台懺法職能的突出表現，遵式是這一行法理論與實踐的集大成者。相對於天台宗人以“實證”的“施食觀想”濟拔“惡鬼”，溝通人/鬼世界，宋代理學家在“鬼靈”世界問題上表現為一種迴避或猶豫：一方面在理論上，理學家用“理氣”論來解釋“鬼”，但又抱著“存而勿論”的態度；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則又重視“祭祀”，通過“誠敬感恪”而溝通人與祖靈。張雪松（中國人民大學，《論慈雲遵式的“改祭修齋”》）指出遵式提倡將中國民間信仰祠廟中的血食祭祀改為素食齋供，是佛教對民間信仰的嘗試性改造，為中國宗教祭祀提供了一種新的重要的思維邏輯。
遵式與淨土信仰。北宋天台宗呈現出臺淨合流的思想傾向，這在知禮、遵式等天台宗僧身上有明顯體現。尤其是遵式，在中國淨土宗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淨土思想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就此問題展開討論。例如，王公偉（魯東大學，《慈雲遵式與中國佛教淨土宗的發展》）指出遵式將淨土思想引入天台懺法，規範盂蘭盆、放焰口等儀軌，為淨土宗注入新因素，同時彌補淨土宗的不足，是淨土宗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韓煥忠（蘇州大學，《慈雲遵式的淨土信仰》）指出遵式在終極信仰上歸趣彌陀淨土，並從依經立信、切願往生、觀想正行三個方面解讀了慈雲遵式的淨土信仰。李想（中國社科院，《從慈雲遵式到靈芝元照——宋代天台系“唯心淨土”敘事的構建及特點》）認為遵式的淨土論述得到了靈芝元照的學習和引用，並由此發展出元照獨特的唯心淨土觀。趙偉（青島大學，《遵式臺淨合一的護教觀》）重在論述遵式的臺淨合一，及為天台宗爭取發展空間所做的努力。
遵式與天台教義。以往學界傾向於認為，遵式與知禮相比，對天台教義的創發不多，更側重於天台實踐即懺法的弘揚，故對遵式的天台教義研究不多。實際上，遵式也是位精研天台教義的義學僧人，其懺法及其他實踐活動中都蘊含著其對天台教義的深刻理解。多篇論文就此問題進行了論述。可祥（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七塔禪寺，《慈雲遵式淨土思想之天台教義初探》）認為遵式在其淨土唸佛懺儀及淨土相關撰述中始終貫徹著天台圓教思想，其“圓融說”“實相義”和“一念心”，都是在天台“性具”學說理論基礎上的展開。楊浩（北京大學，《慈雲遵式天台思想探析》）在綜述遵式以往研究的基礎上，認為遵式雖然一生重點在於天台懺法的研究與天台思想的宣講，但從遵式後世所編訂的文集《天台別集》中，也能看出遵式在繼承天台思想的同時，在心性、止觀、法界、佛性等方面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與體會。黃國清（南華大學，《天台圓教的趣入之道——以慈雲遵式與為中心》）指出遵式對圓教法義只給出精要說明，側重以實修進路來趨向實相領悟。他以一念三千與三諦圓融等精要實相法義為根據，論說禮懺行法與唸佛法門作為圓教趣入之道的深層原理，使其成為趣入中道實相的可行方法。
遵式與《注肇論疏》。關於《注肇論疏》的作者是否是慈雲遵式的問題，也是此次研討會頗受關注的議題。歷來學、教兩界皆認為《注肇論疏》的作者遵式即是慈雲遵式，丁建華（浙江工商大學，《空有之辨：論慈雲遵式對的詮解》）即在此觀點的基礎上分析了遵式對《物不遷論》的解釋思路，認為遵式以如來藏系理論背景詮解《物不遷論》，展現其具有獨特思想內涵的“不遷”理論。然而，楊玉飛（宜春學院，《遵式的歷史定位》）卻指出，考諸慈雲遵式的傳記及相關文獻，未能發現其著《注肇論疏》的蹤跡。那麼，《注肇論疏》是否為慈雲遵式，抑或另有其人？日本學者雖對此提出了一些質疑，但由於證據不足，最終結論僅停留在懷疑階段。作者在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考證，指出《注肇論疏》的作者並非慈雲遵式，而是另外一位圓義遵式。如此說成立，慈雲遵式在天台宗的歷史地位及《注肇論疏》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許需要重新對待。
遵式的其他面向。楊維中（南京大學，《宋至明清蘇州北禪寺的天台宗傳承》）認為北禪寺與天台宗的傳播特別是遵式系統有直接關聯。慈雲遵式弟子思永在蘇州聖果寺傳播天台宗教義和懺法，後有淨梵隨其學習，於蘇州北禪院弘傳臺教。慧觀（杭州佛學院、浙江工商大學，《“空華”譬喻及其相關問題——以解讀遵式所見“捏目空華”為目的》）通過梵語考察了遵式《南嶽禪師止觀序》中“捏目空華”的詞彙來源和形成過程，順帶考察了作為後續延伸表現的“捏目生花”乃至其縮略形式“生花”等對日本等海外所產生的影響。陳堅（山東大學，《“生命的盡頭是一束花”：遵式大師中的“死亡美學”》）認為遵式的《遐榻銘》是佛教“死亡美學”的巔峰之作，遵式的“遐榻”透露著濃郁的浪漫主義審美氣息，而這種浪漫主義的審美氣息與佛教的“涅槃”境界密切關聯，遵式在“遐榻”中實現了美麗的“新生”。張凱（寧波大學，《北宋天台宗的放生實踐：以慈雲遵式、四明知禮為中心的考察》）指出中國佛教的放生實踐與天台宗僧的推動密切相關，慈雲遵式、四明知禮利用與精英士大夫的交遊先後促成了將杭州西湖、四明南湖立為放生池的善舉，開啟了佛誕日放生為皇帝祝壽的先河，使放生活動逐漸擴展為一種政治傳統與地方民俗。此外，遵式《放生慈濟法門》、知禮《放生文》所制定的放生儀軌，也為後世的放生實踐提供了較為規範的儀式範本，影響至今不衰。駱海飛（蘇州大學，《存存乎經教，綿綿乎佛道：慈雲遵式與臺宗典籍的入藏》）分析了經由遵式的努力使天台宗典籍文獻收編入藏的經過。慈雲此舉對天台宗意義重大，不僅完好地保存了天台一系的教法理論，而且也在一定意義上弘傳了臺宗的止觀法門。此外，遵式還創制了藏經解題專目，開啟了藏經目錄編纂的先河，在佛籍專目史上有著特殊的價值。姚彬彬（武漢大學，《與遵式之文本比較》）比較了二文關於飲酒戒、食肉問題及殺生戒三方面內容之同異，侯廣信（南京行政學院，《慈雲遵式之儒佛思想初探》）利用《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囑弟子送哀》《往生西方略傳序》等文獻分析了其儒佛思想。
“佛教中國化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本次研討會是七塔禪寺繼2017年“首屆天台佛教學術研討會——唐宋天台佛教”、2018年“第二屆天台佛教學術研討會——四明知禮與宋代天台佛教”後舉辦的“第三屆天台佛教學術研討會”，共收到論文38篇，前二屆研討會的論文集均已正式出版，在佛教界和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影響。
七塔禪寺住持可祥法師在發言中表示：“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歷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磨合、相互吸收的過程，形成了有別於印度的具有中國特點的佛教，這其實是佛教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國化既是佛教所處時代的要求，又是自身發展的需要。在這一背景下成立‘佛教中國化研究中心’，希望藉助佛教學術界的力量，著重對佛教義理闡釋現代化、佛教制度建設現代化、佛教組織建設現代化，佛教寺院管理現代化等議題展開研究。”七塔禪寺將依託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棲心圖書館等文化機構，秉持“學術至上，交流互鑑”的宗旨，立足浙東，面向東亞，著力打造天台佛教學術研究與交流的優質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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