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八年、九年（1859年）是晚清中興名臣左宗棠的人生重大轉折之年。
在此之前，左宗棠因為三次科舉不利，雖有“再世諸葛亮”之才，也只能有實無名地委身湖南巡撫衙門，做一個屢建拱衛長沙之功，卻始終沒有正式官階的“師爺”。
但即便做師爺，天資豪爽，圭角畢張的左宗棠也是睥睨一切的，在當時的湖南官場，自巡撫以下，即便是二品總兵，見到左宗棠，無一例外，都要規規矩矩地行禮請安。
除了這一份恃才傲物，左宗棠的骨子裡還有晚清官場稀缺的忠介，自他以師爺身份步入官場，直到後來封爵拜相，其直燭鉅奸，不顧身家，絕無附會的強人本色從未有過一絲一毫的改變。
按理說，在講究中庸圓滑之道的晚清官場，如左宗棠這樣既傲，又剛，還正的“異類”，是很難出頭的，即便出頭，遲早也是要被幹掉的。但左宗棠卻創造了一項奇蹟，自從渡過咸豐八九年那一劫之後，他是否極泰來，一路開掛，幾十年幾乎未遭到掣肘。
何以至此呢？
晚清的官場老鬼太多，時局太艱難，朝廷確實需要他這麼一位剛直霸道的人物，來制衡一些人物，橫掃一些局面。
而說到左宗棠強勢崛起的真正起點，也有一些“吉人自有天相”的味道。
據劉禹生在《世載堂雜憶》中記載——“施城吳老人，年九十矣，幼時曾見樊公（永州鎮總兵樊燮），其言曰：樊公謁見駱帥（湖南巡撫駱秉章），帥令謁左師爺，未請安。左厲聲喝曰：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快請安。燮曰：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腳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滾出去！燮亦慍極而退，未幾，即有樊燮革職回籍之朝旨。”
照劉禹生的說法，左宗棠是因為樊燮藐視他，一怒之下腳踹了這位朝廷二品武官，之後又以刀筆彈劾樊燮，讓他徹底捲鋪蓋，滾回了老家。
除了這一說，還有另一種說法，左宗棠沒有腳踹樊燮，而是狠狠地給了對方一個大耳瓜子。
然而，讓左師爺始料未及的是，受辱又丟官的樊燮並不是任人宰割之輩，之後他走湖廣總督官文的門路，官文直接上奏咸豐，甚是狠毒辣地給左宗棠扣上了一頂“劣幕”的帽子。
在晚清官場，“劣幕”這一頂帽子是可以輕鬆要了左師爺性命的。
果然，咸豐看到官文的彈劾奏章，勃然大怒，他頒下諭旨給官文，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也就是說，只要能拿到一絲左宗棠是“劣幕”的實據，又或者將一些證據栽贓到左宗棠的頭上，官文就可以直接叫他人頭落地了。
如此說來，這階段的左宗棠簡直是小不忍，直要丟了性命。
當然，也有人說，左宗棠雖然孤傲蠻橫，但官場險惡他還是懂得的，不至於因為這麼一件小事魯莽行事，他與樊燮之間的纏鬥，不是因為樊燮沒請安，而是因為樊燮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左宗棠看不慣以駱秉章的名義上了一道彈劾他的奏章，樊燮因此落馬後懷恨在心，遂拿他師爺的身份，找茬子大做文章，想以此回敬一刀。
細細想來，左宗棠腳踹掌摑一說更接近民間對左大帥的傳奇演繹，剛正師爺與作惡總兵互相彈劾一說應該更接近歷史的真相，但不管怎麼說，左宗棠在咸豐九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個坎。
此坎其險惡，雖然未必會叫他人頭落地，但從此在官場銷聲匿跡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晚清官場中的湘人集團對左宗棠展開了一場甚是有名的營救。
當時的晚清官場，湘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京城有人，地方有勢的龐大集團。得知左宗棠有難後，湘人集團中實際地位不亞於曾國藩的胡林翼擔負起了居中運籌的角色，在地方上他聯合曾國藩伺機聲援左宗棠，在京城，他及時和任職翰林院的郭嵩燾形成了聯手。
營救左宗棠最漂亮的一步棋，是由郭嵩燾執子的。他以上等的鼻菸壺為禮，拉入值南書房的潘祖蔭入局，請他出面給咸豐密上了一道保舉左宗棠的奏章。
對晚清官場而言，這道奏摺不僅有名，而且十分重要。
“楚南一軍，立功本省，援應江西、湖北、廣西、貴州，所向克捷，由駱秉章調度有方，實由左宗棠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而久在我聖明洞鑑中也。上年逆酋石達開回竄湖南，號稱數十萬，以本省之餉，用本省之兵，不數月肅清四境。其時賊縱橫數千裡，皆在宗棠規劃之中，設使易地而觀，有潰裂不可收拾者。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也。宗棠為人負性剛直，嫉惡如仇，湖南不肖之員，不遂其私思，有以中傷之久矣。湖廣總督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係尤大，不得不為國家惜此才。”
這一密保奏章，可謂是仗義執言，讀來令人振聾發聵。
有此雄文開道，本就器重漢臣的肅順接應而起，向咸豐大力進言，曾國藩、左宗棠皆是匡扶社稷之才，慎防不如重用。
那一時刻，恰逢清廷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社稷動盪，急需用人，咸豐終於放下對漢臣的戒心，將兩江總督的大位實權交到了曾國藩手裡。
對於左宗棠，當得知左宗棠已年近五十，咸豐最終表態，正是為國效力之際，如果才堪大用，當儘快用之，過幾年精力也就衰了。
就這樣，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曾國藩亦賞識左宗棠之才，隨後便讓他在湖南招募五千人，自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
年近五十，本是沙場征戰的暮年，但左宗棠卻從這裡走向了後來的鐵血輝煌，這一點不僅讓國人讚歎，也讓當時的外國人歎為觀止。
然而，這段歷史講到這裡並沒有結束，許多人都知道“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很有名，但這句再造了晚清官場第一強人的名言，有多貴重？許多人並不清楚。
左宗棠一生鮮有送禮獻財的時候，晚清即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物，進京過崇文門，都要按規矩交下一筆孝敬朝廷的過門費，但左宗棠卻從不理會此等陋規，但為了感謝潘祖蔭當初的那一句話，他卻罕見地給對方送了一次重禮。
想來，那也是千里馬對伯樂的一種重謝。
大盂鼎，道光年間從陝西眉縣崩現而出，它是西周康王時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出土後便被販賣到了文物市場。
岐山首富宋金鑑得知後，使重金把寶鼎買下，因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矚目，不久即被岐山縣令周庚盛以“私藏重器，有不軌之心”巧取豪奪了去。
周庚盛非愛名器之人，得到寶鼎後，他不久即轉手，將這一稀世珍寶賣到了京城。
道光三十年，宋金鑑上京赴考，得中翰林，之後他尋遍京城古玩店，最終與寶鼎重逢，花了三千兩白銀將之重購回來，並運回了岐山老家。
同治年間，宋家交道衰落，宋家後人宋允壽將寶鼎運往西安，當時在左宗棠府中做幕僚的袁保恆（袁世凱叔父）得見這一寶物後，花了七百兩白銀購買下來，然後送給了酷愛古物的左宗棠。
得到這尊青銅寶鼎後，左宗棠想起了痴迷青銅器的昔日伯樂恩人潘祖蔭。然而，當左宗棠有意要將這尊寶鼎轉贈潘祖蔭的時候，這位晚清的大藏家卻懷疑此鼎為贗品，遲遲不願收下。
到了同治十三年，藩祖蔭終於知曉寶鼎乃稀世珍寶，於是接連給左宗棠寫信，急催直要，得鼎心情之切，可見一斑。左宗棠得信，沒有猶豫，連忙花重金運費三千兩白銀將寶鼎送進了京城潘祖蔭府邸。
藩祖蔭得到大盂寶鼎後，延請金石名家王石經篆刻了兩方印，一方為“伯寅寶藏第一”，另一方為“南公鼎齋”，可見其珍愛之心。
只是，動盪亂世，私家珍藏大盂鼎這一稀世國寶談何容易！從隨後近一百年的滄桑變遷看，潘祖蔭的後人沒有辜負先輩間的歷史佳話。
藩祖蔭沒有子嗣，從其弟潘祖年那裡過繼來的兩個兒子也相繼早夭了，這等於潘氏兄弟後來都沒有兒子。自潘祖蔭離世後，其弟潘祖年便將兄長所藏的文物運回了蘇州老家，有一段時間，大盂鼎被供方在潘家大院的廳堂上，被視為傳家之寶。
潘祖年活著的時候，對家藏寶物把持極嚴，定了“謹守護持，絕不示人”的家規，然而潘家的香火實在不旺，潘祖年故去時，他的孫子也早已病故，因而看護家藏寶物的重任最後落在了潘家孫媳婦潘達於的肩上。
讓潘家先輩欣慰的是，小女子潘達於雖沒讀過多少書，但知大義，有擔當。民國初年，英國人獲知潘家藏有國寶，專程來華找潘氏商談求購寶鼎，出價高達數百兩黃金之巨，但潘達於不為所動。
抗戰時期，蘇州淪陷時，為防國寶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潘達於帶領潘家族侄在二進院的堂屋裡挖了耗時幾天幾夜的深坑，之後將寶鼎埋在地下，之後又將堂屋恢復成原樣。後來，日本人曾到潘家宅院掘地三尺，但沒有料到潘家的藏寶坑在堂屋裡，終未獲得。
轉眼到了1951年。
潘家後人見人民政府極為重視文物保護，認為只有這樣的政府才可託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議後，由潘達於執筆，於1951年7月6日寫信給華東文化部，希望將大盂鼎和另一潘家珍藏大克鼎捐獻給國家，並希望將兩件寶鼎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
7月26日，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派專員在潘家後人的陪同下赴蘇州，國寶大盂鼎從此得以重見天日，並在1952年年藏入了新建成的上海博物館。
1959年，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上海博物館以大盂鼎等125件館藏珍品支援，從此大盂鼎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更在之後成了中國禁止出境的64件國寶級文物之一。
晚清脊樑左公，若是泉下有知，當為大盂鼎的最終歸宿，今日的盛世中國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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