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景明年間，發生了許多大事。
景明元年，南朝的祖沖之去世。齊廢帝蕭寶卷大起宮殿，讓他所喜愛的潘玉兒走在貼著金蓮花的地面上，說，“此步步生蓮花也。”
景明二年，北魏詔發畿內民夫五萬，修築洛陽城坊。七年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還改名為元宏。如今在位的是他的兒子宣武帝元恪，景明二年時他18歲。
景明三年，南朝的齊大司馬蕭衍在一月進位相國，封梁公，二月進爵梁王，四月正式登基，成了皇帝，這就是梁武帝。十一月時，蕭統成了皇太子。每個中文系學生都知道蕭統，他主持編撰了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昭明文選》。不過這一年江東大旱，民多餓死。
劉保生是不是關心這些國家大事，沒人知道。只知道景明年間劉保生很不順利，他失去了女兒劉英洛。
當時北魏上上下下都沉浸在佛教的氛圍之中。宣武帝元恪繼承帝位後，下令開鑿龍門賓陽中洞，也促進了各地佛教造像蔚然成風。劉保生倆為女兒英洛也造了一尊精美的佛像，即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劉保生夫婦造彌勒像。
在佛座下方，能看到中間浮雕一細柄香爐，左右是手持莖蓮供養的劉保生夫婦像及發願文，左側男像是“清信士劉保生”，右側題名是“清信女王媚□/為亡女英洛敬/造石彌勒像/一區（軀）並有奉□”。這尊石像體量不小，雕刻精細，一定花費了兩夫婦不少錢。
這是一尊高108釐米、寬54釐米的砂石質背屏式造像。造像的主尊像有背屏式的尖拱形背光。背光外層是渦狀火焰紋，內層浮雕佛坐像11尊，比丘頭像４尊。背光前是寶相莊嚴的交腳彌勒坐在回首雙獅座上，雙手疊於胸前，施轉輪法印。兩邊有各有一位穿通肩衣、有素面頭光的脅侍。
雖然北魏造像的標誌性特徵是“褒衣博帶”，不過劉保生造彌勒像所穿的還是衣紋細密的圓領通肩式袈裟。與現在所流行的“大肚能容笑呵呵”的彌勒佛像不同，在北魏時，彌勒還是這麼一副嚴肅的模樣。佛經中，彌勒是繼釋迦牟尼涅槃後的未來佛。他將在未來下生人間成佛，化度眾生。依據《彌勒上生經》，現在他還是居住在兜率天淨土中的一生補處菩薩，尚未成佛。
褒衣博帶的青州龍興寺北魏造像
劉保生夫婦為亡女造彌勒像，可見當時關中地區還流傳著彌勒信仰。自佛教入中國，長安就是譯經的中心地區。西晉時，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建立佛寺，翻譯了《彌勒下生經》和《彌勒菩薩所尚本願經》，後秦時，鳩摩羅什入長安，翻譯了《彌勒成佛經》等經典。北魏時期西安地區的彌勒信仰也許與這些彌勒經典的翻譯和介紹有關。
劉保生夫婦造彌勒像
這位彌勒為交腳坐姿。季羨林認為交腳坐式來自於波斯薩珊王朝，“連中亞新疆一帶直到中國內地許多壁畫和雕塑中的交腳彌勒菩薩,也都是受了波斯的影響。古代波斯薩珊王朝的國王們坐著的時候擺出的就是這種姿勢”。實際上在貴霜王朝的銅錢幣上就已經有這種姿勢了。有人說它可能是一種中西亞帝王、貴族採用的一種坐姿，顧森則說，這是西域地區一種常見的坐式，克孜爾千佛洞壁畫中就很常見。在中國佛教中，這種坐式被賦予了新的含義，而且逐漸傾向於只用在彌勒身上。炳靈寺和麥積山採用交腳坐式的造像都是彌勒，儘管在佛經中他應該跏趺坐。
敦煌275窟中的北涼時期（397年——460年）交腳菩薩坐像
由於這尊劉保生夫婦造交腳彌勒像的文字沒有透露製作時間，只能通過雕刻風格推測它大約雕於北魏景明年間。在西安碑林博物館中還收藏著另一尊註明了景明三年時劉保生供奉的石佛像，即劉保生造阿彌陀佛像，也被稱為劉保生造無量壽佛像。這是劉保生為亡父母和見存眷屬供奉的。
這尊佛像背面刻有六行發願文：“景明三年歲次任（壬）辰（午）四月一（乙）醜朔/十一日一（乙）亥，弟子劉保生為亡/父母、見存眷屬，敬造無量/壽佛石像一區，願緣此福父母/神生天上，常值（是）佛聞法，神果妙/唐（堂），慶鍾七世，與十方眾生等登菩提”。阿彌陀佛因為壽命無量，佛光遍照無窮，因此也被稱為無量壽佛或無量光佛。
與彌勒像相比，這尊阿彌陀佛像同樣是背屏式造像，佛像同樣穿著圓領通肩衣，坐於雙獅座上，衣裾覆座。不過，從北魏太和（477年-499年）到景明年間，佛教造像的背光紋飾經過了從複雜到簡化的過程。相比彌勒像，似乎阿彌陀佛像的背光更簡化了，這是否意味著它的製作時間是在彌勒像之後？
這尊佛像相比為女兒供奉的彌勒像有一些差別。首先，它的高度比為女兒供奉的彌勒像小了一半，高度只有48釐米。其次，彌勒像的衣紋比較細密，而阿彌陀佛像是階梯式，衣間距較寬。再次，不但沒有了脅侍，頭後的光圈也成了素面，更不要說彌勒像還有浮雕著供養人的底座了。另外，這尊造像說明在景明年間，如今的西安地區已經產生阿彌陀佛信仰。
西安碑林博物館的收藏裡有一件作於景明二年四月的徐安洛四面造像碑，它的碑文中出現了彌勒、無量和觀世音的字樣，也雕有阿彌陀佛像。而無量壽佛在龍門石窟出現於神龜二年（519），不如徐安洛碑和劉保生造阿彌陀佛像早。實際上阿彌陀佛的經典很早就翻譯過來了，上文所提到的竺法護譯有《無量壽經》二卷，鳩摩羅什在長安譯有《阿彌陀經》（亦題《無量壽經》）一卷。只是石窟中出現的無量壽佛像較晚罷了。有研究者指出，當時西安地區的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題材的出現似乎並不受北魏都城龍門造像的影響。當時的西安佛氛濃厚，更像是一個獨立於北魏都城洛陽的佛教都會。
徐安洛四面造像碑
兩尊劉保生造佛像的這些差別可能受到了劉保生家庭財產情況變化的影響，也可能是當時造像藝術的風格有了改變，或者單純只是因為不同的佛像有不同的表現手段。但無論是哪種解釋，都難以掩蓋劉保生的家庭在景明年間遭受重大破壞的現實。尤其當我們看到景明三年的銘文中供奉人只有他自己而沒有他的妻子，從“劉保生夫婦造”變成“劉保生造”時，我們不得不想，這位妻子哪裡去了？
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歲月裡，也許只有存在於虛構的佛國世界中的各位佛菩薩能夠帶來一點縹緲的安慰。為亡人造像以求保佑，為現世造像以求安康，他們期望靠這些供奉帶來心理上的安寧。但是在這個戰亂頻仍的南北朝，哪裡能有安寧？和劉保生差不多處於同一時代的馮元興文名卓著，在洛陽的北魏宮廷中任職。他寫下《浮萍詩》說：“有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馮元興尚且自認為是浮萍，何況於其他的芸芸眾生？
劉保生造像之後十來年，篤信佛教的北魏宣武帝就因病去世，壽命三十三歲。之後再二十年，連北魏都亡了。直到幾十年後，大分裂的狀態才結束。貞觀之治乃至開元盛世時，長安城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華。不過這個場景，劉保生已經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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