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既是一種修辭方式，又是一種文學手段。晉代摯虞曾在《文章流別論》中提到："

就用典而言，先秦兩漢時期則是用典的濫觴時期，文人士大夫在創作時常以"宗經引聖"為傳統；建安時期，文人以隸事用典來引經稽古的目的逐漸被淡化，詩人開始將隸事用典著眼於它婉轉含蓄的藝術表達效果；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用典已經成為極其普遍的文學現象，尤其是南朝劉宋時期，賣弄學識、競相爭著的用典風氣席捲文壇，詩歌創作全力奔赴"崇尚典雅"；再到初唐時期，詩歌創作在用典方面明顯對南朝劉宋時期的詩歌創作有所承繼，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歷代詩人崇尚用典的風氣，不僅影響了唐代前期的總體詩風，也促使詩歌形式隨之發生變化，主要表現在講究對仗和聲律，進一步催促著詩人在詩歌中廣泛採用隸事用典這一表現手法，使隸事用典與詩歌形式完美融合在一起。

初唐時期，近體詩最終成型，文人在詩歌創作中引用典故、嚴控聲律、注重對偶已成為一種風氣，進一步促進了永明體詩的創作。這也是李嶠詩歌廣泛使用典故的重要原因，當然典故的運用也與時代風氣有著密切的關係。

接下來以李嶠為例，分析初唐詩人用《世說新語》典故的用典類型特徵及其用典時的文人心態。

用典特色分析

李嶠的詩歌以"典麗"著稱，《全唐詩》及其外編補編中共現存詩 206 首，其中有的詩歌幾乎每句都有典故，且用典門徑較廣。《世說新語》共 36 門，李嶠詩歌所用典故涉及到汰侈、任誕、文學、賞譽、雅量、假譎、夙惠等 9 門，其中汰侈、任誕、言語 3 門居多，這些典故大多都被運用在他的詠物詩中，且都是暗用或明用某事以切題詠物，如《詩》：

"都尉仙鳧遠，梁王駟馬來。扇中紈素制，機上錦紋回。天子三章傳，陳王七步才。緇衣久擅美，祖德信悠哉。"

八句詩用了八個典故，其中"陳王七步才"句，則典出《世說新語·文學》：

"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聲吟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此詩用七步成詩事以切題；《錦》中"漢使巾車遠，河陽步障陳"句，典出《世說新語˙汰侈》：

"君夫（王愷）作紫絲布布障碧綾裡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此句即暗用石崇制錦步障事以切詠錦之主題；《梅》中"若能遙止渴，何暇泛瓊漿"，"遙止渴"典出《世說新語˙假譎》：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此句則暗用曹操事以切詠梅等。

李嶠巧妙的通過隸事用典將所詠之物的顏色、大小、性狀等描述出來，進一步達到"感物吟志"的目的，在詠物題材詩的表現手法上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

除此情況之外，李嶠還慣於在友情酬贈、惜別送別類題材詩中用讚美人物風情類典故，以表達與友人惺惺相惜的情懷及對友人風采卓然的讚美，這一類典故使用情況在李嶠詩歌中也較為顯著。如《酬杜五弟晴朝獨坐見贈》中"未展山陽會，空留池上杯"句，以山陽會喻指友朋聚會，此詩情與境諧，詩中所寫全然是景緻的描繪和情情致的抒發，清晨的曦光、花草的馨香，加之詩人清閒安適的情致，顯得格外的和洽，而竹林七賢在山陽縣聚會事在此詩中的明用，一則抒發了對故友深切思念的情懷，二則表達和杜審言之間的友情與竹林七賢之間的感情相媲美，流露出李嶠極度重視友人之間情義的真性情。

在初唐詩人中，蘇味道與李嶠在詠物題材類詩歌中的用典特徵極其相似，多以典切題詠物。而楊炯、王勃、崔融等人則在友情贈答、惜別送別、悼亡題材類詩歌中的用典特徵同李嶠相似，多用讚美人物風情類典故，以表達對友人的讚美與思念。

用典文人心態分析

隸事用典的風氣在六朝時就已經蔚成風氣。隨著近體詩在初唐時期的定型，文人士大夫們進一步的繼承和發展了六朝時期所追求的詩歌藝術技巧，如對仗、用事、藻飾、聲律等，但能將這些藝術創作技巧皆糅合進自己詩歌創作中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正如盧照鄰在《南陽公集序》中所說：

"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為聾俗，後生未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

但李嶠掌握了新體詩的寫作規範。

李嶠之所以善用典故，首先是因為他的詩歌創作深受初唐駢儷文風的影響，典故的大量使用，不僅便於詩歌短小篇幅的形成，也能進一步達到詩歌對偶的創作範式；其次則是因為李嶠學識淵博，既是修文館學士，又是武則天至唐中宗時期最著名的"御用筆桿"重臣。

李嶠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弱冠登第，唐高宗時期開始走向仕途。歷世五朝，四度遭貶，可謂仕途坎坷。尤其是初唐儀鳳元年，李嶠擔任京兆三原尉一職，由於職位過於低微，使其為仕途艱難而頹喪、憤激，他對自己的處境非常不滿，雖功業未成，但他依然採取了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去對待仕途，詩中不乏昂揚功業之心下的慷慨悲涼之氣。

至於"竹林七賢"、"習家池"典故的運用，體現出李嶠胸中的憂愁與哀傷無處釋放，只好像竹林七賢、山簡那樣借酒來排解自己胸中的煩悶與不快，也是李嶠極慕晉人情趣的集中體現。雖是這樣，但他仍然渴望被執事者賞拔、擢用，對仕途懷有希望，直到在武后期被重用。

至武后、中宗時期，李嶠成為當紅顯宦，雖有過貶謫的經歷，但都為期甚短，其餘大部分時間不管官大官小，都侍奉在皇帝周圍。在此時期，他以宮廷文士的身份創作了很多的宮廷唱和應制之詩，尤其在中宗時期。由於應制詩受內容上的限制，發揮空間十分狹窄，李嶠想要從眾詩作中脫穎而出，就得在藝術手法上取勝。

因此，他不僅注重辭采、格律，而且重用典故，但在應制詩中的情感表達則少之又少，這也是後世讀者很難被李嶠的應制詩打動的原因之所在。如其在景龍三年二月十一日所作《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家山第接雲開，天子春遊動地來。羽騎參差花外轉，霓旌搖颺日邊回。還將石溜調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鑾輅已辭烏鵲渚，簫聲猶繞鳳凰臺。"

全篇八句，描繪了高大的公主南莊樓闕、帝王臨幸的聲勢浩大、山莊風物景緻的精美以及宴飲時高揚的情趣，其中用"長安日下"典故，將長安城及公主南莊的一派繁榮泰平表達的淋漓盡致，可見金聖嘆評"純用大筆大墨，不著一毫纖巧，允為一代作者冠冕"的評價不是空穴來風，亦是極高的評價。

東晉王恭說過一段話：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總結

就李嶠使用的《世說新語》典故來看，以引用名士之事為主，如用竹林七賢事、許詢事、山簡醉酒事、曹植作詩事、仁祖彈弦事、樂廣事、謝庭賞雪事、王戎事等，可見他對這些名人賢士是極其傾慕的，或是欣賞其言談風尚，或是讚揚其逸聞軼事，或是感慨與之相同的鬱郁不得志，亦或是希望能擁有同這些名士一樣放誕曠達的氣派，這與李嶠自身的遭遇有很大的關係，亦是李嶠思慕、追仿魏晉士人風度的集中體現。雖多詠物詩，但卻通過使用典故，不僅描繪了所詠事物的客觀狀態，而且以此隱寓物體、託物寓志，感物起興，移情入物。

除李嶠之外，同樣仕途坎坷、屢遭貶謫的駱賓王、王勃、盧照鄰亦慣於追仿竹林賢士，在自己的桃源之所痛飲酒，以此排解自己心中的苦悶。與李嶠不同的是，他們三人皆有入獄經歷，在筆者看來，他們對朝廷的失望遠勝於李嶠，故而缺少了李嶠那種雖功業未就，但依然不乏昂揚功業之心。

再有，宮廷詩人的詩歌創作取向偏向於戲樂，從他們相似的文人心態可以看出，不乏殷勤諂媚之作，他們一度揣摩帝王心思，費盡心力迎合帝王"味口"，對扭曲的社會狀態敢怒不敢言。相反，卻多了一些讚美歌頌富貴昇平氣象的詩句，從"長安日下"、"如意舞"等典故的引用就能看出。

最後，初唐詩人其實同魏晉時期一樣，極度看重個人風度和外貌的品評，在個人愛好上極慕晉人情趣，寄希望於成為同他們一樣風采卓然的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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