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有隱士。從許由、巢父的“洗耳”、“拒禪”到莊子、鬼谷子的著書立說，都被歷代國人傳為佳話。隱士作為中國所特有一種身份象徵和文化符號也早已超過其原本的涵義和範疇，成為國人心目中理想地的寄託。《世說新語》中記載了大量關於魏晉時期隱士的言行，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隱士文化徹底形成的全過程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一、“小隱隱於野”：中國隱士的起源
在先秦時期的大量典籍之中就有許多隱士形象的存在，雖然沒有直接的歷史記錄可以佐證，但當時關於上古時期大量隱士的記載至少可以說明先秦時期已經初步形成了隱士文化。從許由、巢父的傳說可以看出，隱士文化的最初起源正是發源於道家思想學說。
許由和巢父作為上古賢人，拒絕了堯的禪讓，甚至認為這是對他們人格的一種侮辱，正是道家學說中“道法自然、順天應人”理念的體現，也是對於當時社會環境的一種反思。
其後出現的“伯夷叔齊”之說，象徵著喪失政治地位後的無聲抗爭。伯夷叔齊作為商代的王子彼此推讓王位，雙雙出逃到周國。武王伐紂時二人勸諫失敗，又一起“不食周粟”，采薇於首陽山，最終一起餓死。
他們作為最初的經歷改朝換代後不與新朝合作的隱士形象出現正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因戰亂導致的大量國破家亡情況的再現，二人的所作所為也是許多先朝遺民對於理想和現實出現的差距無法彌合時無奈的選擇。
從許由、巢父和伯夷、叔齊的傳說可以看出，中國的隱士最初就是不願從政以及因為種種原因失去從政資格的人們。他們或主動的以道家思想作為提升人生境界的辦法，或被動的用道家“避世”理論來進行個人心理上的安慰。可以說隱士從一出現就詮釋了國人對於遠離廟堂行為的兩種解釋，即主動逃離和被動避世。
二、“中隱隱於市”：隱士為出仕
1、春秋戰國：“道不行，乘浮浮於海”
東周起，較之以往，士們的世襲政治地位已經開始喪失。士們為了獲得官位不得不奔波於各方勢力之間。有的士則開始選擇另一種途徑：為了避免繁雜的具體政務工作而又不至於荒廢自己的學識，許多士開始著書立說、開宗創派。既避免了具體事務的操勞又可以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才識傳與世人。
在其中不乏真正有志於做隱士的人。比如介子推，
在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務後隱居深山，寧可火焚而亡也不願意再次出仕。也有是對現實環境感到失望的，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說來找到真正的治國之道，達到天下大同。老子、莊子、荀子等就是這部分隱士的代表。他們不斷的提升自己的學識涵養，認為通過自己的思考可以找到那條康莊大路。也有在做隱士的同時積極入世甚至鼓勵門下弟子入世的，鬼谷子、墨子等人就是代表。他們或親自參與或委派弟子，積極地加入到各國之間的政治、軍事行動中，又不居於高位，僅僅是不想自己的學說被埋沒。孔子則是積極的參與到入世的行動中，當遭遇挫折後只能無奈的選擇隱士的道路，所謂“道不行，乘浮浮於海”不過是不被認可之後的解嘲罷了。
2、秦漢：出世是為了入世
秦代重用法家學說，最終統一天下，所以秦代對於法家學說極其推崇。秦始皇就特別認可法家“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說法。當李斯提出了毀禁其他學說時秦始皇就開始了焚書坑儒的行動。大量的書籍被集中銷燬，大批的儒士、方士、策士被殘殺，造成了大批的士心理上的恐懼，主動選擇出世做隱士。
而當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之後，他們又積極參與到出世的活動中。例如商山四皓，都是秦朝的博士，當看到有危險的時候就主動隱居於商山，等到漢朝建立又接受了張良的邀請出任太子劉盈的老師。可以說這時的隱士主要是為了保全身家的手段，有機會時仍然要投入都政治活動之中。
漢武帝創立了察舉制度，大量訪求賢士擔任官職。此時的選拔標準以“德才”作為參考，
且“德”在“才”先，於是兩漢時就出現了大量具有高尚品格的“隱士”，或以孝聞名天下，或以仁驚動世人。總之兩漢時因為選官制度的改變造成了許多人主動成為“隱士”，除了少數如嚴子陵之類的人，大多數士都是藉助在“隱居”時種種異於常人的舉動來獲得“德”的評價來進行入仕的。三、“大隱隱於朝”：《世說新語》背後的亂世人心
東漢末年開啟的一系列大亂世，無論是士人還是平常百姓都處於朝不保夕的生活狀態下。在如此嚴峻的現實環境前士人普遍對傳統的儒學產生了懷疑，對於“克己復禮”、“孝悌綱常”的質疑日益加深。當孔子的後代孔融因學說違反了“孝”的理念而被曹操處死後，這種對於傳統禮法的反而愈演愈烈。士人在追尋治世之學時也更加看重自身的解放。
1、政治上的“隱士”典範諸葛亮
準確地說諸葛亮就是兩漢時期選官標準中德才兼備的典範，加上他入仕之前的隱居生活、先主劉備的三顧之禮、政治軍事活動上的全身而退，無不成為士人羨慕、崇拜的理由和目標。西晉人郭衝身處於司馬氏的統治下竟然對原屬敵國的諸葛亮大加推崇，甚至撰寫“五事”來歌頌諸葛亮，可見當時的士人已經對諸葛亮的形象進行神話了。
士人們需要入仕之時就對諸葛亮的從政過程進行甄選，厭倦俗務又對諸葛亮早年的隱居生活豔羨不已，此時的諸葛亮無論是對於在仕途的士人還是在野外的隱士都有著極大的榜樣作用。
2、《世說新語》中的政治“隱士”
受東漢末年月旦評風氣和五行讖緯盛行的影響，魏晉的士大夫們形成了“談玄”的風行。也正是在最初談玄時的領袖人物何晏、王弼的帶領下，士人中開始流行起
“放浪形骸”、“不尊禮法”的潮流。人們對於生命的短暫和肉體的享受有了更多的深入理解。於是在士人中普遍開始出現不願從政的隱士思想。《世說新語》中《棲逸》一章共十七則都是講述了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忘情于山水之間、彷徨在廟堂之外”的故事。其中的嵇康就是不肯出仕的代表。他因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而寄情於自己的藝術世界中，又因為憤世嫉俗，對當時執掌大權的司馬氏及其爪牙十分藐視而被害死。成為了隱士被當權者殘害的典範。同時也影響了當時一大批寄情山水的隱士轉變自己的態度，選擇與統治者合作，向現實妥協。
《世說新語》中還有謝玄、謝安、戴全等人本希望安居一生卻不得不因為家族而出仕的故事。這是士族子弟個人意願與家族利益發生衝突時個人服從於家族的實例。就個人而言他們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不能按照自身的意願享受生活，只能每日在“案牘”上忙於公務。與兩漢時的“出世而出仕”者不同，他們本身高尚的情操決定了他們對於名利的淡泊，卻不得不選擇向現實妥協。
《世說新語》中還有一種“隱士”，就是真正做到了“大隱隱於朝”的一些人。如王羲之等人雖然“身居廟堂之高”，卻無“案牘之勞形”。每日縱情於自己的興趣愛好之中，對官位既不看重又不捨棄，聽之任之，隨遇而安。在亂世之中既不苟活於世又不向現實低頭，對於自己不喜愛的官位雖然不能徹底放棄也能做到不貪不戀。
正是《世說新語》中記錄的魏晉名士們，向後人展示了世上是有真正隱士的。他們要具有高尚的情操，不會被世俗所侵擾， 只會對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物下大功夫。就是這一批魏晉的隱士們，藐視世俗、權貴，有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抗爭。
四、《世說新語》的遺珠：陶淵明
僅比《世說新語》完成的年代稍早的陶淵明，可以說是中國最著名的隱士。《世說新語》中記載了諸多名士，獨獨沒有陶淵明。陶淵明在東晉、劉宋交際時曾經擔任過一些官職，最後一次任職彭澤縣令時只做了不到三個月就致仕而去，過起了“採菊東籬下”的悠然生活。
中國歷史上的隱士最令人羨慕的就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他留下的許多典故都成為了“隱士”的軼事，他所喜愛的事物都成為了“隱士”的象徵。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記》使得桃花成為了中國人所向往的精神樂園，而菊花也因為陶淵明的喜愛而得到了國人的欣賞。
可以說陶淵明不肯犧牲人格和氣節、甘於享受清貧卻寧靜的田園生活影響了後世的大批士人，自陶淵明之後每當士人面臨挫折和失敗時都以“南山客”自詡，來寄託自己對於田園生活的嚮往。
結語
魏晉之後以科舉取仕，士人們都踴躍參加，期許能夠躍居龍門。也就是說之後的文人讀書的目的就是入仕，極少再有真心的“隱士”。隋唐以降的所謂“隱士”都是政治鬥爭中失利的官員，或是國破家亡後的逃亡者 ，再也沒有魏晉時期宛如仙人般的隱士世界了。而對於魏晉時如《世說新語》中的隱士們，也只能在內心裡進行緬懷和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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