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為什麼叫“春秋”而不叫“夏冬”？這來源於一部叫《春秋》的著作。在當時，列國史記都被統稱“春秋”，比如《墨子》就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百國春秋”。不過，因為秦始皇焚書，百國春秋均已失傳，唯一倖存的就是魯《春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麼魯《春秋》是經過孔子編訂的，所以被奉為儒家經典，也就是五經之一的《春秋經》。
那麼，《春秋》為什麼又叫“春秋”呢？於省吾先生在《歲時起源初考》中認為商朝一年只有春、秋兩季，而無夏、冬兩季。儘管在《春秋經》裡，已經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然而古人對於春、秋兩季，仍然是更為重視的。《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彥疏引《春秋說》說孔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所以“春秋”兩季，實際上是作為一年的代稱。
西漢的儒家學者為《春秋經》作《傳》，對《春秋經》予以補充解釋，這就是《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今天僅存《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也就是十三經其中的三部。三傳的經、傳是合為一體的，因為版本不同，經的內容也不完全一致。
三傳的經開始的時間都是魯隱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但是結束的時間不同，《左氏經》的是前481年魯哀公西狩獲麟，而《公羊經》《穀梁經》結束時間是前479年孔子去世。《春秋三傳》的結束時間也不同，其中《公羊傳》《穀梁傳》與其《春秋經》一致，為公元前479年；而《左氏傳》則一直到魯哀公最後一年，即前468年；其中內容則一直敘述到前453年晉國韓、趙、魏三家攻滅智氏。
因為《春秋三傳》各自的起訖時間不同，所以歷史學家對於春秋時期的斷代也有爭議。如清人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以春秋時期為公元前722—前481年；清人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認為是前722年—前473年勾踐滅吳，清人馬驌的《左傳事緯》認為是前722年—前453年。如果再考慮上承西周、下啟戰國的話，觀點則更是眾說紛紜。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近人郭沫若的說法，以前770年至前476年為春秋時期，前475年周元王元年為戰國開始。
70年代末史學家對這一斷代提出異議，金景芳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提出以前453年作為春秋戰國的分界線。理由是前453年三家滅智這一事件，事實上奠定了戰國七雄的基礎，並且勾連了《左氏傳》和《資治通鑑》這兩部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第一年是前403年三晉立諸侯，然而也追溯到了三家滅智之事。金景芳先生觀點相對於以往的諸說無疑更符合現代史學觀念，也被越來越多學者所接受，筆者也主張這種斷代方式。
春秋和戰國的分期為什麼很重要？雖然它們經常被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然而春秋和戰國的區別，可以說比戰國到明清兩千年還大。郭沫若先生把三代至春秋叫作奴隸社會，把戰國到清朝前期叫作封建社會。這種概念未必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但還是整體把握住了春秋戰國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性質。簡而言之，三代至春秋的國體是貴族封建制，社會主體是族群城邑；戰國至清朝則是皇權郡縣制，社會主體是編戶齊民。春秋戰國正處於這個過渡期。
春秋時期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霸權迭興”。西周的滅亡，導致周天子實力一蹶不振，華夏國家呈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在這個時候，南方的楚人與北方的戎狄開始對中原發動進攻，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形勢危急可以說懸於一線。就在這個時候，齊桓公最先站了出來，“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不是天子而勝似天子，這就是“尊王攘夷”的所謂霸主，也即是孔子說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時代。
霸權迭興，是春秋時代頗有特色的一種政治格局。古人一般把春秋霸主稱為“春秋五霸”。比較早的說法，是戰國人說的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漢代開始有齊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晉文公、楚莊王的說法。相較而言，前者更能概括整個春秋史，或者把春秋霸主放大到齊、晉、楚、吳、越五國也未嘗不可。但後者也有一定依據，春秋中後期中原諸侯已經進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時代，而吳越兩國的霸業不過只是曇花一現。
春秋時期比較重要的國家，除了周天子的周（都洛邑，今河南洛陽）之外，還有太史公立傳的諸侯，他們分別是：
秦（都雍城，今陝西鳳翔）、吳（都姑蘇，今江蘇蘇州）、齊（都臨淄，今山東臨淄）、魯（都曲阜，今山東曲阜）、燕（都薊城，今北京房山）、蔡（都上蔡，今河南上蔡）、曹（都陶丘，今山東定陶）、陳（都宛丘，今河南淮陽）、杞（都杞，今河南杞縣）、衛（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晉（都曲沃，今山西臨汾）、楚（都郢，今湖北荊州）、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鄭（都新鄭，今河南新鄭）。
此外比較重要的的，還有虢（都上陽，今河南三門峽）、許（都許，今河南許昌）、莒（都莒，今山東莒縣）、邾（都鄒城，今山東鄒城）、滕（都滕，今山東滕州）、徐（都徐，今安徽泗縣），等等。
春秋時期的這些國家，大約呈現四種發展軌跡。第一種是齊、晉這種中原諸侯，因為尊賢尚功，春秋時期國力強盛，齊桓公、晉文公相繼稱霸，然而終於被異姓卿大夫取代，位列戰國七雄；第二種是魯、鄭這種中原諸侯，因為尊尊親親，同姓貴族勢力強大，國力衰落以至於滅亡；第三種是吳、越這種邊緣諸侯，春秋後期國力一度強盛，然而後勁不足，終於只是曇花一現；第四種是秦、楚這種邊緣諸侯，注意強化君權也同時改革奮進，同樣位列戰國七雄。
正如前述，春秋中後期北方進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時代，所以一些國家的卿大夫實力超越了諸侯，他們一方面在諸侯“國”任職，一方面有自己的領地“家”，所以實質上與一國之君無異，也是春秋時代的風雲家族。其中比較典型的有周國的劉氏、單氏，齊國的田氏，魯國的“三桓”仲（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晉國的“六卿”韓氏、趙氏、魏氏、智氏、中行氏、範氏，鄭國的“七穆”駟氏、罕氏、國氏、良氏、印氏、遊氏、豐氏。
春秋淹城遺址
與“華夏中國”相對的，還有所謂的“蠻夷戎狄”。“蠻夷戎狄”並非嚴格按照東南西北的方向排列，而是往往與華夏中國犬牙交錯。三代春秋的國家是國野制而非領土製，國就是城，城內人和城郊人被稱國人，國人以外則是不屬於本國的野人。野人與國人是一種鬆散的關係，野人或臣服於國人而納貢，或敵對於國人而攻殺，“蠻夷戎狄”也屬於野人的範疇。所以“蠻夷”實際上更多是政治的對立而與血緣無關，華夏邊緣的秦、楚、吳、越就常被視為“蠻夷”。
敘述春秋歷史的主要史書，最一手的就是春秋金文，然而這些資料太少。所以最重要的依然是《左傳》（《左氏傳》）。這是傳世文獻中記錄春秋歷史最客觀翔實的，我們的春秋史故事主線也以此展開，並以其為依據校正其他史料中的錯誤記載。至於《公羊傳》《穀梁傳》以釋經為主，敘事部分不多。然後是記錄西周、春秋史的國別體史書《國語》，不主敘事而主記言，也是春秋史重要史料，某些事件記錄比《左傳》詳細，但整體可靠性不如。
接著是東周諸子記錄的春秋史料，這些史料更多是為闡明作者政治主張，可靠性就更低了。太史公《史記》為春秋不少國家和人物立傳，然而因為成書太晚，也有不少傳說性質，甚至不乏自相矛盾之處。《越絕書》《吳越春秋》，是東漢越人撰述的野史小說，對於春秋吳越史事描述較為精彩，不過相應史料價值也就更低。至於《東周列國志》則是明清演義小說，可以說完全不足為據了。
參考文獻：
晁福林：《霸權迭興——春秋霸主論》
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
童書業：《春秋史》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悟空問答簽約作者，澎湃歷史專欄作者，網易歷史專欄作者，百度ta說合作作者，全歷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實體書三種，作品散見於《國家人文歷史》《北京晚報》《醒獅國學》《百家講壇》《威海晚報》等報刊雜誌及自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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