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詩壇有宗唐、宗宋之爭，但在軍旅詩的創作中，還是宗唐為主，大部分的軍旅詩、塞防詩、海防詩，都模仿唐代邊塞詩的風調為主要潮流。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因為其所處的特殊的時代背景，更加能夠感同身受地理解南宋軍旅詩人們在詩中表達的感情。

引言

南宋軍旅詩是在前代軍旅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詩中可窺見南宋時期詩人對該一時期面臨著少數民族政權威脅和朝內種種積弊的國家的熱愛和深深的擔憂，充分體現了南宋軍旅詩人的愛國熱情、民族氣節、戰爭搖略和詩歌造詣。這些軍旅詩作品事實上也對後世尤其是明代和明清之際愛國、軍旅等題材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對明代軍旅詩的影響

明代詩壇有宗唐、宗宋之爭，但在軍旅詩的創作中，還是宗唐為主，大部分的軍旅詩、塞防詩、海防詩，都模仿唐代邊塞詩的風調為主要潮流。明代的文人，較少有聲明自己的愛國詩、軍旅詩作品的風格、內容、藝術形式等方面的特點是繼承自宋代尤其是南宋的軍旅詩的。而這也是可理解的。一方面，唐詩自宋來就是一口顯學，宋人尚且學唐、宗唐，唐詩在唐代有著獨特的發展環境和條件，使得唐詩確實是詩學領域的一朵奇前，其藝術造詣確實很高。

宋人也有類似認為宋詩不如唐的論調，譬如嚴羽的《滄浪詩話》中總結宋人好文字、才學、議論為詩，常被引做對宋詩特色的總結，但事實上，嚴羽的本意是對宋詩呈現出這樣的現象進行批判，尤其表達對江西詩派的不滿。另一方面，明代面臨的政治歷丈背景和南宋有明顯的不同。明代的邊患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東南沿海的倭患，一是西北蒙古瓦剌、鞋鞋的威脅，但無論是對倭寇還是對蒙古，明朝都從未有過南宋對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時候的那樣的敗退。

雖然明朝不至於有盛唐那樣強大的國力和在邊塞戰爭中的絕對優勢，但在明朝被後金攻陷北京城之前，除了個別幾次戰役，明朝也從未如南宋一樣面臨過來自少數民族政權的如此強大的威脅，更不至於如南宋一般幾度不得不在海上行朝。明朝政治雖然也一度黑暗，官員們也有黨派鬥爭，但絕大部分時候，在塞防和海防受到外敵衝擊時還是能夠行麼有效地達成一致的抗敵意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明代的詩人大概沒有太多機會體驗南宋詩人經常感受到的如此強烈的外敵入侵的威脅，也沒有太多機會看到朝廷如南宋在和戎之後廢弛軍備漠視危機的作為。所他們不會時常將本朝的疆防與南宋相比。事實上，明朝人甚至有送樣的自豪感，認為本朝是＂超元鐵宋，比肩漢唐＂但在明代詩人的軍旅詩作中，還是能夠看出其區別於唐代迪塞詩而更類似於南宋軍旅詩的特色之處。

明代＂後屯子＂的領袖之一李攀龍，創作了不少軍旅題材的詩歌，雖然他也主張＂詩必盛唐＂，然而他的一些作品卻並不完全同於唐代軍旅詩的範式。如《東光》詩云：胡兒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海戰，海逛船為城。諸軍毅騎壬，馳射難縱橫。

此作通過描繪倭寇與明軍戰鬥的場面，分析了倭寇難平的原因。這樣剖析敵我形勢，總結原因的詩作，實在不像唐代軍旅詩的風格，反而是南宋軍旅詩作中多見。唐代詩人所作的軍旅詩，往往具有強烈的功名意識或者功名情節，反映了他們＂對於軍功熱烈嚮往＂。

而許多南宋濤人，如陸游、葉夢得等就常在詩中進行這樣敵我形勢的分析，譬如此前提及的陸游的《歸次漢中境上》和葉夢得的《聞冗術將過淮再遣羅公昂規師》就是如此。這樣的議論為詩，正是推崇唐詩、貶斥宋詩者所不喜之處，也恰恰是南宋軍旅詩的藝術特色之一。

苗民自逆五旬命，頻化何勞式月師。打火家家開夜戶，弓刀處處捲風旗。益兵加賦休重論，財賦於今兩不支。楊一清此作，描寫的是戰爭後軍隊奏凱班師時的場景。軍隊奏凱，於身為邊總制的楊一清而言，是他的業績。但在取得這樣業績的同時，他憂也於寧夏作戰需要的增兵増稅的負擔問題。尾聯直接地將自己的觀點：＂益兵加賦休重論，賦於今兩不支。＂在詩中直接亮出觀點，正是南宋軍旅詩區別於唐代的特點。

除了議論為詩之外，明代詩人採用的其他表現手法、詩作的整風格也往往更類似於南宋軍旅詩人，而非他們所推崇的唐代軍旅詩人。譬如宗臣的《吳中兵亂海上徵援感事賦懷因寄元美其三》：傳撤紛天地，徵兵到闢蘿。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河。痛苦千村暮，橫行萬騎多。滄州狂客在，屋悔罷鳴。作此詩時，明朝東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擾，而詩人宗臣正因病返鄉居住。此詩原是四首，前兩首描寫的是此次戰鬥的情況。因為倭寇來襲的突然，所戰鬥形勢不容樂觀，＂青天失戰馬，落日慘徵袍＂。

詩中表達的詩人自己渴望能夠為國征戰，抗擊倭寇；對自己不能在山河破碎之際戰鬥在抗倭第一線的調化、感慨、懊惱，幾同於陸游詩中表達的渴望從軍抗金之意。明代軍旅詩體現出不同於唐代軍旅詩的意氣風發，豪氣萬千，反而體現出類似南宋軍旅詩的悲壯沉鬱，意緒難平的風格特色。在明代軍旅詩中能體現出南宋軍旅詩的迴響，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代在邊境戰爭中雖然不像南宋，卻也並沒有像唐代一樣的絕對自信和自豪。

唐代初年即橫掃突厥，在邊境戰爭中多次大獲全勝，奠定了整個唐朝在邊塞的自信也。明朝明顯與唐代不同，雖然在明朝建國之初也在北征中取得重大的勝利，但是不久後英宗時期就發生了士木堡之變，此後也先裹挾著英宗兵臨北京城下，也有一些人如徐有貞（時名徐理），建議南逃，朝廷局面一如靖康之變前夕的北宋。于謙主持了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這才＂避免明廷重蹈＇宋室南渡＇的歷史覆澈＂。明朝國力即便是＂士木堡之變＂之後也依然十分可觀，並未因此一戰便徹底傾頑。

但蒙古一舉兵臨城下，給明朝造成了＂巨大的也理壓力＂引起了一種＂錯覺＂歷史學上也較為普遍地認為＂士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將其作為研究明朝塞防政策分期的一個重要依據。北京保衛戰之後，明代朝廷內部甚至與南宋一樣，對邊境的政策（主要是對觀鞋和瓦剌）是和是戰，是強硬還是保守，也成為派系鬥爭重要爭論點。

譬如嘉靖年間，曾銳提出了＂套虜不除，中國之鍋未可量＂，希望能夠收復河套地區，並且給出了他認為可行的收復策略：＂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梟春寒陰雨，壞無燥士，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

內閣首輔夏言力排眾議支持曾統此議，但大部分的朝臣皆為＂搜套＂之議是不切實際的，難於實行。而後嚴嵩更是＂搜套＂之議為好大喜功之也，而為窮兵穀武之舉＂並藉此攻擊夏言專擅。另外此前的明正德年間，也有宦官劉謹專權，攻擊楊一清，使河套防禦之策半途而廢。

可見明代朝中，於塞防一線是攻是守，是強硬還是保守求和，爭論雖不致如南宋一般，卻也是十分激烈。其次，明代的文人的地位和對軍旅、戰爭的態度更接近宋代而非唐代。唐代文人雖然熱衷於投身軍旅，但多是擔任幕僚，對於戰局無法產生直接的影響。

唐代科舉授官的制度不如宋、明完善，在晚唐之前，文臣當中口蔭為官還是巧為主流的，直到晚唐科舉入壬的官員才真正可與口蔭入士的士族官員分庭抗禮，方才有了牛李黨爭。彼時代文人博取前程的一個重要途徑還是成為幕僚，軍旅和戰爭對唐代文人來說，更多的代表著希望、功名、前程。自宋後，文人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使得他們對於軍旅、戰爭等就有了一種獨特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宋代自太祖起就優待文臣，嚴格控制武將，許多地方是文臣為將守邊，文人直接化成為了國家、對外戰爭的決策者。將領是直接影響戰爭成敗的關鍵人物，南宋名中，岳飛、韓世忠這樣行伍出身的還是少數，李綱、葉夢得、張竣等，多是文臣出身，就連著名的抗金老將宗澤都是科舉出身。明朝重文輕武雖然不如宋朝那麼嚴重，但文臣為將也並不罕見，譬如楊一清，還有北京保衛戰時主持大局並親自鎮守一口的于謙。

文人在明朝也有著自宋Ｗ來的對國家局勢、軍旅狀況和戰爭大局的特殊責任感。因而明代軍旅詩人雖然宗唐、祟唐，在塞防詩和海防詩中盡力追求模仿唐人邊塞詩、軍旅詩的風格及藝術特點，但在軍旅詩中仍然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了一些更近於南宋軍旅詩而非唐代軍旅詩恃色之處。

二、南宋軍旅詩對明末清初愛國詩的影響

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因為其所處的特殊的時代背景，更加能夠感同身受地理解南宋軍旅詩人們在詩中表達的感情，如何謂＂老子猶堪絕大漠，君何事泣新亭＂（《夜泊水村》），何謂＂誓將屯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題驟馬岡》），何謂＂惟有孤臣雨巧垂，冥冥不敢向人啼＂（《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樣，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

此前的明朝詩人多是南宋的民族危機為警示，在此基礎上在詩中流露出對明朝海防塞防的關也和憂慮；而在明末清初麼時，國家的滄桑之變激盪之下的詩人們，在詩中表達出了抵禦外侮、矢志恢復的願望，為抵禦朗虜、收復山河貢獻自己的為量的望，及對宗社淪亡的感慨等，一定程度上類同與南宋詩人在軍旅詩中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此時的愛國詩在詩歌的風格、芝術特點上也體現出與南宋軍旅詩相似之處。

此外，如間爾梅寄史可法的幾首勸其進軍之作（《發雲龍山北望呈史閣部》、《書史閣部署中》、《史閣部駐軍白洋河不進，詩勸之》、《予既勸閣部西行矣，至象山復留不進，因再勸之》）等一類的明末清初的愛國詩歌作品，在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及風格特點等方面多與南宋軍旅詩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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