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在位時期被稱為“仁宣之治”。在我看來，這兩位的“治”更應該稱之為“從內到外”地全面迴歸與收縮。仁宣時代的“迴歸”和“收縮”，主要表現在國內的政策上。雖然宣宗一直熱衷於珍寶諸玩，不斷派出宦官在各地採買各色玩物，但
整個文官系統的主流思潮，卻是恪守太祖時代的思想禁錮、文化限制政策。所以，在經歷了短暫的寬鬆期後，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嚴厲起來。“革除官妓”：政治文化重新嚴峻
宣德末年都御史顧佐的一道關於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視為節點。“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在《野記》將其記載在永樂時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官建妓飲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煙、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後乃浸浸放恣，解帶盤薄，喧呶竟日，樓窗懸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歸署，半已沾醉，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
六國碼頭通商圖
明太祖朱元璋在蘇州太倉的黃港，也就是瀏河，設立市舶司，用以接待各國來南京的使節和商人，民間稱之為“六國碼頭”。所謂“六國”特指高麗、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爪哇，其實也泛指各國。朱元璋還在南京聚寶門外建起了六座賓館，人稱“六樓”，分別是：來賓、重譯、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六樓”名字取得浪漫，十分受歡迎。樓內有官妓，接待各國使節和商人，同時具有收集情報的功能。一些在南京的“京官”和國內商人也是六樓的常客。
對於這一事件，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也有類似的記載，但沈德符的記載說，事情的發生是宣德時期，而非祝允明說的永樂時期。顧佐曾兩度任都察院都御史，第一次的時間是宣德三年七月至宣德八年閏八月，第二次的時間是宣德九年十月至正統元年六月。其奏革官妓，沈德符說發生在宣德時是可信的。但是，
革除官妓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整個政治文化形勢重新嚴峻的表現。子不承父業：全面迴歸與收縮
明成祖朱棣雖然“遠邁漢唐”，雖然有文治武功，但在明朝的帝王中，只能算是“異類”。所以去世之後不久，繼承皇位的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便對他進行“撥亂反正”，迴歸到太祖朱元璋的治國道路上來，並收縮海外行動。停止下西洋和從安南撤兵，可說是仁宣時代在“外事”方面最具有影響的舉措。
明仁宗朱高熾
仁宗朱高熾是朱棣的長子，但因為性格不同、作風不同，不為朱棣所喜。朱棣喜歡的是次子朱高煦，這個兒子不但性格像自己，而且在“靖難”中出生入死，救過自己，所以一直想讓朱高煦做“秦王”李世民第二。雖然由於各種力量的制約，朱高熾穩居太子之位，朱棣卻一直不滿意。朱高熾做了二十年的“監國”，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老子成祖去世而繼位，卻不到十個月就病逝。但就在這十個月中，仁宗中止了鄭和“下西洋”，讓其與王景弘一道，帶著“下番”官軍，鎮守南京。鄭和、王景弘也成為明朝最早的“南京守備太監”。同時，朱高熾與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密謀，策劃從安南撤兵。
嚴格地說，仁宗的兒子、宣宗朱瞻基的性格倒是和祖父朱棣有些“隔代遺傳”，所以儘管贊成並繼承了父親的“收縮”政策，卻仍然希望能夠和祖父一樣，在北京的紫禁城接受各國使者的“朝貢”。所以，在宣德五年，讓鄭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就在這一次下西洋的返回途中，鄭和在印度的卡澤卡特去世。北邊的亦失哈巡視黑龍江，也在宣德時期重新開啟，並且重修了“永寧寺”、重立了《重修永寧寺碑》。
宣宗行樂圖
雖然鄭和下西洋的中止得到以戶部為代表的實權部門支持，但對於從安南撤兵，不少永樂時代的老臣卻無法接受，他們不願意看到將士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讓。所以，仁宗去世、宣宗繼位不久，皇帝和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為一方，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另一方，展開了一場關於安南棄守的爭論。事前，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見楊士奇、楊榮，表達了自己放棄安南的打算，並告誡二楊：“卿二人但識朕意，勿言。三二年內，朕必行之。”用不著等三、二年，五個月後，宣宗便召二楊及蹇義、夏原吉，共議安南事。
楊士奇（中）、楊榮（右）
會上宣宗首先表態，說是繼續在安南駐兵，得不償失，不如放棄安南，專意內政。何況，安南本來就是太祖高皇帝明示的“不徵之國”。蹇義、夏原吉當即表示反對：“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費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將士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地盤怎麼能說扔就扔？二十年都堅持下來了，現在安南當地的土著鬧點事，就放棄？宣宗隨即徵求二楊的意見。二楊早已得到宣宗的明示，此時自然心領神會，並準備好了歷史依據：“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太宗初欲立陳氏，所以為聖。漢唐以來，交阯雖嘗為郡縣，然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記，果嘗得其一錢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與豺豕輩較得失耶?”宣宗通過二楊說自己不便說的話，二楊事先得到了皇帝的授意，直到皇帝的真實態度，而蹇義、夏原吉毫無思想準備，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安南就此放棄！
二楊與王振：維護道統與秩序的代表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宣宗去世，繼位的是年僅九歲的英宗朱祁鎮，國家大政方針由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和司禮監太監王振主持。楊士奇既是臺閣體文學的領袖，又是一位恪守傳統道德的官員，從他領銜的內閣給新君立年號為“正統”，即可知其政治傾向。楊士奇在《三朝聖諭錄》中曾不無自誇地記載自己在永樂時與當時的太子即後來的仁宗朱高熾之間的一次爭論：
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注》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帝王之學所重者固不在作詩，但記誦詞章竟被楊士奇視為“俗儒”。主持內廷事務的司禮監太監王振，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二楊存在矛盾，但對於維護傳統道德和秩序，立場卻是一致的。《罪惟錄》記載：英宗為太子時，王振教授朱祁鎮禮儀規制，一絲不苟，太子對自己的老師是既尊敬又畏懼；朱祁鎮即位後，“嘗與小臣擊球，(王)振至而止。詰旦，駕在閣中，振跪奏曰：‘先皇帝為一球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王振的這番話，不但批評了面前的皇帝英宗，而且批評已經去世的皇帝宣宗。內閣楊士奇等人聽了，連連讚歎：“
宦中寧有是人！”
明英宗朱祁鎮
如果不是發生了土木之變，在士大夫們的眼中，正統時期的朝政實優於宣德 ，原因就在於外廷的文官首腦和內廷的宦官首腦，都恪守祖宗法度和賢聖道理，而最高統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在他們的背後，又有一股巨大的支持力和推動力。當時的南、北國子監首腦，都是正統派的人物，南監為陳敬宗，北監為李時勉，時稱“南陳北李”。
《明史·陳敬宗傳》說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監祭酒的威嚴：“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陳敬宗不僅自己儀表堂堂，一言一行做出表率，而且對於監生們的要求也一絲不苟。
《明英宗實錄》收錄了李時勉為北京國子監祭酒時的一道奏疏：
近年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意，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實非細故。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燬，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
可見在當時，仁宣時代的“迴歸”與“收縮”，並不僅僅是君主個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團的主流思潮，所以被後世稱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時期是對永樂時期的“修正”，仁宣為“治”，永樂雖然沒有視為“亂”，但至少是被認為“不治”。
結論
這一輪對文化藝術的壓制，比起洪武、永樂時期，更有特點。雖然洪武時期文人被摧殘甚多，明太祖通過“文字獄”殺戮讀書人也廣為流傳，但那個時代的“文字獄”帶有一定的隨意性，而且可以說是非文化人殺文化人。但正統時代則是文化人壓制文化藝術，用傳統的理念、廟堂的文化，壓制文學藝術的基本精神：創作的自由和人性的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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