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魯迅，就不能不說孔乙己，祥林嫂，這是研究魯迅者的一個慣例。

我們研究一個作家，如果忽略作家本人創作出來的人物，對這個作家的研究，無疑是不全面的，有失偏頗的。但是在研究經典人物形象的同時，如果對於故事中的“我”不做研究，直接略過，這也會讓我們的看故事的角度，變得非常狹窄。

今天我們要說的小說是《祝福》，是關於“我”的《祝福》。

有限視角的敘述

我們如何講述故事？

視角很重要。所謂視角，就是你怎麼看這個故事，你處在什麼位置看這個故事。

《祝福》這篇小說，和《孔乙己》一樣，都是由“我”來看這個故事。

《孔乙己》中的“我”是小夥計，而《祝福》裡的“我”，是一個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輕人。

祥林嫂毫無疑問是《祝福》中的主人公，而祥林嫂的故事正是在“我”的觀察和敘述中才能被看見。

我們說一個故事的視角，可以簡單地分為有限視角和全知視角。

所謂有限視角，整個故事由“我“所觀察然後被人看到，人看到的受囿於“我”，人們通過“我”而看到。

而全知視角，是“他”，他如何做，他為什麼要做，我們在那個世界裡，是無所不能的“上帝”，而不是作為一個故事的親歷者。

用有限視角敘述是魯迅的特色，在魯迅之前，中國的古典小說裡，都沒有出現過這種敘事模式，魯迅在這方面是先行者。在這種敘述方式之下，有限視角不僅讓我們對現在發生，未來發生感到好奇，更符合我們日常的生活，並且我們在這樣的視角之下，更多的作為故事的親歷者去參加人物的悲歡離合，並獲得一種更加真實的親歷感，從而體現了魯迅一直倡導的“無盡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的“普遍聯繫”原則。

故事裡，我是先遇到祥林嫂，隔了幾日聽說她的死亡之後，“我”才開始回憶起祥林嫂我所知道的部分，而此時這篇故事的行文已接近三分之一了。為什麼要花如此大的力氣，去寫我？

一個原因我已經說了，是因為“我”是故事的見證者，帶領著讀者，起著一個紐帶的作用。但是魯迅之所以寫“我”，也是在做一個提示，正是無數個“我”，看著祥林嫂走向了死亡。

你可能會說，“我”是沉默的，沒有傷害祥林嫂，但是這個世界上，沉默只有在你這裡看起來是同情，在很多人看來，你的沉默，就代表了你的態度。

在這種意義上，“我”其實和魯四老爺、四嬸、柳媽、祥林嫂的婆婆等眾多人物形象沒有區別，唯一的區別只是“我”知道對錯而已，但是沒有改正的勇氣，對錯是非是否明白，也不太重要了。

“關係是鎖鏈”

寫“我”，為什麼要選擇“我”？這樣一個回鄉的青年？

我在這裡有一個猜測，魯迅寫的人物裡，只有“我”的目光，是超脫於魯鎮的關係鎖鏈的。

魯迅寫了那麼多的人物，只有“我”是跳出這個圈子又有聯繫的人。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里，祥林嫂有很多關係，魯四老爺也有很多關係。如果總結一下，祥林嫂的關係層我們大致可以分為親戚關係、鄉鄰關係和主僱關係，而好笑的是，這三種關係，是直到現在，我們都擺脫不了的關係圈。

祥林嫂親戚關係體現在祥林嫂和自己的丈夫，婆婆，小叔子以及族裡大伯的情節上。而這一切的關係的核心，是夫妻關係。祥林嫂丈夫的去世，讓這個核心破裂了，然後一切親戚關係都破裂了。

婆婆為了給小叔子娶老婆，便直接把她作為了棄子，結果自然是皆大歡喜，省了錢，還給小兒子娶了老婆，只是捨棄了祥林嫂而已。然後接下來的故事，就好像重複一樣，賀老六在吃了碗冷飯後得了傷寒，去世了。

但是這次其他關係的破裂倒是遲了一點，只是因為祥林嫂有一個兒子。而兒子去世之後，一切又重蹈覆轍。我一直覺得沒有哪段故事比祥林嫂這篇，更加體現出了封建女性的地位，靠丈夫，靠兒子，一生所願就是嫁個好人，生個出息的兒子。

我們的社會，特別注重鄰里關係，這是我們文化的一大特色。而透過“我”的眼睛，“我”看到的鄰里關係充滿了無意義的嘲諷與取笑。特別是同為魯四老爺家幫工的柳媽，對於命運不幸的祥林嫂，不僅沒有同情，相反還對祥林嫂說：“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並且鼓動祥林嫂去捐門檻兒。

而一直迷信鬼神的祥林嫂，自然是順從的聽從了柳媽的話，並把它分為圭臬。從而在之後，捐門檻兒不能改變自己的形象的時候，心灰意冷，雙眼無神。最可笑的是，這樣一個情節，祥林嫂向周圍的人訴說自己的悲慘的時候，始終得不到人們的正面回應，人們在咀嚼過後，取笑一番“你後來怎麼又肯了”，然後漠然離開，聽都不高興聽了。

那個時代的人，正是不能理解別人痛苦的年紀，就像現在一樣，人們的悲歡離合，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如果鄰里關係，是宣洩，那麼主僱關係，更多的是肯定，是為了肯定祥林嫂的價值。祥林嫂第一次被僱傭的時候，是很高興的。因為她誠實勞動，有自己的價值被肯定了。但是第二次來的時候，因為改嫁，她再也無法得到應有的肯定了。捐門檻兒沒用，她再做努力，都改變不了自己身上的烙印。

成見是一所大山，真實的過於殘酷。

“我”與魯迅

祥林嫂的悲劇，到底可不可以避免？

如果問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轉換為另一個問題，“誰能救祥林嫂？”

魯四老爺是不可能的，她的婆婆甚至是兩任丈夫都是不可能的，當然了，把希望寄託在以柳媽為代表的那些人身上，肯定也是不現實的。那麼，如此一排除，除了“我”之外，很難找到一個比“我”更合適的人去挽救這場悲劇。

“我”出去見識過新的世界，也是當時的一個識字的人，在故鄉更是受人尊敬的讀書人。然而“我”在祥林嫂事件上，卻只是一個看客，同情的看客。“我”是軟弱的，搖擺的，雖然知道不對，卻沒有勇氣去改變這一切，最後只能選擇逃避現實。

祥林嫂悲劇的結症在於，最有希望給她幫助、給她進行思想啟蒙的人卻如此軟弱、搖擺、無所作為，從而使祥林嫂在“我”一毛錢不值得同情下死去。 魯迅先生的《祝福》，不僅是寫給祥林嫂這樣的可憐的人的，更是對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的冷峻的自我反思。

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撐起什麼責任？

我們的老祖宗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但是那時候以“我”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只能在祥林嫂問問題的時候，支支吾吾的說:

“也許有罷，——我想——啊！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其實，究竟有 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在祥林嫂的一再追問下，“我”的那些在外受到的教育幾乎完全解決不了那些普通人的問題，顯得非常雞肋，我只能以逃也似的速度，逃回了四叔家。如果知識分子的新思想，新知識僅僅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上，僅僅知道對不對是毫無意義的，馬克思曾說過

我們的知識分子，不應當稱為“我”，而應當成為我。那個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想法並真實的付諸行動的我。

而這恰好就是“我”與魯迅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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