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線上辦公，編輯部同事們的情緒都已經跌落到了谷底，尤其在昨晚李文亮醫生去世之後。暴露在鋪天蓋地的壞消息中，寫文章這項工作變得異常耗竭。
疫情發展至今，我們見到的魔幻事件已經很多。但越在這種時期，越需要理智的討論一些問題，比如最近越來越頻發的“瞞報病情”現象。
當絕大多數人都在努力隔離，“瞞報”便成了當下疫情的最大敵人之一。相信你已經看到許多瞞報病情（他們可能已經自己發燒、去過疫區，甚至已經確診），導致多人感染、隔離的報道。
比如，一位山東患者因為隱瞞情況外出聚餐，導致68名醫務人員被隔離。
比如，晉江一名男子從武漢返鄉，謊稱自己從菲律賓回來，然後參加2場大型宴請並擔任喝酒划拳主力，劃得4千多人居家觀察。
大家憤怒，批判，怒斥他們“非蠢即壞”、“攪亂一鍋粥的老鼠屎”。可從心理學角度去講，我們又偏偏不能過度苛責他們。（這也是大家最近情緒低落的原因，必須要在理性和感性當中反覆掙扎。）
在隱瞞肺炎病情背後，往往隱藏著一種病恥感（perceived self stigma）：對疾病和自己的歧視，這又來源於大眾對肺炎群體的汙名化（stigmatization）。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也許會是一件你“理智可以理解，情感難以接受”的事。但在當下疫情控制的關鍵時期，這絕非小事。
什麼是疾病標籤下的汙名化？
針對疾病的汙名化（stigmatization）可以被劃分為兩個類型：來自外界的社會汙名，以及被患者感知到並內化了的病恥感。
社會汙名（social stigma）一般通過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表現出。
刻板印象：指整個社會對於傳染病的一種錯誤的、固化的認知（如：對病毒的傳染性、預防措施有錯誤的認知）；
偏見：是社會刻板印象在認知和情感上的表現（如人們厭惡、害怕一種可能源自社會外來群體的傳染病）；
最後，歧視是偏見在行為層面的呈現（如：人們會以一種並不尊重Ta的方式，告訴別人離Ta遠點）。
諸如“武漢人滾遠點”“武漢人自重”這種說辭，我們見得還少麼？
病恥感（perceived self stigma）主要是因自己生病而產生的羞恥感（shame）。當患者被社會打上一個“有毒“的烙印，被降格成低人一等的存在，患者自己也不得不接受了這種設定，認為自己得了病“很丟人“。
害怕。
害怕世俗的壓力、害怕被身邊人“指指點點“，害怕沒有面子。必須承認，這種“害怕”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個人可以躲開很多東西，但唯獨難以躲開來自別人的judge。很多心理疾病患者不願去求助，往往就是因為如果別人知道了Ta在做心理諮詢或是去精神科，會用異樣的眼神看Ta。放到這次疫情中，是一個道理。
就算他們自己有求助的意願，他的家人、親朋好友也可能會阻止。“先吃點藥看看”“別大驚小怪的”，畢竟在許多人心中，有一個“有問題”的親人是很丟臉的事情，誰都不想承受隨之打包而來的負性輿論。
“如果我的兒子被確診肺炎了，別人該怎麼看我們家啊！”
為什麼得了傳染病，就那麼容易被人詬病？
歷史上，許多生理疾病都曾有過被汙名化的階段。
在醫學並不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被認為是由於患者意志脆弱、情感過於強烈所引起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癌症被視為邪惡、野蠻的化身。這種我們現在看來荒唐至極的認知，在當時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無知者無畏，知者不懼，
一知半解才最讓人心生畏懼。
在一個新型傳染病剛剛爆發、醫學界對其還沒有充分認知的空檔裡，正式謠言最有生命力的時候。而謠言，正是汙名化的第一個助推力。
在疾病爆發初期，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知道點冠狀病毒的消息，但並不明晰其確切傳播方式、預防的手段。於是憑著自己的猜想、以往的常識性認知，再加上不良信息的誤導，傳染病就很容易被妖魔化。
Chris Crandall在一項疾病汙名化的研究中，列出了三個因素，直接影響一種疾病被汙名化的程度：
1. 責任度 Responsibility：
指大眾認為一個人所患的疾病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於他自己的問題。人們認為患者承擔的責任越大，則越容易引起大眾負性評價，人們越無法產生同理心。
比如，人們認為感冒是著涼引起的，可得了新型肺炎是因為你在關鍵時期還亂跑引起的。相比前者，後者更令人難以接受。
2. 罕見度 Rarity：
某種疾病越不普遍，人們便覺得它越嚴重，其被汙名程度也越高。這可能仍然源於人類對自己不瞭解的事物，會本能的產生恐懼。
這更不難理解，新型肺炎作為最新出現、尚且無解的傳染病，自然是眾人恐慌。
3. 危險度 Danger：
表示在何種程度上，人們認為患者會對自己產生威脅。當然，越感到危險，偏見就越強烈。大眾傳媒在這個維度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鋪天蓋地有失偏頗的新聞報道里，你就會看到“15秒感染新冠肺炎”這類說法。卻很少有人告訴你該案例的傳播鏈條是待證的（中國CDC），這無疑加劇了人們對疾病傳染性的恐慌。光從曝光程度和呈現內容來看，人們在之其一不知其二的情況下，會加重刻板印象，把假象當作科普，把偶然當作規律，把相關當作因果。
病恥感會造成怎樣的後果？
對於患者來說，他們不僅要承受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痛苦，另外還要承受額外的病恥感，這無疑是雙重的負擔。
2. 社會排斥、社會隔離
雖然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不得不對一些疑似和確診患者進行強行隔離，但這不代表社會應該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對於深陷疫情困擾，存在心理問題的人來說，最需要卻也最難以得到的就是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3. 危害他人
如果已經確診或有了疑似症狀，卻仍然不尋求專業幫助，否認現實、拒絕隔離治療，不僅是對自己健康的不負責任，也會讓周圍的人暴露於風險之中。
這個後果，對當下疫情控制影響是極大的。一個隱瞞病情的人，就能讓成百上千人的自我防護措施功虧一簣。
要如何幫助疾病去汙名化？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在目前環境下，患者出現“病恥感”從而瞞報病情，並非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
可問題關鍵在於，疫情嚴峻，此刻又恰恰是我們必須必須必須，克服病恥感的時候。
有關疾病的事實獲取
個人和整個社會系統的努力
歧視、標籤化和病恥感都會讓人們羞於開口求助。但是，有關傳染病的正確、及時、廣泛的信息，有助於消除一定的社會偏見和誤解。
當人們恐懼一種疾病的時候，人們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實。而非各類斷章取義、情緒性扭曲的信息。
家人、朋友們
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
國內外已經有眾多研究證明，社會支持、家庭寬容、溫暖的環境氛圍是患者能否良好康復的重要因素。如果來自疫區城市/國家的人，感到了來自全世界的偏見和惡意作對，這時候家庭成員再不和患者站在同一邊，那麼他們便真正成了孤立無援。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可以儘可能更多地與互助小組連接起來（比如有對接口罩等醫療資源的互助組、求助信息互助組、社會捐贈互助組等等），來幫助患者及其家人度過難關。
當患者們相信“即使告訴大家我得了傳染病，我依然不會被拋棄“，當病恥感得到緩解，當沒有人隱瞞，這場戰鬥才離勝利更進一步。
每個直面疫情的平凡人都是英雄
說完病恥感，還有些別的話想說。
當你越瞭解“病恥感”，往往越能夠體會到承認疾病、直面疾病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正如前面所說，現在正是一個所有人都不得不戰勝病恥感，直面疾病的時期。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群體性問題。
今天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被稱作“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了。12月30日，他首先意識到了類SARS樣的病毒感染，並對周圍的人發出預警，雖然“吹哨的聲音“在當時被湮沒了。後來，他因為堅持在一線抗疫，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他在生前接受採訪時說：“真相比平反更重要，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而他的朋友圈裡寫著這樣一句話：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
李文亮醫生已經被許多人視為英雄。而我們想說的是，那些敢於直面疫情的每一個普通人，都是英雄。
那些認真防護不出門聚集的人，那些不斷為親戚長輩科普疫情嚴重性的人，那些自願隔離的人，那些出現症狀後不隱瞞的人，那些在前線日日夜夜戰鬥的人，那些疫情中依然認真工作的人，都是英雄。
面對疾病吧，用正面、真誠地去面對這場疫情吧。
我們需要更多英雄，但不希望再有英雄犧牲。
“讓我們溫柔地拯救這個世界。”
李文亮醫生的微博
References:
Corrigan, P. W., & Watson, A. C. (2002).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tigma on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World Psychiatry 1(1), 16-20.
Graham C.L. Davey. (2013). Mental health & stigma. Psychology Today.
Lindsay Holmes. (2016). Let's call mental health stigma what it really is: discrimination. Huffington Post.
Michael Friedman. (2014).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is making us sicker. Psycholog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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