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史可法都是忠诚孝子的代名词，在他死后获得了无数的褒奖， 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都赞曰："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在官方史书《明史》中对于史可法的评价则更为崇高："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在这一段评价中，除了赞扬史可法的忠君爱国更凸显了他当时时运不济，报国无门的悲怆。这也是国人常常将史可法与文天祥联想在一起的原因，盖其皆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究竟历史上真实的史可法是何样的呢？随着中西方交往甚密，不同的史观，不同的历史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也开始在神州大地上争奇斗艳。对于史可法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现在我们依靠已有的历史资料，根据其在两个重要时期的表现、抉择，抛开成见与偏见，力图给这位悲情英雄一个公允的评价。
一、定策时期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崇祯上吊自尽于煤山，史称"甲申殉难"，同年辽东总兵都督指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满清并在一片石与李自成展开决战，遂招致满清入关。张献忠也从重庆攻破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一时间华夏大地上竟并立了四个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据顾诚先生的扛鼎之作《南明史》中考证，当时的明朝政府还能控制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部分北方省份也在持观望态度，形势略与南宋相仿。并且，明朝的南直隶即南京平时用以安置不得志的官僚，仍然有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这个第二政治中心遂成为明朝残余势力的旗帜，如果能够君臣齐心，整顿内政，是否能如南宋一般偏安百年亦不可知。
此时，拥立新君变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皆下落不明，可供选择的就是各地的藩王。最有可能入继大统的便是福王与潞王。史可法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会南都议上君，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移牒可法，可法以为然。"
与此同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认为福王"昏庸可利"于是询问当时一号重臣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意见。"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这就体现出了史可法在政治上过于幼稚，胸无城府。明知福王和潞王都有可能入继大统，在结果未定的情况下轻易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况且这七不可的评价对于一个走卒匹夫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何况是庙堂之高的贵胄？这就给马、阮二人授以口实，给后来马、阮二人拥立福王登基后尽进谗言，驱逐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直臣，外调史可法到地方，导致国事日渐糜烂埋下了种子。再者，福王是何以入继大统的呢？"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史可法等迎王。"
由此观之，马士英是借助军阀的力量，拥立福王继位。史可法等人再一次失去了主动权。史可法本来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拥立潞王的，据《明史》记载"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可见史可法组织了勤王的军队，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
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度不够，拘泥于常规，不知乱世中需用非常之法的道理，导致了后来事态一连串的被动与崩坏。
现代历史学家南炳文与汤纲版《明史》这样写道："朝中大权据于史可法之手，野心勃勃的马士英非常的不满，他依靠四镇的军阀威胁史可法出走。"史可法的政治抉择再次出了错，"自请督师江北"马士英遂得留朝辅政。
从此，皇权暗弱，文恬武嬉，泰山崩，大厦毁。马阮二人本是阉党，大权在握后，大肆提拔阉党旧臣，卖官鬻爵,排挤正直之士。皇帝也湎于酒色。一时间流行言语"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国家局势可见一斑。史可法幼稚的政治嗅觉，迟钝的政治判断很难说与造成此等衰局没有关系。
二、督师江北时期
史可法来到江北防线，他的军事能力究竟如何呢？《明史》中记载道"时监军佥事汤开远善击贼，可法东西驰御，贼稍稍避其锋。十一年夏，以平贼逾期，戴罪立功。""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将士死力。"可见史可法作战的法宝无他，便是可以得将士的死力，且击败的对象是以平民流寇为主的起义军，无法真实的提现他的军事能力，我们先按下不表，看他刚到江北防线时的表现。
"得功、泽清、杰欲驻扬州。杰先至，大杀掠，尸横野，城中汹惧，登陴守，杰攻之，浃月。"可知当时正爆发了内战，黄得功，刘泽清，高杰都是当时的军阀，朝廷命令史可法去调解。"杰素惮可法，可法来，杰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帐中，辞色俱变，汗浹背，可法坦怀待之，接偏裨以温语，杰大喜过望，然杰亦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卫，文檄必取视而后行。"
史可法对于内战的处置很难说得上是得体的。大敌当前，本是应该国家上下团结一心，以图光复神州，可军阀却以驻军一己之私大举攻伐。本应该是采取铁腕的霹雳手段，严厉申饬，以绝后患。
可史可法却施以妇人之仁，姑息养奸，轻易地就放过了高杰。高杰本来是李自成麾下的一员部将，出身为贼寇，对于南明朝廷自然也无法期望其抱有尽忠的感情，不过是忌惮史可法的盛名。而史可法的一味怀柔也让高杰"自是易可法"。主将威名不存，其属下愈轻视主将，愈加跋扈，督师有名无实，难以驭下。
如果史可法能处置得体，既能强固主帅的威望，亦能管束高杰，驭其为己所用对于国家也是好事。
然而此事造成了一个更坏的结果，开启了南明朝内斗之先河，此后又有左良玉以"清君侧"反攻南明，后有永历，绍武二帝的自相残杀，从此终南明一代，内战始终是如影随形，以致难以收拾之恶局，史可法难辞其咎。后人每每阅读之，不免扼腕叹息也。内斗的恶果很快再次让史可法平常到。高杰受命于史可法北征，可"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部下兵大乱，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变闻，史可法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似乎是真的天绝明祚。
当时清军也大举南下，左良玉也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史可法虽主张全力应对清军，但马士英否定了史可法，盖左良玉所针对的即是马士英。于是调四镇之兵去防御左良玉，而江南的门户大开，扬州也完全暴露在清军的兵锋之下。据《明史》记载，史可法毫无应对之法"旧城西门险要，可法自守之，作书寄母妻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当清军南下，史可法作出人生最后一个决定，以身殉国，而扬州当日而下。
对于扬州一战我国的著名明史学家顾诚先生将史可法评价为一个无能之人 ，盖其在各个阶段均未有正确的措施与反应，并以江阴典吏阎应元的血战八十日事迹做对比，认为史可法身居高位却无所作为。其实，顾诚先生的批判有用力过猛之嫌，盖其受阶级斗争史观的指导影响过深。
我们同时也要留意当时的客观情况"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各镇的骄兵悍将指挥不动，自身内部又出现瓦解，史可法以一介文士领兵，似乎也无多少办法。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史可法虽能力不足，但他确实对得起"忠"字。他以国家尚未安定，多次拒绝朝廷的太师衔，作为领兵的督师，史料记载"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由此可见，史可法始终铭记独善其身，并时刻以国家社稷提醒自己不要贪图安逸，这难道不比文恬武嬉的朝臣与戅騃昏聩的皇帝更值得尊敬吗？
城破之后，从容殉国，保全了一位明朝臣子的气节，这难道不比洪承畴、吴三桂之流高尚吗？他之所以会招致后世的非议，无非是由于他能不配位，可南明朝廷的死局，又有谁能去解开呢？以我只见，史可法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失败了，悲剧的历史永远比胜利者的历史更加真实而残酷，因为它不需要掩盖什么。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史》南炳文，汤纲版
《南明史》
《明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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