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錢從嚴監管不斷“加碼”，央行首次一口氣開出三張千萬級罰單。
近日，央行公示27例行政處罰，其中涉及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華泰證券三家機構，共計罰款5190萬元。這三家機構皆因反洗錢違規被罰，與此同時，按照“雙罰”（罰機構、罰責任人）原則，央行還公示了三家機構包括業務部門副總在內的相關責任人的處罰決定。
三家機構被罰金額均超千萬，這也是央行首次對違反反洗錢規定的金融機構開出千萬級以上罰單。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現行的《反洗錢法》，反洗錢領域最高罰款金額為500萬元。不過，由於可以對多個違法違規行為進行累加處罰，此次三家金融機構受罰金額超過千萬，央行應是對幾個問題一併處罰。
近年來，隨著國際反洗錢反恐融資監管趨勢的趨嚴，我國也加大對國內金融機構反洗錢反恐融資的監管處罰力度。從此前央行公佈的機構被罰案由看，未按規定履行“反洗錢”客戶身份識別義務，以及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是機構“中招”被罰的主要原因。我國金融機構在日常資金交易中對反洗錢檢查的專業能力仍有待進一步提升，多位金融機構人士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金融機構近年加大對反洗錢合規機制建設的投入力度，反洗錢專業人士現在是業內的“香餑餑”，但相較於海外一些發達地區金融機構，我國的反洗錢能力建設依舊任重道遠。
機構＋相關責任人“雙罰”
從這三家機構違法違規行為的類型看，主要包括了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和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等四方面。
具體來說，民生銀行因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和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被央行總計罰款2360萬元。
光大銀行因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和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被央行總計罰款1820萬元。
華泰證券因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報送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被央行總計罰款1010萬元。
央行此次公佈的27張罰單中，除3張涉及機構處罰外，剩餘24張為個人罰單，分別涉及三家機構的法律合規部、信用卡中心、運營管理部、信息技術部等部門。民生銀行被罰的責任人有12人，光大銀行有8人，華泰證券有4人。
其中，賈鳳軍（時任民生銀行直銷銀行事業部副總經理）對民生銀行以下違法違規行為負有責任，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報送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共計被央行罰款8萬元，是此次受罰金額最高的個人罰單。
金融機構“補課”構建反洗錢管理體系
反洗錢工作的基礎和核心就是強化資金交易中，客戶及其受益人的身份識別管理。有銀行業人士向證券時報記者介紹，受限於自身對客戶身份識別的技術和能力，目前不少金融機構(如券商)都是藉助第三方機構開展客戶身份識別。比如，一些券商會購買道瓊斯黑名單數據庫，藉此發現可疑客戶，避免黑名單人員進入其體系。還有不少金融機構在開發黑名單監控的中間商系統，中間商系統能夠實現外國政要名單與公司客戶的匹配，以及名單的模糊搜索。
同時，不法分子的洗錢活動也有“套路”，也就是說，一些特定的金融業務或特定的領域，常常會被不法分子利用進行洗錢，如跨境匯款就是洗錢活動的高發業務、也是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重點盯防的業務。
不過，對國內的金融機構來說，建立完善的反洗錢管理機制並非易事，這一領域在過去被絕大多熟金融機構所忽視，如今隨著全球反洗錢監管的趨勢，我國金融機構也不得不抓緊“補課”。
央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長殷興山曾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境外中資金融機構近年發生多起反洗錢合規風險事件表明，我國金融機構反洗錢履職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需要解決。一方面，表現在“重發展、輕合規”意識較強，片面地將反洗錢視為應付監管的需要，工作流於形式，履職主動性不夠。另一方面，隨著監管標準的提升，機構履職能力不足的問題也開始凸顯，表現在對新制度掌握不透、配套機制建設不完善、專業人員配備不到位等，這些都會影響反洗錢工作的質量。
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對反洗錢合規管理制度建設也有快有慢。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銀行經過過去多年反洗錢制度的不斷強化，特別是一些國有大行海外分行因反洗錢不到位被開鉅額罰單的“切膚之痛”，銀行業整體的反洗錢水平相對較高、制度相對完善。
然而， 像券商、第三方支付機構、保險公司、基金公司這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則還處於建立反洗錢制度的初期階段。因此，從近兩三年央行公佈的反洗錢罰單情況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反洗錢管理的備戰工作顯得格外壓力大，收到的罰單也比較多。
一上市券商合規負責人曾對記者反饋：“目前看來，客戶身份識別和可疑交易監測這兩大難點仍未完全解決，而多數券商被罰都逃不出這兩點。”
上述券商合規負責人進一步表示，可疑交易監測的難度尤其高。由於義務機構需自定義可以交易檢測標準，券商設定分支機構需關注的客戶可疑交易閾值一直在調整和優化完善。
呼籲修訂《反洗錢法》上調處罰裁量基準
近兩年，央行不斷加大對金融機構反洗錢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百萬級以上罰單不斷增多，一改過去幾萬、幾十萬的輕罰處理。此次千萬級罰單的首現，也預示著央行繼續加大反洗錢違法違規行為處罰力度的決心。
數據顯示，2017年，央行全系統針對反洗錢違法違規行為的罰沒總金額約1.34億元，比2016年增長106%。2018年罰款金額合計1.66億元，同比增長54.55%，基本實現“雙罰”。
不過，相比於國外一些金融機構因違反當地反洗錢監管規定動輒幾億美元的處罰相比，我國國內的處罰仍較輕，這實則也受現行的《反洗錢法》的限制。按照現行法律規定，金融機構因違反反洗錢相關規定的頂格處罰，就是罰款500萬、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經營許可證。
殷興山就建議，當前我國涉眾型經濟犯罪高發頻發，洗錢活動多領域滲透，除傳統金融行業外，互聯網金融、房地產、貴金屬等行業都成為了風險擴散的載體，形勢不容樂觀。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要求都迫切需要我國進一步加強反洗錢監管。因此，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修訂《反洗錢法》。
“自2006年《反洗錢法》頒佈實施以來，我國反洗錢制度日趨完善、監管水平顯著提升、洗錢犯罪打擊成效顯著。但隨著國內外洗錢形勢發展的變化，其部分條款已明顯滯後於實踐的需要，亟需修訂。雖然我國近幾年根據國際標準，對現有制度進行了完善，也陸續出臺了一些新規，但都僅停留在規章層面，尚未觸及根本法，影響執行效力。”殷興山稱，建議《反洗錢法》中確立“風險為本”的工作理念，調整洗錢罪界定範疇，擴寬義務主體範圍，上調處罰裁量基準以強化反洗錢管理，從根本法層面推動我國反洗錢體制機制改革向縱深推進。
香港一金融機構從業人員也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在香港，金融機構的一個“大忌”就是違反反洗錢規定，這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如果被做實為不法分子洗錢活動提供金融支持，將會被直接吊銷執照。對內地的金融機構來說，反洗錢監管趨嚴是大勢所趨，各家機構都要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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