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這個數字打出來就很沉重——國家衛生健康委2月14日首次披露，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截至2月11日，全國報告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醫務人員1716人，其中6位已經病故。僅武漢一個城市的醫務人員中，就有1102人感染。
前不久，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不少人為他痛哭流涕過。即使身在重症監護室，他仍希望儘快治癒，回到一線。這是一群真正為我們出生入死的人。需要指出，很多人是在防護物資不足的情況下衝上去的，他們比誰更清楚暴露的風險。那些從外地趕去支援的醫務人員，有的接到任務時正在做年夜飯，或者正在休假籌備婚禮，有的直到抵達武漢也沒敢告訴家人。
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來證明這是一群值得託付性命的人。疫情是對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一次考驗，它也考驗了很多人的職業道德。
這幾年，每一次大災大難過後，對於參與災難救援的從業人員，公眾大量使用“感動”“致敬”“淚目”或者“最美逆行”之類的詞語表達讚美，成為一種慣例。其實，醫生是眾多職業的一種，他們此時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與生命打交道的職業先天決定的，也是他們所受過的系統醫學教育所決定的。“逆行”並不足以概括他們的舉動，“英雄”“戰士”或“天使”也不足以。對醫務人員的尊重不能停留在感動層面。感動和尊重是兩回事，心疼和尊重也是兩回事。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過後，人們對醫患關係普遍樂觀，認為共同經歷過那麼可怕的危機，醫患關係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當時發表的不少醫學研究論文，都認為非典型肺炎“使醫患關係有了新的轉機”。甚至在很多年後，仍有來自不同層面的回顧、總結、反思，懷念“非典時期的醫患關係”。
現在看來，當時的估計樂觀了。今年1月20日，國家衛生健康委高級別專家組第一次公開談到新冠肺炎疫情時，一位專家呼籲，“真正的醫務人員都是圍繞病人，不惜家庭、不惜個人的安危都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線。對於那些傷醫的事件應該堅決地制止……”就在當時，北京一位口碑很好的年輕醫生被病人砍傷。這些年裡，嚴重的暴力殺醫和傷醫事件屢見不鮮。
“非典”時期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的王仲醫生後來回憶，那時醫患雙方有種“休慼與共”的感覺，4年後，他曾問過一位病人“當時你為什麼這麼聽話”，病人回答：“我覺得你們也不容易，就不和你們較勁了。”
另一位醫生鍾南山院士，“非典”時被公眾熟知，此次又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引人關注。“非典”10年後，他眼中一個很大的遺憾是“對醫務界的一些偏見沒有改變”。這位醫生感慨，不能“非典”一走、汶川地震一過去，醫生就從“白衣天使”變成“白衣狼”。
那麼，等到2020年這次疫情解除，“感動”的眼淚全部蒸發，公眾會不會還記得這一切？“偏見”會不會仍是鍾南山的遺憾？
在武漢醫院人滿為患的時候，多次發生過求醫者威脅醫生、摘下醫生防護口罩表示要“同歸於盡”的情況。一位21歲的實習醫生感染後，與他接觸過的人被隔離觀察，他因此遭遇了網絡暴力，受到最惡毒的詛咒，所幸他並未改變從醫志願。非常時期，人們情急之下會做出種種極端表現，有“非常”的感動，也有“非常”的威脅。包括醫患關係在內，大災大難面前的關係並非常態。
更重要的是，平常時候社會怎樣對待醫務工作者。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並不清楚，醫學有侷限，風險有概率，沒有人會是神醫華佗，疾病並非總能治癒。僅僅因為這基本認知的差異，就生出了無窮的誤解、衝突，讓不少從業者流了血寒了心。
中國人常說，“救命之恩，沒齒難忘”。在傳染病疫情處置中，這些突然成為“英雄”的人，無疑是拯救社會的恩人。2003年那次疫情，不少感染的醫務人員留下了後遺症，餘生都依靠輪椅生活。幾個月後，社會從災難中站起來了，而他們永遠都已站不起來。這些人，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1716人，應該永遠被記得、被感念。更重要的是，他們其實不需要永遠的感激，但他們需要永遠的尊重。
除了醫務人員，120擔架工、殯葬從業者、環衛工人、社區工作者……，不同的行業，都有人在工作中染病，有人累死在崗位上。響應號召待在家裡防止病毒擴散的公眾，與這些人是“患難之交”。國家已經推出了不少措施，關愛一線人員健康，加強各方面的保障，而來自公眾的尊重，應是一份基礎保障。
當緊急狀態結束，非常時期過去，但願全社會仍然記得今天的“感動”，並把這感激之情，變成真正的尊重。如果說給社會肌體造成巨大傷害的新型冠狀病毒能夠給我們留下一點什麼，希望醫患關係的改善會是其中一份遺產。讓感動抒發在緊急狀態，也讓尊重留在歲月靜好的日子。
1716這個數字，我們要一直記得，並祈禱它不再增加。
還有，等到那一天，請給這些人放個長長的假期，讓他們休息一下。
閱讀更多 三湘名醫在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