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每天早晨，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都将迎来一次更新。在这些最新数据中，人们密切关注着：有多少人确诊、有多少人疑似，有多少人治愈或死亡，又有多少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出现在哪里？
2月17日上午，一个好消息传来，成都新增病例数首次为“0”。据成都市卫健委官方微信通报：“2月16日，我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出院4人。”
在好消息的背后，是一群人并不容易的付出与努力。四川省成都市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岳勇介绍，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共同努力，也与一项纷繁复杂的工作密切相关——流行病学调查。调查人员需要对每一个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展开调查，以尽可能细致地摸清他们的来龙去脉，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
“要弄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在哪里停留，又曾去向哪里。”在岳勇看来，这些工作做得越深入，信息越细致，就越能快速有效地找出接触者，从而采取防控措施，减少增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流行病学调查与刑警办案一样，越快地排查锁定‘嫌疑人’就越有利于案件侦破或减少案件的再发。”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组组员出发采样。
凌晨出击：
深夜面对面调查个人信息、活动轨迹
1月25日，正月初一，时间将来到零点，成都市疾控中心办公大楼内，何勤英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她在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流调”指令。
“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学术上解释为，用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的调查研究。主要用于研究疾病、健康和卫生事件的分布及其决定因素。通过这些研究提出合理的预防保健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并评价这些对策和措施的效果。
47岁的何勤英有着20多年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曾参与过包括非典在内的多起疫情抗击工作。随着1月21日成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她成为此次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组的一员。
指令很快到来。某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掌握了一条来自当地人民医院的报告，一名女性患者出现发热干咳症状，疑似感染新冠病毒。
“成都的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从疑似病例开始，在患者出现症状，有疑似感染的时候，就需要对他过去14天的行程和接触人员情况进行摸排，以便了解感染来源，掌握活动轨迹和接触人员，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何勤英说。
携带防护装备，联系车辆，10多分钟后，他们出发了。为了节约时间，在车辆行进过程中，何勤英提早穿好了防护服。
根据该区疾控中心的信息反馈，该名女性患者于年前从湖北黄冈来蓉，后出现发热干咳症状入院就诊。“医院在经过一系列血液检查以及CT检查后，还是觉得不能排除可疑情况。”
何勤英全副武装进入病区，站在患者对面。她需要在短时间内弄清楚患者个人信息，有无聚会活动，是否曾前往过武汉，身边有无人员患病，最近行踪如何，又跟谁有过接触……
当日，走出病房，回到办公室已是凌晨2点。
何勤英的工作还没结束。她要在6个小时内形成调查报告。报告中，病人基本情况、个人信息、发病救治经过、流行病学接触史、实验室检测情况、密切接触者的情况都需被呈现。
报告还需根据患者从哪里来，可能的接触者是谁，又可能传到哪里去等情况作出判断，给出调查的初步结论、采取的措施和下一步计划。“给出这些信息后，下一环节的工作人员就会对这些人员根据情况采取针对性的集中隔离观察、居家医学观察等相应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疫情扩散。”
庆幸的是，经过检测，该名疑似患者最终被排除。
细节调查：
出现本地无接触史病例？
发现疑点步步追问，患者终于说出实情
一周后，2月3日中午，成都市疾控中心接到城区疾控中心报告，成都市某医院收到一例没有湖北接触史的可疑病例。这引起了大家的高度警觉。
“有湖北接触史和无接触史之间看起来仅一字之差，但这影响我们对于本地疫情形势的判断，影响防控措施的部署。”这次，有着丰富经验的何勤英再次承担调查任务，她快速到达了医院。
事实上，该患者在1月30日就已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当日，曾以感冒自行去到医院就诊，向医生报告没有外出接触史，在最初检查未发现明显异样后，医院向其开了感冒药。
回家几日，患者仍旧没有好转，于2月3日再次前往医院就诊。医院检查，患者体温38.7度，血液检测及肺部CT检查结果显示，其已出现相应的病毒肺炎症状。而患者在讲述自己行踪时则称一直在成都，并未去到外地。
这是否意味着，成都本地已出现无接触史病例呢？
“在他的讲述中，他一直在成都做生意，没去过外地。因为做批发，会与各种各样的其他人接触。”对于患者的讲述，何勤英非常慎重，“如果没有接触史，这就意味着本地可能已出现更为复杂的疫情状况。”
职业敏感让何勤英警觉，“你做批发，货从哪来？”“义乌过来的。”患者答。
“卖给谁呢？”
“有四川的，也有湖北的。”
“家里人员情况呢？”
“老婆跟我一起在成都，儿子22岁，在老家湖北过年。”
患者的回答两次提到湖北，让何勤英觉得，眼前这个男子充满疑点。“他从义乌进货到成都再卖给湖北买家？但湖北离义乌不是更近吗？”
接下来，何勤英继续向其发问。为了便于患者回忆，她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过年总要关店，你什么时候关的铺子？”然后追溯关店前后的活动。最后获得信息，患者于1月20日关店，关店当天曾将汽车开往4S店维修，21日早上将车取回。何勤英串联前后疑点和信息，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你其实是在关店后，维修好车辆直接自驾回湖北与儿子过年了？”
患者一愣，最终向何勤英坦白：“是。”实际上，他曾在1月21日开车回到湖北，于1月25日回到成都。因担心影响个人生活而否认了湖北之行。
2月4日，该患者确诊。随后，其爱人也被确诊。根据对两人的调查，与他们入院前密切接触人员也被一一筛查出来。再之前，两人去往过的地方，接触的人也被挖掘出来。
“侦破悬案”：
15万条记录中寻找线索
成都、重庆、眉山3地协作，找到病例“传染源”
2月15日，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办公室内，一块白板上记满了人名，名字间一条条错综复杂的线条穿越其中。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组组员正在分析研究。
这是一起疑点重重的“悬案”。10天前，四川眉山，徐某、沈某（夫妻）相继确诊。与此同时，重庆的谢某、程某（2人）3人也被确诊。在配合当地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时，5人均表示没有湖北旅行史，也未食用过野生动物，家庭成员也没有发病。
那么，他们是如何感染的呢？
眉山流调人员在当地公安部门协助下，排除了两名患者本地感染的可能，将传染源头最终指向了1月22日至30日期间，和他们一起在成都共同生活的侄子沈某。重庆流调人员的调查也显示，当地3名确诊病例的上游接触者同样为沈某。
成都市疾控中心接到了来自眉山、重庆两地的协查函，流调组成员杜训波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介入对沈某的调查。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沈某就是“传染源”时，他却并无症状，核酸检测结果也为阴性。
“难道方向不对？但两地都指向沈某，不可能是一个巧合。”杜训波认为，有必要继续将沈某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跟进。直到3天后，险些中断的线索有了消息。
2月11日，针对沈某的CT检查显示，其肺部出现了小面积感染，在随后的实验室检测中，沈某被确诊。“原来沈某就是典型的无症状感染者。”杜训波说。
那沈某的上游又在哪里呢？调查组在对沈某进行调查时，沈某回答称，其同样没有外出史，没有与武汉人员接触史，给出的多条线索也均被一一否定。溯源再次陷入困境。
传染源到底来自哪里？
成都市疾控中心请求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公安部门获取大数据信息。2月14日，大数据中心传来消息，经过认真排查、分析，终于在15万余条记录中寻找出蛛丝马迹，焦点锁定在沈某1月21日的一场聚会上，“因为在这场聚会上有人被确诊。”
这场聚会被确诊的人为袁某，其1月17日曾在汉口停留5小时，回到成都后随即出现呼吸道症状，1月26日被确诊，而沈某夫妻当初正是和袁某同在一个饭桌。
由此，重庆、眉山、成都3地合作，一起 “悬案”终于有了答案，从而找到一条传播链，所有接触者均被一一锁定。
直面风险：
面对面调查最有效
每天接触患者，在隔离区、观察点、病房……
实际上，这样的流调组在成都不止一支。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岳勇介绍，这样的队伍在市、区两级疾控中心都有。市级层面两人一组，有30组成员。每个区（市）县也有相应的调查队伍。调查员需要对每一例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展开调查，以尽可能细致地摸清他们的来龙去脉，找到其他密切接触者。
“他们每天与患者接触，在隔离区、在观察点、在病房，风险就在眼前。”岳勇直言，这项工作充满风险，但至关重要。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组组员去采样。
何勤英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了几个进出病区前后的细节。
“在开展这项调查时，电话沟通是最主要的方式，但有时不能获得我们满意的信息。询问对象的文化水平，表达能力，都会对电话沟通带来阻力。”何勤英介绍，“如果遇到有意无意的隐瞒，则很难问出真实准确的情况。这样一来，调查报告就不准确，就可能耽误疫情的防控。面对面是最有效的。”
面对面调查，风险也在面前。调查人员在每一次会面前，都需做好全面的防护。完成调查后也需要第一时间进行消杀工作。何勤英介绍，这甚至包括每次调查中使用过的纸、笔，“出来后会用手机将记录的信息拍下来，不将可能携带的病毒带回，造成新的污染。”
这种风险也会影响到家人。尽管干了20多年，已身为主任医师，拥有专业的防护处理技能，但何勤英心中仍存一些担心，因此在面对家人时，她尤为注意每一个细节，“防护的规范，说话的距离，衣物的处理，房间的通风都需要注意。”
“危险肯定是会有的，但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调查队员范双凤是调查组中的年轻面孔，在她看来，抗击病毒时的心态和心理承受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经过几次也就慢慢适应了，熬过心理关，做好专业防护就能把危险降到最低。”
【对话】
如何寻找“密切接触者”?
调查询问细到跟谁说话、说了几句、间隔多远……
红星新闻：流行病学调查主要做些什么？
岳勇（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如果把人的健康比作一条长河，临床医生奋力救治的就是落入水中的患者，而流行病学调查就是要通过对那些可能落水的人群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及早发现可能掉进或者即将掉进河中的人。在他们还未掉河时及时进行干预，疫情防控中就体现在病例轻症或者还未出现症状的时候及时发现这类人群，从而为后续临床治疗争取更多的时间，降低重症和死亡发生风险，而不是等到最后再花大力气去打捞他们。
红星新闻：在实际工作中，你们是如何去寻找这些接触者的？
岳勇：调查人员需要对每一个疑似或者确认病例进行详细调查，要弄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在哪里停留，又曾去向哪里，与刑警办案一样，越快地排查锁定“嫌疑人”就越有利于案件侦破或减少案件的再发。调查常常细致到患者出行使用何种交通工具，出行时间，座位在哪，与谁一起，有没有跟人说话，说了几句，说了几分钟，间隔多远，人员的站位等。
红星新闻：这项调查对于疫情防控有何意义？
岳勇：疫情中，病毒感染者会各自流动，与新的人接触，这些被接触的人又可能再与另外的人接触，如此“行走的传染源”会让病毒持续传播。因此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这类人群越早被找到，就越能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从而有效控制病例的增量，这样才能取得疫情防控最终的胜利。
红星新闻：成都有多少这样的调查队伍？
岳勇： 成都22个区（市）县以及市级层面共有将近150支调查队伍。所有调查队伍都需24小时待命，滚动出发，跟疫情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区这100多支调查队伍的工作直接影响着成都疫情防控的成效。
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章玲 摄影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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