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在任命官员时，朱高炽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八月，朱棣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的回师途中去世了，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朱高炽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但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有人对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朱棣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
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心腹顾问显贵的品级，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了；有的人在他与朱棣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还受到了惩处。因此，在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
朱高炽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明初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参加了决策。
对朱高炽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在全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余下几个月中，朱高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七十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朱高炽在十月十八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及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朱高炽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是，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朱高炽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他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
同样，朱高炽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刚被免去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朱高炽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朱高炽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朱高炽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朱高炽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朱高炽试图纠正朱棣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
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被处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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