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缸烤汉王：“仁宣之治”是这样炼成的
登基之后，摆在明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
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而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八月，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并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宣宗决定亲征。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
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
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城四面包围，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北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
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 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平叛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逃过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是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
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三百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烧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荡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 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明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
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义；事涉军旅，则多从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宣宗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 。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明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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