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作者
契訶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十九世紀末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短篇小說藝術大師。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1879年進入莫斯科醫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契訶夫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銘。契柯夫對中國人民懷有美好的感情，曾約高爾基一同訪問中國，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願。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惡化而辭世。
二、《契訶夫短篇小說選》簡介
本書所選的作品來自契訶夫創作的前後兩個時期。在早期作品中，除了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具有一定現實批判色彩的《變色龍》之外，還有一些輕鬆詼諧的純幽默小說。《契訶夫短篇小說選》所選的契訶夫後期小主，以《套中人》最為著名。這篇小說表現了沉悶壓抑的時代氛圍，諷刺了俄國社會普遍的僵化、禁錮的精神狀態。
三、精彩書摘
在米羅諾辛茨基村的盡頭，在村長普羅柯菲耶家的板棚裡，誤了點的獵人準備留宿過夜。他們只有兩個人：獸醫伊凡·伊凡內奇和中學教師布爾金。伊凡·伊凡內奇有個很古怪的複姓——奇姆沙一吉馬拉耶斯基，這和他顯然不匹配，所以省裡的人乾脆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他住在城郊的養馬場，這次出來打獵，是為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中學教師布爾金則每年夏天都要到伯爵家做客，他早就是這個地區的熟人。
他們沒有睡覺。伊凡·伊凡內奇是個瘦瘦的高個子老頭，留著長鬚，坐在門口抽菸，明月照亮了他。布爾金躺在屋裡的乾草堆上，人影消失在黑暗中。
他們說了很多故事，順便也說起村長的老婆瑪芙拉，一個很健康也不笨的女人，這一輩子她竟然沒有出過這個村子，她既沒見過城市，也沒有見過鐵路，而最近十年她整天守著灶臺，只有到了夜間才上街去走一走。
“這有什麼可驚奇的！”布爾金說，“那種生性孤獨，像寄生蟹或蝸牛那樣拼命躲進自己的外殼裡的人，在這個世上並不少。也許，這是隔世遺傳，又回到了我們老祖宗的時代，那時的人還不是群居動物，而是單個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或許，這不過是人的性格的一種變異，——有誰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學家，我不研究這些問題，我只是想說，像瑪芙拉這樣的人，決不是少有的現象。
顯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為不幸的人們在默默地揹負著自己的重擔，一旦沒有了這種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真應當在每一個心滿意足的幸福的人的門背後，站上一個人，拿著小錘子，經常敲門提醒他：世上還有不幸的人；不管他現在多麼幸福，生活遲早會對他伸出利爪，災難會降臨－－疾病，貧窮，種種損失。到那時誰也看不見他，聽不見他，正如現在他看不見別人，聽不見別人一樣。可是，拿錘子的人是沒有的，幸福的人照樣過他的幸福生活，只有日常生活的小小煩惱才使他感到有點激動，就像微風吹拂楊樹一樣。一切都幸福圓滿。
《變色龍》
《變色龍》是俄國作家契訶夫早期創作的一篇膾炙人口的諷刺小說。小說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變色龍能夠根據四周物體的顏色改變自己的膚色，以防其它動物的侵害。作者只取其“變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會上的一種人。
它沒有風花雪月的景物描寫，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個警官偶然審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幾筆，就極其簡練、鋒利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個靈魂醜惡，面目可憎、專橫跋扈、見風使舵的沙皇走狗——警官奧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著一個發人深思的主題。契訶夫對這種現象不是直接採取忿怒的揭發和深刻的批判，而是運用幽默和諷刺的卓越藝術技巧，揭露了這個封建專制國家在華麗莊嚴掩蓋下的醜惡與卑劣。
《套中人》
《套中人》是契訶夫最傑出的短篇小說之一，在小說中，契訶夫塑造了一個性格孤僻，膽小怕事，恐懼變革，想做一個純粹的現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別里科夫。別里科夫的世界觀就是害怕出亂子，害怕改變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為，在客觀上卻起著為沙皇專制助紂為虐的作用。他轄制著大家，並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給眾人精神上的壓抑，讓大家“透不出氣”。
可以說是專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靈，使他懼怕一切變革，頑固僵化，他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但更是受害者。因而可以說別里科夫成為了害怕新事物，維護舊事物，反對變革，阻礙社會發展的人的代名詞。
別里科夫的可悲之處在於，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隱藏自己，用一層一層的套子，而卻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隱藏，反而將他醒目地暴露在了眾人的面前，當他已經被異化成套子的時候，這件套子卻又彷彿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別人眼中成了一個異類，被身邊的人所擠壓所排斥，直到最終走向墳墓——一個永遠的套子。
《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這部嚴峻深沉、震撼人心的小說，無疑是作家契訶夫一生所寫的最富反抗精神的作品之一，它揭露了沙皇俄國像監獄一般陰森可怕，批判了勿以暴力抗惡的主張。和契訶夫的許多作品一樣，這部小說沒有眾多的人物，沒有複雜緊張的情節，以一間病室為主要場景，以一對知識分子為主人公，以他們的爭論作為主要情節，卻揭示了極其深刻的主題思想。
瀰漫著汙濁空氣的第六病室，與其說是病房，還不如說是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這就是病人的“待遇”。這些不幸的“瘋子”，其實就是囚徒，他們都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受壓迫受侮辱受欺凌的人們。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個姓格羅莫夫的病人，似乎頭腦很清醒，而且很有見地，他是病人？還是受迫害的囚犯？讀者不禁產生這種疑惑。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主持這家醫院的善良正直的拉京醫生也被當作瘋子抓了起來，關在這裡。這真是驚心動魄的悲劇。契訶夫正是以這樣犀利的筆觸，通過兩個知識分子的悲劇，以極大的憤慨，高度概括地描繪了沙皇俄國的黑暗現實，深刻地揭露了專制統治的罪惡。
《小公務員之死》
《小公務員之死》是俄國作家契訶夫的代表作品之一。講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一名小公務員竟在一名大官的呵斥聲中被“嚇死”。這個故事既反映了由於當時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心理變態與行為荒誕，也表現了一個下等官員可悲的屈從、可鄙的奴性與可憐的結局。而作家埋藏在內心的，對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深惡痛絕之情，可見一斑，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從小說情節發展看，小公務員有著很強的“自卑情結”，這也是他的性格特徵之一。從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講，這篇短篇小說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運用了重複和漸進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說的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向長官前後進行過多達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卑怯與悲慼。這種重複、深入的筆法，對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與對其內心世界的深刻挖掘，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櫻桃園》
《櫻桃園》是契訶夫晚年的一部力作，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範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他憎惡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隨處可見的、只知道用一些不連貫的空談，對“未來”的空想，以充實當下空虛沒落偷懶的生活的灰色的人群，他同情勤苦勞動，卻被毀滅了幸福和希望的另一群人，他用抒情詩一般的結構和臺詞、背景描述，創造了現代戲劇的開端。
《胖子和瘦子》
《胖子和瘦子》是19世紀俄國著名小說家安東尼·巴甫洛維奇·契訶夫的一篇短篇小說代表作。作者通過胖子和瘦子見面時，兩副氣氛不同，基調不同，色彩不同的畫面，給人們勾勒出一副惟妙惟肖的十九世紀末期俄國社會的世俗圖，酣暢淋漓，入木三分地寫出了特定環境下特定人物的醜惡靈魂和卑穢心理。
瘦子是作品著意要批判、鞭撻的人物。作者為了達到批判和鞭撻的目的，在作品中沒有直接地告訴讀者自己持什麼態度，而是把這麼個人物放到整個畫面的突出位置，藉助前後對比的手法，漫畫誇張的手法和互襯的手法去描寫，去刻畫，從而起到作者不言本意而讀者自明的客觀效果。
《苦惱》
《苦惱》是契訶夫所著小說，它的副標題是“我拿我的苦惱向誰去訴說？”小說描寫一個老馬伕姚納兒子剛剛死去，他想向人們傾訴自己心中的痛苦，無奈偌大的一個彼得堡竟找不到一個能夠聽他說話的人，最後他只能對著他的小母馬訴說。作品通過無處訴說苦惱的姚納的悲劇，揭示了19世紀俄國社會的黑暗和人間的自私、冷酷無情，這正是當時俄國社會生活的剪影。
《苦惱》寫於1886年，這個時候正是沙皇俄國黑暗時期，沙俄的殘酷統治使許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願意正視社會現實。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作者以冷峻的筆，客觀的描繪了這種社會現狀，為不幸的人們抗爭。
《醋栗》
《醋栗》是契訶夫著的短篇小說，是一篇啟蒙性質的作品。《醋栗》要把無意義的生活展示給人看，把有意義的道路指示給人走。但同時，《醋栗》也是一篇關於“啟蒙”主題的小說，它以強烈的對照，顯示了啟蒙的艱難和沉重：啟蒙者慷慨激昂，滔滔不絕，接受者無動於衷，昏昏欲睡，正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因此，說“啟蒙精神很難滲透到強大的人性的惰性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啟蒙是文學無法逃避的責任，無論多麼艱難，作家都必須承擔這一責任，尤其是在社會轉型的艱難時期，文學更是應該為人們提供偉大的價值觀，應該幫助人們矯正自己時代的偏斜的生活方向和傾斜的生活原則。
契訶夫是一位嚴肅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整個寫作的技巧不僅在於準確地把生活的本來面目藝術地反映出來，而且在於通過犀利的筆把社會的種種庸俗、腐敗和罪惡挑出來並且戳破了給人看。《醋栗》就是契訶夫善於從“好像很好”的生活表象中，挑出庸俗的黴臭，並將它戳破了給人看的傑出的例子。
《草原》
《草原》本身並無複雜的結構，全文自始至終由“旅行”牢牢佔據著，由一個九歲孩子的視覺和心理記錄牢牢控制著……它不是用矛盾，不是借外部人物事件的衝突來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景色美和人的生存企求之間的對比、落差以呈現小說主題：作為生命容器的大自然是如此令人迷戀、陶醉，而這美麗器皿中盛放的竟是無數艱辛、酸楚、命運的粗暴與乖張。
在《草原》中，你幾乎找不到任何人物間的對立，沒有，表面上被打掃得乾乾淨淨。但命運的掙扎感、無力感、被掠奪感、控訴感、悲愴感——卻像無處不在的陰雨和空氣一樣低低地籠罩著草原和草原上的流浪漢們，讓人疼痛，讓人悽然和震顫。
《農民》
《農民》創作於1897年，屬於契訶夫的晚期作品，極其真實地描述了農民在上上個世紀80、90年代極度貧困的生活現狀，表現了他對農民悲慘命運的關心同情。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寓意深刻，富於音樂節奏感。他善於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
嚴格來說，契訶夫不是在"寫"小說，或者像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作家在編小說，他是在"吐"小說，"流"小說。他無需編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構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處盪漾。他能從任何角度開篇，又能從任何章節斷流，但都是天衣無縫，都是自然膠合。他的人物不請自來，他的情節隨手拈來。他彷彿只要拿起筆，就像擰開了自來水龍頭，小說便如水源源流出……
契訶夫之所以能隨意地"流"小說，在於它獨特的敘述方法。這種敘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處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尋，文字像音符那樣流動。快節奏，簡潔，自然，質樸，構成了清純的文風，單刀直入，不拖泥帶水；高度濃縮與深入淺出的表現，更增加了作品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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