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後還有哪一位能與他相提並論?為什麼?

朱八戒CC


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是孔子之後的又一儒家傑出代表人物,孟子不僅將孔子的“孝悌”觀念、而且將孔子的“仁愛”觀念推擴到極致,還富於原創性地充分展示了傳統儒家的兩大核心價值及其深度悖論。是唯一有資格與孔子相提並論的儒家“亞聖”的思想家。今天人們已經習慣了用“孔孟之道”作為“儒家”的代名詞。

孟子把“愛親敬兄”說成是人們生下來便擁有的“良知良能”(《孟子·盡心上》),從而無需訴諸“子生三年”的血親事實,就充分彰顯了孝悌規範的天經地義。其次,他不僅把仁義道德的實質內容統統歸結為孝悌,主張“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離婁上》),而且還百尺竿頭更上一層,在駁斥墨家夷子“二本”說的時候特別強調“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明白將父母視為人生在世的唯一本根,並且從中得出了“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孟子·離婁上》)、“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結論,十分清晰地把“孝”說成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以致主張任何人一旦缺失了它,便不再具有作為“人”的道德資格了。也正是由於孟子的這種原創性首倡,在後來的主流儒家思潮中,“孝弟”作為“元善”才不僅構成了“仁之本”,而且構成了“人之本”。所以,在涉及血親情理精神的這些重大問題上,孟子可以說都的確是“發孔子所未發”,為儒家思潮做出了獨一無二的理論貢獻。

孟子還特別強調了“仁者無不愛”(《孟子·盡心上》),從而無所不包地展示了仁愛針對每個人的群體性內涵。其次,他還明白主張“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從而通過“仁義一體”的途徑,有效地彌補了孔子沒能自覺指出“仁愛”以“不害人”為前提的理論缺失。尤其是他在獨樹一幟的“心性”理論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等見解,更是將普遍性的仁愛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傷害便會生髮出來的惻隱同情的基礎之上。

繼孟子之後,能在思想理論上與他相提並論的人是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在人性問題上,提倡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其學說常被後人拿來跟孟子的“性善論”做比較。

荀子對各家都有所批評,唯獨推崇孔子的儒學思想,認為是最好的治國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特別著重的繼承了孔子的“外王學”。他又從知識論的立場上批判的總結和吸收了諸子百家的理論主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於天人之分”的自然觀、“化性起偽”的道德觀、“禮儀之治”的社會歷史觀,並在此基礎上,對先秦哲學進行了總結。

荀子在儒學體系中的地位,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學具有學術批判精神,具備兼容幷包的意識,體現了戰國百家爭鳴走向學術交融的歷史趨勢。

2、荀子對儒學經典的傳授居功甚偉。漢代儒學,不僅“禮學”出自荀學,“詩經學”乃至於“春秋學”都與荀學有關。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論》認為“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並對荀子的“傳經”作了詳細考證,為經學史研究的學者所基本同意。當代大儒徐復觀也曾高度評價荀子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關注現實世界的變化,充滿事功精神。荀子講學於齊、仕宦於楚、議兵於趙、議政於燕、論風俗於秦,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卻對秦政、秦俗多予褒獎,而同時批評其“無儒”。這說明他在堅持儒學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還在努力爭取擴大儒家的政治空間。俯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荀子所體現的務實精神,應該是漢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對象。他們都為儒學適應時代環境、進而尋求新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鵬學天下


很高興有機會來回答您的問題。大家知道,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由孔子所創立,被稱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的有六位。即孔子、孟子、荀子、曾子、顏子和董仲舒。荀子是戰國末期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而董仲舒是在西漢。

要回答您所問的在孟子之後,還有哪些人能和他相提並論,就不得不對孟子作簡單的介紹。

在孟子之後是荀子,他和孔子、孟子、曾子、顏子一起,被稱為“儒家五位代表人物”。

當然,還有繼承儒家思想和學說的程頤(公元1033年生)、朱熹(1130年生)、陸九淵(1139年生)、王守仁(1472年生)等,但他們雖然屬於儒家思想的72位代表人物,卻無法和孟子相提並論。

鄙人拙見,如有不同意見,敬請指教!


中華文化傳播人


我想說一個人:王陽明

相信大家對“格物致知”這個詞既熟悉,又陌生。說熟悉是因為經常會看到,說陌生是因為從字面上基本上很難理解到底什麼意思。

這還真不能怪我們學識淺薄,因為這本來就是儒學的千古謎團。

南宋朱熹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發現《大學》裡並沒有對這四個字有解讀。所以怎麼辦呢?只見朱熹大筆一揮,寫了篇《格致補傳》,其中有一句話說到:“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很顯然,朱熹認為“天理”在“外物”之中,需要在外物中求理。只需要努力專研,時間一久自然就融會貫通了。

這把小王陽明給坑慘了。

在《傳習錄》裡,王陽明曾經跟弟子黃直說過這件事。小時候,他跟朋友兩人學習“格物”,於是遵從朱熹的教誨,兩人坐在涼亭上格竹子的“理”,結果朋友堅持了三天就放棄了,王陽明堅持了七天終於病倒了,最終一無所獲。

這時候小王陽明在思考一件事:我花了七天的功夫,居然連竹子的“理”都格不出來,世間萬物如此龐雜,我這一輩子恐怕是沒戲了。所以,到底是我錯了,還是朱熹錯了呢?

古今人士都有個怪癖,只要是聖賢說的話就一定是正確的,一般人是萬不敢質疑的,但是王陽明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大膽的假設——可能是朱熹是錯的。

實際上,很多大師認為王陽明是在故意“找茬”,甚至認為王陽明思想本質就是朱熹思想,代表人物有錢穆。不過,有一人是真看懂了王陽明的困惑,此人叫梁啟超。

梁啟超提出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兩大病痛,其一是“氾濫無歸宿”,天下事物之多,若是想用科學方法“格物窮理”,恐怕某一件事物就足夠消磨一生了。若是想格完天下萬事萬物,恐怕是要等到輪迴轉世了。今格一物,明格一物,且不說到底能不能格透,在事事物物中求理,而這種理不是客觀的真理,而是玄之又玄的天理,所以不僅是氾濫,而且沒有歸宿。

其二是“空偽無實著”,王陽明之所以能用兵,是因為他能夠格“兵法”之理,換言之是專業修行過兵法。而其他儒生未等格完兵法之理,便急急忙忙跑去格書法之理,繪畫之理,養生之理……,如此一來想窮盡萬事萬物之理,豈不是自己騙自己,豈不是在開玩笑嗎?再者說,即便一個人悟性夠高,活的夠長,真的格盡了萬物之理,學問便已經做到頭了,然後呢?他有空去踐行,去論證嗎?忙乎了一輩子,到頭來一場空。

在阿信看來,這是在批評世上的兩種人,第一種是雜家,自以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結果只是略知略懂。便淪為了什麼都知道一點,卻又都不精通。第二便是書呆子,如孔乙己雖然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卻迂腐之極,讀書把人讀傻了,整天之乎者也,照本宣科,著實討厭。

你見過這兩類人嗎?見過也不奇怪,他們已經存在千年了。

朱熹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是:窮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達至極。格,至也。物,猶事也。窮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所以致知在格物。注意,這個知是對理的認識。簡而言之就是“即物窮理”,在外物上求理,知是對理的認識。

王陽明覺得不對,可是卻始終未能有所大成,一直到被大宦官劉瑾貶謫到了貴州龍場。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中,王陽明一直在苦苦悟道。

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天夜裡,王陽明頓悟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我心中本就具備做聖人的條件,不應該單純向外求天理,天理本就在我心中。這一次頓悟,又被稱為“龍場悟道”。自此王陽明頓悟出了自己的道:心即理也,知行合一,致良知。

所以王陽明是如何看待“格物致知”的呢?

我們講個小故事。

據說,有一天王陽明的家裡捉到一個小偷。王陽明對小偷的懲罰是讓小偷自己把衣服脫光。結果在一眾家丁的眾目睽睽之下,小偷脫的只剩下一條內褲,就不願意再脫了。很顯然,即便是小偷也是有羞恥心的。

王陽明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好人的內心有良知,惡人的內心也有良知。二者的區別是一個心體純淨,一個心體汙穢。

所以什麼是致知?就是致吾心內在的良知。這裡所說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識,也指最高本體。他認為,良知人人具有,個個自足,是一種不假外力的內在智慧。

前面我們說過,朱熹提倡向外求理,對此王陽明提倡“心即理也,不假外求”。一個是向外求理,一個是向內求理。

這也是心學和理學的最大區別之一。關於格物,王陽明說道:為善去惡是格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相比於其他人的拐彎抹角,牽強附會,王陽明倒是很簡潔明瞭,言簡意賅。

簡單的說就是,對得起良心,堅持做正確的事情。

心學裡還有個事件,被後世稱為天泉論道,是徒弟王龍溪和錢緒山在王陽明面前的爭論。

王龍溪認為王陽明說的不對,既然我心是無善無惡的,自然意也是無善無惡的,怎麼可能有善有惡呢?

錢緒山認為王陽明說的正確,我心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是世人的心體容易受物慾矇蔽,便產生了善惡之別。所以才要為善去惡的格物,方能恢復心的本體。

王陽明並沒有直講誰對誰錯,卻點評王龍溪的觀點是“利根人”說的,錢緒山的觀點是“鈍根人”說的。

多年前沒想明白,以為王陽明是在耍滑頭,其實不然。一個有良知的人,自然知善知惡,正心誠意,心體自然光明。反之,則需要為善去惡的格物,盡心體之良知。

自此,心學的內在邏輯完全一體自洽了。

王陽明在四句教裡說:為善去惡是格物,知善知惡是良知。不僅解釋了《大學》裡的“致知在格物”,對我們現實生活也有極大的啟迪和幫助作用,注意,良知有一個功能,用王陽明的話說,就像一面鏡子,可以“知善知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明辨是非,如王陽明說的: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什麼意思呢?良知只是個辨別是非的心,是非只是個喜好和厭惡。只要明白了喜好和厭惡也就明白了是非,只要明白了是非也就能把握萬事萬物的變化。

講了半天的格物致知,對於我們普通人而言到底有什麼用呢?阿信覺得主要有兩個幫助,

第一,做正確事,如有人以高額回報誘你上當,因你的良知未被私慾隔斷,所以不會被貪婪衝昏頭腦,因此對方的算盤自然落空了,上當多因貪心。良知更可直接洞察對方的惡意,因此可以少吃虧。

第二,當明白人,如你偶然撿到不義之財,要麼是據為己有,要麼是歸還失主,前者是惡,後者是善。只有明辨是非善惡,才能把握好自己生活的方向,才能在生活中自覺用良知約束自己的言行,如此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因此,王陽明告訴我們,做人有良知,就可以當明白人,做正確事。最後,讓我們一起溫習一下王陽明的四句教: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為善去惡是格物,知善知惡是良知。


長春制香夥計


您好,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一人能與之相提並論,他就是先秦時期被尊稱為“後聖”,先秦最後一個儒家大師--荀子。

他在儒家學派中的地位和貢獻同樣不可小覷,對儒家思想發展的推動上成就更大,或者說是他對“中國王道”的貢獻不可或缺,眾所周知,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過教育”來解決君王“萬年帝祚”的問題。然而,這些君王們更希望用武力,這時荀子出現了,他提出的觀點,在於給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王道“實用手冊”,他在著書立說時尚無“法家”,可是,他發現儒家與律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於是乎,荀子給出了中國式王道的標準答案——禮法兼施、王霸統一,毫不誇張的說,荀子對中國王道的貢獻,就像漢武帝劉徹對秦始皇的“修正”一樣。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荀子版的儒教不但“青出於藍勝於藍”,更是一門名副其實的“經世致用”的學問,想必正是因為如此,才會有人稱他是先秦最後一個儒家大師,尊他為“後聖”。

這是我的回答,希望對您有幫助。




經轉流年正業


孟子和荀子都是繼孔子之後最主要的儒家學說繼承者和發揚者。然而他們卻在相同的學說基礎上發展出了截然不同的人性說。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因此《孟子·告子上》一文中寫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而荀子則恰恰相反,他在《荀子·性惡》中說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乎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不過雖然荀子主性惡,孟子主性善,但是這兩種理論中,除了對人性的側重點不同之外,更多的是根本上的一致性。

首先,性善論與性惡論的根本都是儒家“仁”的思想。

荀、孟二人在儒學的理想與實踐上有著不同的側重。孟子在修身與治國方面提出的實踐規範和原則,雖然都很具體,但同時又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成分。這是因為孟子處於戰國早期,諸侯攻伐雖然已經不再是出於道義,但是仍然有濃重的貴族作風,道德並沒有完全敗壞。因此孟子推行性善論,希望諸侯發揚本性善良的一面,推行仁政,發揚儒家仁的思想。

而荀子生於戰國末期,諸侯為了貪慾肆意發動戰爭,攻伐完全出於佔有人口土地。因此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希望改變人類“惡”的本性,從而推行仁政。表面上看性善、性惡正相反對,實際上卻是荀孟二人在不同社會環境下實現儒家“仁”的思想的手段。

其次,孟子和荀子都認為人的本性沒有區別。

孟子雖然主張性善,但是他也不否定性惡。人性的善惡就像魚和熊掌,皆我所欲也。如果說道義是善,那麼為了求生而出賣道義就是惡,這兩點是共存的只不過存在取捨的問題。而荀子也認為不論善良如堯舜,還是殘暴如桀紂,他們的本性是相同的,都有善惡兩面。孟子和荀子雖然各自提出性善論與性惡論,但是人的本性相同也就沒有所謂的善惡之分,只不過是作為後天影響後的人性的參照原點而已。

而且,孟子和荀子都認為人性可以在後天改變。

孟子認為人性善的一方面就是“義”,但是他又說“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因此,孟子強調對人性善良的一面進行後天的培養,所以才會有“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說法。而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本惡,仁義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偽”,“強學而求有之”。先天沒有的,可以通過後天學習具備。所以先天有沒有並沒有關係,關鍵是要看後天能不能擁有。

荀、孟二人的出發點雖然是人性相反的兩個方向,但是通過揚長避短,“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則改之”的後天努力,最終都能達到“仁義”的高尚修養。




LHC否極泰來


國人思想應該走向世界走出太陽系銀河系與世界接軌。落後實在實在實實在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用戶53947707085


有人說中華上下五千年,有兩個半聖人。

何謂聖人,儒家的標準是立功立德立言。

除了孔子,明朝的王陽明不遑多讓。他在前人基礎上,獨闢蹊徑創立心學,對後世影響巨大,日本、韓國近現代許多思想家都受到王陽明的影響,在學術界流傳一句話——“一生伏首拜陽明”。武功方面,他以一介文官身份,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堪稱出將入相國士無雙。


五月早晨


儒家有兩個聖人:孔子,王陽明

王陽明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創立的心學強大到無敵,平江西匪患、平寧王之亂戰功赫赫,王陽明是無敵的存在。

心學本質上是追求人性的解放,是非常開明的學說。

“知行合一;致良知”,鼓勵人們遵從內心的善良的想法,並用實際行動改變現狀。

心學傳到日本,作為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由此日本在短短時間內改革成功,成為世界強國。


語文界的小黃老師


王守仁,世稱王陽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寧波餘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兼軍事家、教育家,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等軍功而封爵新建伯,隆慶時追贈侯爵。王守仁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不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統軍征戰。其學說世稱“陽明學”,作為儒家學派的一個分支,“陽明學”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王守仁繼承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陽明學是日本現代化的主流思想之一,特別影響了倒幕運動、明治維新等重大事件。蔣介石也是陽明學信徒,遷臺後將其居住地改名為陽明山。


嘚瑟的李小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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