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6 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1月27日晚11点33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院长程范军在机场迎接来自北京的援军,感慨“心里有了定海神针”。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支由12家三级医院、136名成员组成的医疗队,24小时内刚刚组建完成。

彼时,我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4515人,是5天前的9倍。

这是特殊时期的“急行军”。一天内,首批患者入院,一周内,三大病区改造完成、满负荷运行。2月25日,援助武汉的第30天,“北京打法”迎来了满月答卷——救治257名患者,43人治愈出院,转往其他医院轻症患者19人;病区改造的方案成为受援医院的院感样本,推广到整个院区。

持久战还在继续。


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1月27日,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医疗队队员登机前合影。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1月30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护理人员布置新设置的疑似患者病房。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一周改造开放三大病区

1月27日下午3点,首都机场T2航站楼的一片空地上,不断有大巴、救护车出入。物资交接、亲友告别、人潮涌动。几个小时后,车流散去,剩下的136人排成一个方阵,在冬夜里安静等待。

这是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天集结。两个半小时后,这支队伍抵达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心——武汉。从武汉天河机场驱车到达驻地宾馆,车程1小时,凌晨3点,物资到达,距离早上9点第一次领队会议,还有6个小时。

比行军更匆忙的是组队,1月26日以前,没人知道北京将诞生这样一支队伍。北京天坛医院护士王皓26日报名,上完夜班刚眯了一会儿,就收到40分钟后出发的通知;北京安贞医院ICU大夫贾明匆匆整理了行李,上车前发现没有带够生活用品,被同事临时“救济”;准备登机时,领队刘立飞接到一个来自湖北武汉的电话,才得知此行援助的具体医院——12小时前,他刚刚收齐队员名单,忙于准备物资、通知医院、联系飞机。

匆忙的进度,折射出疫情的紧急。1月27日,我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4515人,是5天前的9倍,当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291人,医疗资源早已不堪重负。当天深夜,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院长程范军在机场迎来北京医疗队时,将这支援军形容为“定海神针”。

第一个“战地”设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住院楼12层。1月28日,结束领队会议与首场全员培训后,北京医疗队几十位专家前往医院查看病区,与当地负责人沟通调整意见:大改。

传染病医院有别于普通医院,院感是避免院内感染的首道防线。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不是专科医院,为接诊新冠患者腾空的住院楼,还未按照传染病病房进行设计改造。此前一天,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医患通道的区分与三区布局,但缺乏隔离与细致的进出流程。北京专家建议打墙,在隔离病区与医生工作区之间竖起一道硬隔断,同时开辟单独的半污染区,用于脱卸防护装备、手消毒。

由于特殊时期的人力物力压力,这个建议让当地有些为难,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经过一晚的作业,病区次日改造完成,收入首批患者。

一周内,北京医疗队以此为样板,改造并开放了三大病区,开始以满负荷状态运转。


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由于穿上隔离衣后不易分辨身份,医护人员相互帮助将姓名写在隔离衣上。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各种意外事件穿插

1月29日下午,首批4位大夫进入隔离病区,在等待患者的间隙检查病房、与当地医护沟通,刚提及要为收治病人做好准备,一位护士突然看向患者通道——患者已到门外。

首例患者,给了医疗队一个“下马威”。

12层病区主任、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丁新民回忆,新病区刚刚启用,医疗队原本考虑先收治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能否顺畅运行。首名患者却是实打实的重症患者,来时呼吸微弱、缺氧严重,对于外界呼唤没有反应,大夫拍一拍她,她才抬起头看一眼,很快因乏力而扭过头,无法张口对答。赶紧面罩给氧、补液、给药,插上胃管、尿管,半个小时抢救后,病人病情才平稳下来。之后的3个半小时,病区一下涌入13位病人,最后一位患者的危重程度,与第一位入住的患者不相上下。为了迅速安置,丁新民用上了部队里的处理方式。

30天的救援任务中,穿插着各种意外事件。2月16日晚,8层病区主任、北京安贞医院ICU主任医师贾明刚处理完医嘱进入隔离区,便被值班大夫叫去51床:一位78岁的男性患者尿管脱落、尿道出血,可能由于前列腺增生,无法正常排尿、也无法再置入尿管。患者的下腹已肿起包块,怀疑尿潴留,由于憋尿,血压升至180mmHg,随时可能膀胱破裂。常规处理是进行膀胱造瘘,但病房不具备条件,情急之下,贾明当场进行膀胱穿刺,稳住了患者的病情。

“有创操作前必须跟家属沟通,但隔离病区里很难联系上;这种新发疾病,会不会通过血液传播,现在也不清楚。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也不能让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年轻大夫承担这个责任与风险。”贾明称,事后回想有些后怕,但意外一来,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们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与新发传染病异地角力,是一场遭遇战。”刘立飞介绍。遭遇战,是与时间赛跑,攻坚战,发生在患者结构变化后。

2月3日开始,武汉三镇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工业厂房等陆续被征用改造成方舱医院,集中收治已确诊的轻症病人。2月4日下午,刘立飞向北京医疗队传达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会议精神:收治更多重症患者,降低病死率。2月12日,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6台有创呼吸机进入隔离区,两位严重缺氧患者接受气管插管。

当日,10层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60多岁男性患者接受插管,他住院一周以上,来时病情已经很重,经鼻高流量高浓度吸氧,仍然有严重的呼吸困难。“如果有条件,应该尽早进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的到位,及时救治了重症患者。”10层病区主任、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黎明介绍。

经鼻高流量吸氧及无创呼吸机治疗,能够改善部分患者给氧条件,但对于重症呼吸衰竭患者,通过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才能够改善呼吸衰竭症状。不过,在普通病房进行这样的重症治疗,伴随巨大的护理压力。

“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10个病人需要4个护士;ICU床护比是1:3,10个病人需要30个护士,这就是两者的差距。”张黎明说,在隔离区内穿着防护服工作,护士不能吃喝、不能上厕所,无法正常8小时工作,最多撑4-6小时,床护比至少要在普通ICU的基础上翻一番。

“普通患者自己能料理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插管之后,吃喝拉撒都要护士帮忙,需要翻身时,两个护士可能都翻不动,此外,还要帮患者吸痰、打针、输液。”丁新民坦言,不同的班次,北京医疗队的护士人数在2-5人不等,由于当地护士并非呼吸、重症专业,插管患者的护理均由北京的护士们承担,工作强度极大。

到2月25日,北京病区累计使用有创呼吸机8例,大无创呼吸机14例,经鼻高流量吸氧39例。


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2月13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4名确诊患者出院,其中一名患者跳起舞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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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一名患者进入病区。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非常时期的“北京打法”

从组队到“打仗”,都在急促与高压下进行。前一个星期,张黎明睡不好觉,一躺下,脑子里交织着无数事。他1995年开始担任科主任,但一个科集中5个医院、多个不同科室大夫,还是头一次。成员和工作方式需要磨合,医疗环境更需要磨合,大量的重症、危重症患者,让他焦虑到失眠,只能靠吃安眠药入睡。

北京友谊医院ICU副主任医师刘壮在新环境中深感“杂乱”。因有行政工作经验,他成为北京医疗队医疗组组长,承担起医务处的职责。病区新开频率快,人员分配处于频繁调整之中:从一开始整个医疗队负责一个病区,到陆续开放第二、第三病区,光是医生的排班表,就更新了5个版本。

一系列工作制度亟待统一。从一班大夫流转到另一班大夫,交接的患者信息是否详实有效,至关重要。北京医疗队融合了12家市属医院的医护人员,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医护“征用”自口腔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等各个科室,不同的医院和专业,有着不同的交接习惯,亟待形成统一标准。为了协调诸如此类的各项事宜,他经历了“12小时工作制”,早上8点去医院,晚上8点回驻地,期间不吃不喝,一天下来晕头转向。

一周后,从适应到有序的拐点出现了。2月5日,刘立飞在工作群中发布《关于印发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的通知》(京援鄂医疗[2020]4号)文件,涵盖7个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文件与市属医院日常管理经验,刘壮捋出了一系列医疗核心制度,包括交接班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及转诊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等,为一线救治工作建立标准与框架。到第二周,情况稳定有序,医疗质量逐渐提高。

非常时期,大夫们也不断祭出“北京打法”。

丁新民是军人出身,上阵前习惯做足预案。考虑到当地患者数量较多,且当地医护专业迥异,他结合国家卫健委的指南标准,制定了一套新冠肺炎的病历模板。“病人特别多的时候,像常规那样采集病历,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遗漏信息。照着这个模板填下来,医生不会乱,也不会缺项目,很快能评估出病情的危重程度,给予相应处置。”

这份病历模板涵盖临床表现、生命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等8大项,每个大项下,均列出了相应的分支选项,大多只需要医生划勾即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张小萌在12层病区收治病人,对此印象深刻,“我们是综合医院,日常填写普通的大病历,内容繁琐,一个病人要半个小时。有了模板重点突出,书写又很简单,不到十分钟就能完成。”

在10层病区,医护人员利用网络开展“同步查房”。由于病房与医生办公室分隔在隔离区里外,文件不能随意带入带出,医生查房时看不到病历、医嘱、检查结果。通过手机视频连线,里外得以配合,查房大夫负责在隔离病区查体、询问病史,清洁区内的大夫负责查阅病历、化验结果等,很快能定下治疗意见,病人询问结果时,医生也能实时反馈。

“和北京专家搭班,很有安全感。他们能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帮助医患间的沟通,互相配合。他们一查房,患者也爱拍照,说这是北京的专家来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8层病区护士长刘艾红说。


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2月21日,志愿者穿上防护服为医疗队队员修剪头发。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隔离区内与外的变化

得益于宏观到微观的各方改进,1月30日,隔离区内与外,变化逐渐发生。

张黎明逐渐摆脱焦虑。随着重症设备陆续补充和秩序建立,患者整体情况日渐向好,痊愈出院患者越来越多。2月13日,北京医疗队3位患者出院,他高兴坏了,早早地下楼等待患者,与他们握手合影、祝他们平安顺利。

丁新民察觉到,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逐渐理性。恐惧、焦虑是患者最初的普遍状态,有人入院时给医生下跪,有人陷入绝望打算放弃生命。寄希望于药到病除,不少患者会向他求索各类药物,追问为何没给开克立芝、阿比朵尔。慢慢的,随着病情转轻和医生的不断解释,患者不再求药。

“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没有特效药,‘病急乱吃药’不仅没用,还要面临不良反应的风险。现在病人都能理解了,有的因此特意向我们道谢。”丁新民说。与此同时,好转的患者开始有精力挑剔起医院的伙食,让他既欣慰又无奈。

在患者心目中,北京医疗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名词。住院期间,弓露(化名)最大的乐趣,是从看不清面孔的隔离服中分辨出北京的大夫。

“我喜欢他们,说话温柔,总是有笑容,让人心里舒服。”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弓露顺利康复出院,回忆住院时的点滴,仍会露出笑容。

“生病了,总有悲伤的情绪,李秀男就会跟我说,‘加油,你恢复得很好!要阳光,越阳光好得越快,病毒就不会靠近你。’我一直记得他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医患关系,也成了朋友。”她口中的李秀男,是北京朝阳医院护士,出院时,弓露向李秀男发出邀请,等疫情过去,请他吃一碗地道的热干面。

隔离区外,队员之间,也比普通同事更近了一步。

2月23日,臧学峰结束夜班,顶着日光从医院回到驻地,房门把手上一如既往地挂着一份早饭——从第一个夜班开始,同队医生陆非平默默承包了给臧学峰送饭的活儿,9次夜班,9份早饭,一次不落。刚到武汉那天,臧学峰有些受寒,无意提了一嘴,陆非平便送了两盒感冒药过来。两人不住同一层,房卡不能刷不同楼层的电梯,陆非平每天坚持爬楼梯送饭。

臧学峰和陆非平都是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已共事多年。在臧学峰心中,陆非平经验丰富、知识广博,“什么都知道”,遇到临床上的困惑或发现,臧学峰都会向他请教探讨。来到武汉之后,交集不再局限于工作,两人互相照应,变得无话不谈。

陆非平不擅长认路,一天,武汉天阴下雨,他下了班认不清回驻地的方向,臧学峰等着他,让他跟着自己,“丢不了”。回程路上,两人讨论当天患者的病情,说到激动处,陆非平就把冲锋衣的帽子往下摘,臧学峰怕他淋雨着凉,不停伸手给他戴回去。

“以前大家只是同事,现在更亲近了,每天碰着他就像碰着了家里人,心里比较踏实。这么说来,陆主任和我爸真有点像,今年都58了,都是光埋头苦干、不喜欢说话。”臧学峰说,“我总觉得应该照顾他,反而受了他不少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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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北京医疗队医生与专家讨论病人病例。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从遭遇战到持久战

从驻地到医院,一天24小时、7趟班车,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的手机上定了6个闹钟,除了凌晨4点,每一班出发前,她都要来送车,久而久之,一班车有几名大夫,她烂熟于心。早上8点人最多,座位甚至坐不下;下午2点只有一个,是12层病区的大夫提前上班,急着把里头的战友换出来。

她经由送车观察队员的状态。刚来时,是兴奋中夹杂着一些不知所措;一周后,开始习惯和适应新的环境与生活;两三周时,异地任务仍未结束,不知归期的队员,神情变得有些焦虑。

到底要在武汉待多久?刘壮觉得是半个月,除了援非一年半,异地支援任务一般在两周内结束;贾明觉得是三周,以他SARS时期的经验,会有一批轮换与接班;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医生苑晓冬带了一个月的药,现在已经见底,只好托队友“补货”。

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迎来规模最大的出院潮,31位治愈患者走出住院楼,其中16位是北京医疗队接管的患者。一下子空出11张床位,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张捷第一次觉得病房那么宽敞,但不到6个小时,11名新患者入院,再次将病区填满。

“传染病疫情的控制,毕竟和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不一样,过程会相对较长。”刘立飞说,一切驶入正轨,遭遇战、攻坚战转向持久战。

一个月过去,医护人员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

驻地酒店外的步行道,走一圈大概500步,慢跑一圈4分钟,抵达武汉的第25天,苑晓冬决定重拾跑步的习惯,吃完晚饭,他会戴着口罩绕着酒店跑上12圈,他打算逐渐恢复强度,最终的计划是日跑10公里,在现有基础上翻倍。

跑步时,苑晓冬经常碰上同队的臧学峰——一个逆时针慢跑,一个顺时针慢走,一个晚上会打几十次照面。

刘壮正等待着新一批防护物资的补充。在普通病房进行ICU作业,护士们面临更高的防护风险,除了常规的口罩、护目镜,还需要更多的防护面屏。与此同时,他正寻思重返临床队伍。“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医务处’的工作变少了。其实我来这儿的预期,是进隔离区救治重症患者。”

刘立飞有一个厚厚的棕色笔记本,每天发生的事情、新增的任务、近期的工作计划、工作中的思考,他会记在纸上。刚来时,他每天都要往医院跑,一天开几场会,笔记一写就是两三页,来武汉后新建的word文档,积累了12000字。最近,笔记缩短到了半页,队员状态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

2月20日,北京安定医院两位心理专家受邀来到武汉,带着6箱物资,里面有不少运动器材。

2月25日,海南省第七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北京医疗队支援武汉的第30天,迎来了外援,可以期待在适当轮休中歇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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