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一個接一個。離春節還剩3天，魏貝貝的父親開始發燒，第二天是母親，初三，輪到了魏貝貝。
初四、初五、初六，公婆、弟弟和兩個妹妹接連發燒，本該在圓桌前的一家八口，躺在不同醫院的病床上搏命。
2月13日，魏貝貝的丈夫，家中僅剩的健康成年人隱約出現症狀，襁褓中11個月大的女兒亦開始咳嗽。
一個人丁興旺的家庭竟然找不到一個“健康人”來照看孩子。她在各種群裡，發求助信息。
1
這個春節假期，沒有意外的話，他們正躺在海邊曬著西太平洋的太陽。魏貝貝38歲，兒女雙全，同丈夫一起創業、接工程，住在武漢一處歐式裝潢的大房子裡，一年全家出遊3次。
“誰能想到疾病離我這麼近呢？”魏貝貝說。
1月29日，一家人住進武漢佛祖嶺社區服務衛生中心。2月2日，母親情況急轉直下，處於昏迷狀態，被轉送至金銀潭醫院，兩次病危。父親在第二天轉至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手機上交，失去聯絡，小妹跟隨轉去同一家醫院，方便照看。
緊接著，魏貝貝轉到湖北省人民醫院，需要吸氧治療。大妹則轉院到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只有弟弟病情較輕，一直留在佛祖嶺社區服務衛生中心。
公公和婆婆先是居家隔離，後來住進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改造的方艙醫院。那裡在年前舉辦了紅火的年貨節，如今裝進一排排輕症病人。
母親的情況最令人擔憂。她本來身子就不好，高血壓、糖尿病，做過甲狀腺手術。她躺在病床上，縮成一團，高燒，全身沒力氣，一躺下就咳，只能坐起來，繼續咳。
轉院之前，她虛弱地對孩子說：“求求你，讓醫生給我打一針，讓我快點走，我太難受了。”她的4個孩子同她染了一樣的病，老人怕見不到子女最後一面，不情願地被推上了救護車。一到金銀潭醫院，母親開始咳血，第二天咳得更厲害。
重症病房裡總有人去世，母親斷斷續續地說著，對門的某個人，症狀比自己輕，昨天還看見去打水，今天早上就死了。
魏貝貝在另一家醫院的病床上，感受著母親的微弱氣息和恐懼，身邊是嘈雜的咳嗽聲。她想到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去世，“這麼年輕的小夥子，又是醫生，再想想我父母，他們有可能扛不住……”
她每天給母親打電話鼓勵她，不敢視頻，怕媽媽見了自己的樣子不好受。母親沒力氣講話，魏貝貝就一個人對著聽筒說，“你一定要好起來，我們這個家庭需要你。”
每一年，母親都幫孩子們把年貨備好，肉圓子、自己醃製的魚，分成4份送去各家，“過年要有年味嘛”。
逢年過節子孫圍坐，吃完飯母親從不讓孩子們收拾，兄弟姐妹抹抹嘴，坐著聊天。
母親病危，父親失去聯絡，兄弟姐妹困在各自的病床前，難以動彈。“這一家人怎麼遭這麼大的難？”魏貝貝想。
湖北的城鎮一個個封鎖，武漢下雪了，魏貝貝睡覺前沒什麼瑰麗幻想，她的願望很樸素，只希望媽媽能活著。
春節前，這家人為過年忙碌，買年貨，炸丸子。年關底下，魏貝貝的爸爸得了一場普通感冒，母親陪他去醫院看病，沒有戴口罩。
那天深夜，魏貝貝接到父母電話，“今天醫院怎麼那麼多人”。57歲的父母排了6個小時隊。很可能在那時，他們成了新冠病毒無差別的宿主。
2
2月13日，魏貝貝的手機又響了。丈夫在電話那頭說自己“四肢無力，全身痠軟”，更糟糕的是，11個月的寶寶也開始咳嗽，到醫院一查，寶寶得了肺炎。
當時並不清楚是普通肺炎還是新冠肺炎，但一家8口已確診，寶寶的狀況令人擔憂。魏貝貝從母親家裡回來當天抱過寶寶，保姆過年回了家，她跟寶寶的接觸最多。
“我哭得啊……無論是哪一種肺炎，都得治療。”魏貝貝說，“這個病變化很快，孩子肯定不能等。”醫院開了藥，但沒有條件收治。
那天晚上，她四處求人，“我有醫院的朋友，但他們自己生病都住不進醫院，一床難求。”她又託朋友在網上發帖，直到凌晨2點，才掛掉求助電話。怕吵到同病房的病友，她把手機靜音，瞪著眼睛流淚到天亮。
魏貝貝原本一個星期不發燒了，但那天量體溫，4次都是37.5℃。她的肺很疼，嗓子眼兒是苦味，每咳一下，扯著身體疼，像跑完百米衝刺。她困在床頭，一步也邁不出去，手機是與外界唯一的聯繫。
她盯著屏幕亮起，又暗下，監護儀“嘀嘀”地響，她睡不著。她告訴記者，當時她想起母親家的桌子是長方形的，上面放一個圓板。每個週末，大家庭的固定節目是去媽媽家吃晚飯，有時外孫要補課來不了，母親總說，“難得來，還補課，把課停了。”魏貝貝不同意，平日裡，學習總比一桌飯重要。
她想起一些快樂的庸常，東湖綠道的風景裡，兒子騎車，丈夫拍照，魏貝貝抱著女兒“瘋”。配樂輕鬆的小視頻中，哥哥給妹妹拉大提琴，妹妹手拍巴掌，不停扭屁股。
住在方艙的公公和婆婆的病情沒有惡化，給兒媳婦打來電話安慰，“你的病拖了這麼長時間沒恢復，就是因為每天操心。”
第二天，湖北省婦幼保健院打來電話：寶寶可以入院，但需要一位健康成人陪同。
那時，丈夫的檢測結果還沒出來，龐大的家族找不到一個“健康人”。醫院不斷催促，答應保留床位到傍晚。魏貝貝想盡辦法，在家政公司掛了需求，請人照顧寶寶，從一天2000元漲到5000元，但無人應徵。
3
同一時間，志願者湯蒙和崔芝媛分別在不同的群裡看到魏貝貝的求助信息。湯蒙24歲，在酒吧學習調酒，摩托車上貼著國旗，胸口也文了一面。崔芝媛29歲，老公和孩子在四川老家，她在武漢做酒品銷售。
他們聯繫了魏貝貝，表示願意陪護11個月的寶寶。魏貝貝告知實情，孩子可能得了新冠肺炎，家裡8人確診，請他們考慮好。兩位志願者說，“想清楚了”。崔芝媛聽到魏貝貝在電話裡哭。
“別人捨命來幫你，真的很感動。”魏貝貝說得誠懇，“我要是出院了，也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魏貝貝轉去一些錢表達感謝，但二人不收。“收了就變味了。”湯蒙說。
“我們不懂醫術，只能當個游擊隊員，做些苦力。”湯蒙說，自己別的本事沒有，只剩一身力氣。他加入了十幾個志願者群，從初一忙到現在，“要不然成天躺在家裡，心不安。”
但他沒敢告訴家人，自己在照顧病人。崔芝媛也不敢說，每次在醫院照顧寶寶，她都摁掉家裡發來的視頻，藉口在睡覺或是公司開會。“我們在醫院已經習慣，但外界看來，這裡非常危險。”
丈夫辦理了寶寶的入院手續後，去拿自己的檢測結果——一切正常，虛驚一場。兩位志願者輪流陪這個爸爸照看寶寶。
每天早上，崔芝媛在寶寶醒之前把牛奶準備好，再給她穿衣服。護士來掛水、做霧化，他們要抱著孩子四五個小時。一放下寶寶就哭。這時，崔芝媛總會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疫情，她本來可以見到在四川的7歲兒子。過完年後，她幾乎全情投入志願者工作，朋友圈裡除了賣酒，就是幫人，很少有時間跟家裡聯絡。
蜂擁而至的求助信息讓她腦子一陣發麻，打電話驗證信息時，崔芝媛總是擔心讓別人的希望落空。在深夜的武漢，她送過一件防護服、一個護目鏡、一個U盤、一瓶消毒液。有時累得不行，但一想到“我這個東西能救他的命”，她不得不繼續跑。
有一次深夜，她正準備睡下，加急的需求傳來：需要從漢口運送一個模具到鄂州，路程一個半小時，備註寫著“可以給錢，你開價”。
這個模具是方艙醫院垃圾桶的配件，外觀看著像筷子，沒有它，垃圾桶就出不了廠，那麼多人在等著。崔芝媛沒要錢，路上遇到四五個關卡，工作人員聽到她的任務，跟上級彙報後，都放行了。
與崔芝媛開著私家車不同，湯蒙去做“苦力”時，都是騎著摩托，時速達到每小時90公里，“平時白天在武漢市區根本不可能。”他在紅十字會的接聽組做志願者，起初有各地捐贈物資的電話，後來又是鋪天蓋地質疑的電話。“如果是私人電話，我早掛斷拉黑了。但這是官方熱線，我只能解釋，不能還嘴。”
湯蒙餘下的時間幫忙搬運物資，騎著摩托穿梭在長江大橋上。從全國運來的貨品停在武漢的高速路口。沙堆和路障背後，志願者把它們從大貨車上卸下，裝進小轎車、麵包車、小貨車，再運送到醫院和社區。
接下照顧小寶寶的任務後，湯蒙忽然變身“暖男”，他找出家裡的布娃娃帶了過去。每次哄孩子睡覺，他就在音樂App上搜“睡前兒童喜歡聽的歌”，播給寶寶聽。
兩位志願者時不時拍些孩子的視頻發給魏貝貝，“讓她心情好點，畢竟20多天沒見孩子。”
魏貝貝的丈夫感激志願者，對湯蒙說以後有任何需要儘管開口。湯蒙覺得不自在，說“柺子（武漢話，即大哥），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功利的東西摻著。”
那天夜裡，兩個相差十幾歲的男人在嬰兒病房裡聊到凌晨4點，魏貝貝的丈夫吐露心聲，“如果我被感染了，孩子沒被感染，只要有人照顧我的孩子，我願意跪在人家面前；如果我的孩子被感染了，我沒被感染，我願意衝到病人面前，把自己也感染了，跟孩子一起隔離。”湯蒙長在單親家庭，聽了既羨慕又感動。
魏貝貝也想開了。以前跟丈夫一起在公司打拼，晚上要應酬，顧不上陪伴孩子，“我這個母親太失職了。”她決定以後自己帶孩子。
她顧不上企業復工，虧錢、工資、房租，這些壓力她統統不管了，只想趕緊回家，擁抱家人。
這次春節的全家歷險讓她明白，大概幸運才是真正拿來安身立命的東西。許多人求而不得的床位，她因為首先選擇去社區醫院而解決了。那家社區醫院始建於1952年，四層樓，配有住院部，能夠查血常規和做CT，比一般衛生站設施齊全。在最困難的時刻，有志願者願意過來，拉她一把，她覺得一家人運氣不錯。
武漢的風，冬天裡帶一點點暖。好消息一個接一個。2月18日，病最重的母親最先出院。當天，沒有音信的父親正好打來電話，說自己已經停藥，很快也能回家。大妹已出院，小妹、弟弟和公婆也進入出院前的倒計時，就剩魏貝貝核酸檢測還是陽性，但症狀已消失。醫生說她“每天操心這個，安慰那個，誰的電話也不要打，才能好得快。”
除夕夜，魏貝貝移栽的盆景都活了。她說她們家是幸運的，城市裡有人失去父母和骨肉。“我們一家人渡過這個難關，打算開車去旅遊，散散心。”等女兒長大了，她會講述2020年的春節。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魏貝貝、湯蒙、崔芝媛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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