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愚
儒學的政治理念要成立，是需要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穩定的、溫和的政治框架。
亂世當行殺伐。殺伐不是目的，而是恢復或重建這個秩序。
儒學在治理理念方面的悖論也在於此，儒學需要一個穩定而溫和的秩序，但儒學本身卻是建制派，希望的是在現行秩序框架內實現儒學的人文理想。所以，儒學自己建立不了這個秩序，所以才有後世的被獨裁的皇權所利用。但獨裁的皇權是私天下，而儒學的理想是大同、是天下為公。將天下為公的理想建構在私天下的秩序上，這就導致了儒學的異化。
儒學是夫子所創立，而夫子少也賤，其後的儒家骨幹弟子也多為寒門出身，富貴點的都破門而出去了法家那。所以，儒學本身是沒有自己的國家治理經驗的，而是將自己所熟悉的鄉村小共同體的經驗直接拔高到國家治理層面。
其實呢，題主的問題，是好事。我反覆說，儒學代表的是我們種花家的理想主義，後世儒學消化吸收法家而成為國家治理指導思想之後發生了什麼情況大家也都知道了，當理想淪落為實際政治中的利益纏鬥之時，也就是我們這個偉大文明動力喪失的時候。
但這又是儒學的一個悖論，儒學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但儒學的價值指向又是人世間、又是民眾福祉，是必須經世濟民的。
正如我曾經指出的，作為儒學的理想人格，君子是垂範、是以身正天下，是要以理性來剋制氾濫的慾望和情感。但儒學的出發點與價值指向卻是仁，仁者愛人，君子的動力本就是對這家國無比的熱愛與不捨。所以，儒門的君子就不是自動均衡穩定的，而經常處於一種緊張、糾結與衝突中。
當然，從沒有什麼一勞永逸、從沒有什麼畢其功於一役，或許也正是這一個又一個悖論，才歷經兩千餘年，而儒學能仍有其永恆魅力所在，儒門的君子仍能有著強烈的進取心和張力。
放在大歷史的角度看，對於我們這個經歷過太多風風雨雨的古老文明來說，什麼理念、什麼思想根本不值一提，不滅的精神、不熄的動力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儒學內在的這種種矛盾結構，反而重要的多。
易小道侃古今
答：如果放寬我們的視界，不單純地用歷史學，而是加上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哲學，綜合地來分析、判斷，會發現，儒家思想的興衰總伴隨著家庭秩序的興衰，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儒家思想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孔子在春秋末期編纂經典，十分眷戀周朝的社會秩序，但周因戰事不斷，已在分崩離析之中，而周的核心秩序是家庭秩序，家庭和親戚關係無疑又是家庭秩序的核心。
周滅商，開創了中國的封建時期，其時，政治權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級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周天子共設七十一處封地，其中五十三處由他的親戚治理，剩下的則分給其他文武官員，以及已被擊敗但願效忠的商貴族。許倬雲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指出：“（在春秋時期）國家像一個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統而不治；大夫們很重要，不是因為其職位，而是因為他們是君主的親戚，或是顯赫家庭地家長。”
周朝早期處於部落和酋邦之間，史書中稱為“國”的，都不是真正的國家，換言之，整個國家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親戚團體所擁有，土地和民眾，都是可傳給後裔的家族財產，只受父系家族親戚規則的約束，這個社會中沒有公私之分，每個佔統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徵兵徵稅，並作出自認妥善的司法裁決。
公元前770年—前256年是東周時期，真正的國家開始成形，它們設立常備軍，在界定領土內實行統一原則，配備官僚機構，徵稅執法，頒佈統一的度量衡，營造道路、灌溉系統等公共基建。然而，國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動力就是戰爭。許倬雲計算，春秋時期的294年，中國的“國家”之間共打了1211次戰役，和平歲月僅有38年，超過110個政治體倍滅絕。後續的254年戰國時期，打了468次戰役，僅有89年太平無事。連綿不絕的戰爭使周朝親戚家族的社會秩序土崩瓦解，建立其上的儒家思想當然也就搖搖欲墜。
在某種程度上，戰爭衝突背後的癥結是舊貴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尋覓新機會，以攀登權力階梯。不過，東周的分裂始終被看作曠日彌久的異數，中國需要承擔天命的血統崛起，予以撥亂反正，統一才是最正統，最符合天命的古老理念，換言之，就是看哪個宗族獲得統治中國的榮譽，這也為儒家思想在西漢的捲土重來，獨尊天下，埋下了伏筆。
希望這個答案能回答以上的問題，謝謝！
芥子藏龍
通俗講， 無論什麼學說要想真正發揮作用，都要看當時有沒有受到統治者的重用，而統治者是否採納一種學說，也要視其是否符合自己的統治需要，是否能夠鞏固自己的統治，使自己的國家強大。在春秋戰國那個時期，諸侯爭霸，幾乎無統治者不想富國強兵以稱霸中原。然而儒家學說在那個動亂爭霸的年代，無法符合統治者的需要。而法家的思想主張以法治國思想，樹立統治者的權威，對於整頓社會秩序、發展生產力非常有效，比如秦國通過法家代表商鞅、韓非子的改革，迅速發展壯大，蠶吞六國，統一中原，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秦始皇會繼續採用它。 春秋無義戰，說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戰爭繁多，但都不是義戰，周天子是想推行孔子的儒學，但他沒有這個能力，而任何的文化都是為統治者服務的，當時各國真正的統治者是各國的諸候，而這些諸候，強的想併吞弱的，弱的在千方百計防範滅亡，那裡還能接受孔子的儒家學識呢？一旦到了統一的前堤下，統治者要維護自己的地位，又想起要人們來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就又開始尊孔了，這也是必然的結果。
和諧號專列
《三國演義》之中，曾有曹操到呂伯奢家借住，聽到院子裡有磨刀聲，就懷疑有人要害他，因此一口氣殺光了呂伯奢全家的事情，在那時，曹操甚至還說了一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話。所以後世通過這件事就認為，曹操生性多疑。
但實際上，曹操並不是因為聽到磨刀聲而殺人，而是因為呂伯奢的兒子要謀害曹操，曹操無奈之下反抗殺人。而且曹操在殺人後，說的話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與演義之中的情節完全不同，因此殺呂伯奢並不能說明曹操生性多疑。但即便沒有這件事，也不能為曹操洗白，因為曹操的本性的確是多疑的。
對聯詩詞客
因為儒家思想是治心的思想，他穩的是人心，而不是時局，更不是行為，因為在當時的那種條件下，所有的君王所關心的都是富國強兵，所以說，大家找的都是富國強兵的辦法，自然而然，法家就會脫穎而出。
法家治行，而後醫心
在戰國時期，法家學說的做法是通過一系列制定好的法案，在短時期內規範人的行為，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訴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如果做了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落實到紙面上的，所以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得到之後，自然而然的就會照著做，大家行為統一，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習慣，一種風氣。
儒家正心，以靜思醫其本
如果以把諸子百家比喻成現在的藝術的話，儒家思想就是中醫學派，而法家思想則是西醫學派。儒家宣揚“仁”“義”“禮”“智”“信”，但凡行事以仁為先，能讓則讓，以禮待之，這個在太平盛世自然是最好的法則，大家做人做事都會有一個底線，都會根據前人的行為舉止來鞭策自己，但是這個想要在短時間內見效，自然而然是行不通的。
首先，你想要宣揚君王的政治體系和派系學說，你得建立學堂，通過老師教授的點擊和日常的行為舉止，來一點點的影響學生，學生通過書中所學，四方遊歷之後再感悟其中的道理，在這期間，會浪費非常非常多的時間，而這些時間，可能敵軍早已經把你吞沒了，你根本沒有時間去反抗。
其次，儒家思想教的是君王該怎麼對待人民，人民該怎麼對待君王，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長與幼，講的都是這些在日常生活中比較細節的方面的問題，他這些主張對長治久安有用，但是對於短時間內提升國力與戰力卻沒有絲毫幫助。
切入重點，快速成長
當商鞅剛剛進入秦國的時候，對於秦國的貧弱深有感觸，那是人民不相信政府，下屬不信任長官，平民獲取軍功無法升遷，平民想要光宗耀祖，更是痴人說夢，而當時唯一能光宗耀祖的方式，就是通過學習，進入士人階層，但是讀書對於一般百姓來說，是不小的負擔，他們無法承受這樣的開支。
所以當看到百姓的痛點之後，商鞅開始推崇法制，通過醒木立信之後，明確的告訴人們，想要光宗耀祖、發家致富應該怎麼做，通過一套套法案的頒佈實施，引導著百姓們朝著致富的方向前進。打破常規，讓百姓也能看到除了學習之外的升遷之道，也因此讓秦國在短時間內，成了戰國時期的第一強國。
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注重的是引導，是長與幼、上與下的引導，而法家則是規範，通過一種制度的實施，來告訴百姓們應該怎麼做，這也就是說，一個之本，一個是治標，戰亂時期用法治人，而和平時期用儒引人，這也就是，二者能一直並存影響著中華文化的關鍵。
大胖子爸爸
在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各個霸候分割了周朝的土地，每個霸候的野心勃勃，都想用最快的速度去掠奪他國的土地，而最快最捷便的力量，就是武力豪奪，，而孔子的儒家思想講究的是仁義，禮讓，剋制情緒，避禍免法之類，安定社會，長治久安的教育思想，是要經歷數十年幾代人，甚至更久遠才顯成效，這些諸候霸主哪裡等得及呢，所以有的諸候明知孔子儒家思想能治國興幫，也棄之不用，甚至圍困孔子，不讓他遊歷，就是此理。
浮萍奇嘯
春秋戰國時期是大爭之時，要的是富國強兵，並非禮義仁智信！
中國古代的治國思想總體來說是：外儒內法而濟之以道！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無論多麼標榜仁政愛民，骨子裡依然崇尚法家學說，理由是法家思想能夠解決實際問題，而儒家更多的是一種理想。
孔子曾率領門徒周遊列國，兜售自己的政治學說和治國理念，結果卻處處碰壁。各諸侯國都覺得此種方略與富國強兵之道有點距離。
孟子跟梁惠王談了那麼多次話，講了一堆仁政學說，梁惠王思來想去，覺得短時間內無法實現國家的富國強兵，也就沒有實行。
在春秋戰國時期，士人渴望建功立業，甚至不惜遠走他國，最終有所成就者，無一不是法家思想的踐行者，對富國強兵之道頗有建樹：
1.吳起 本是衛國人，卻歷仕魯、魏、楚三國，尤其在楚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吳起變法”，使楚國瞬間強大起來，而吳起也擔任了楚國的令尹一職，也就是後世的宰相。
2.李斯 本是楚國人，在楚國做了一個小吏，日子過得還不錯，但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覺得自己應該幹一番大事業，決定前往秦國，最終幫助秦王嬴政一統九州，官拜丞相之職。
3.商鞅 本是衛國人，在魏國不被重用，於是他毅然決然地投奔秦國去了，最終，他在秦國實現了自己的抱負，發揮了自己的才幹，在秦國踐行法家學說，搞了一場永載史冊的“商鞅變法”，是秦國很快強大起來。
4.張儀 本是魏國人，還是貴族後裔，但為了自己的胸中抱負和大好前程，他最終也投奔了秦國，官拜丞相之職，還曾率軍攻打自己的故國魏國。
當然，儒家思想並非完全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在大一統的環境之下，經過了長時間的戰亂，百姓渴望安居樂業，儒家這時候的功能作用就會體現出來，如唐朝。
大一統之後，還實行法家的嚴刑峻法，甚至搞暴政，那就行不通了，如秦統一後的秦始皇和隋朝的隋煬帝。
周慕白1988
答：春秋戰國，看字義就可想到這是一個戰亂分爭的時代，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打敗對方。當時也有很多人認為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各國爭端，其思想就慢慢演化成儒家文化。儒，婦儒，即慈悲與弱勢的混合思想體系，生活中存在爭端的弱勢一方，總是希望用禮讓來解決問題。因為當時沒有聯合國這個機構，靠縱橫家用儒家思想去說服感化強勢的一方放棄武力就顯得乞憐可笑，這就是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行不通的原因。
緣來緣聚有緣人
孔子的儒家思想，核心在於恢復周公的禮制，也就是周禮。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是希望恢復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因此，這就使得孔子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反侵略性、反兼併性。
孔子在魯國曾經也做過官職，孔子在做官期間，從來沒有主張去討伐、侵略過哪個國家。
然而，春秋戰國是禮崩樂壞的時代，也就是周公開創的以禮治國的一整套政治制度，面臨瓦解。
春秋戰國時，周天子已經沒有能力去捍衛國家的統治秩序，於是各諸侯國紛紛坐大稱霸，這就必然帶來諸侯國之間弱肉強食。
於是，各諸侯國之間互相征戰，成為常態。
可以說，春秋戰國是舊的周禮土崩瓦解，新的統治秩序正在締造，當時的中國也正在從邦聯制邁向中央集權制。
在這種情況下，孔子當時主張的儒家思想與時代趨勢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貫徹。
其實孔子的儒家思想從誕生以來，長時間沒有能夠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一直到西漢武帝時，儒生董仲舒對儒家思想作了比較大的調整，使得儒家思想裡面除了保留孔子提倡的仁政，禮治等核心思想外，還揉合進去了君權神授等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更有利於國家統治的穩定。
基於此，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從此以後，儒家思想才成為中國統治階層的正統主流思想。
至此，從孔子集成儒家思想，到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成為國家的主流正統思想，中間經歷了400年左右的時間。
李子說書
春秋戰國政治上分裂割據，從西周時期的禮樂政法自天子出到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天子不再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時期相繼為了爭奪地盤和財產，先後出現了春秋五霸，這些戰爭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我們說“春秋無義戰”。
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形式開始有了一定變化，從無義之戰開始轉向統一戰爭。各個諸侯國為了能夠在統一戰爭中獲得勝利，紛紛開始組織變法，引薦人才。那個年代，諸子百家的思想，哪家的思想能夠迎合大一統的需要，統治者就會採納。
在諸子百家最重要的四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中，只有法家的思想強調“要在中央”，加強中央集權，所以法家的思想迎合了當時政治統一的需要。六國中，商鞅變法和法家思想的運用使得秦國如日中天，最終為其戰勝六國一統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礎。
而儒家思想主要仁政，為政以德，企圖恢復舊制度“周禮”，在當時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只有在國家安定統一的基礎上，儒家思想的魅力才能得以彰顯。
因此，漢武帝實現大一統以後，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最終使得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處於獨尊地位，影響了兩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