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出土的中國古代玉器
鄭和下西洋的財政支出，實際包括三大方面：給予西洋番國的各種賞賜，人力成本與造船成本。據粗略統計，永樂年間的新建、改建海船計有二千艘，每隻寶船造價約在五、六千銀兩。人力成本同樣驚人，僅永樂九年六月，明成祖即一次賞賜下西洋官兵鈔“凡二十萬錠”並彩幣等，這還不包括下西洋傷亡人員的撫卹，而明初國庫歲支，每年不足三百萬兩。
財力不支，對下西洋的影響最為直接，但又是表象的。西方哥倫布、達·伽瑪、麥哲倫的大航海，恰恰就是缺錢，並且缺錢反而成為西方走向大海的動力，這又是為什麼呢?
中西方在走向海洋上的差異，其實在於“制度”，反對下西洋的夏原吉、劉大夏們，嘴上強調的是“錢”，心裡惦記的少不了一個“權”字。
皇明祖訓
明朝是一個政治制度極為特殊的王朝，《皇明祖訓》：“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朱元說得沒錯，從秦朝開始中國就出現了丞相。皇帝與丞相是個什麼關係呢?通俗地講，就如同“董事長”與“總經理”。廢除丞相，意味著皇帝要“董事長”兼任“總經理”。這樣的全才，事實上是基本找不到的。
明朝的皇帝一天有三次朝，即早朝、午朝、晚朝。上完朝不等於是下班，還有更多的事在那裡堆著呢！據統計，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中內外諸司送到皇宮的奏章便有 1160件，彙報的事情3291件。平均一天看150道奏章，處理400多件重大事務，這個皇帝只有朱元璋能勝任，因為人家不僅腦子聰明，從小練的就是體力活，隨便喝口白菜湯，照樣拎刀上馬向前進。深宮裡長大的後代，經不起這般折騰。
明成祖朱棣勉強還行，但也感到有些力不稱心。這位雄主，不敢違反“祖訓”，但打了個“擦邊球”：設立內閣。明朝的內閣“一把手”首輔，也俗稱“宰相”，其實只是個“秘書長”。內閣首輔的權力，來源於皇帝的授權。
鄭和下西洋
皇帝除了授權內閣，還授權內宮。所以，如果要說明朝有丞相，那至少有兩個：“外相”內閣首輔，“內相”內宮太監。皇帝的授權是有限的，“外相”多“內相”就少，“內相”多“外相”就少，這像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內外相之間的衝突，但成了明朝“永恆”的主題。
明朝的下西洋活動，始終是太監主導的。明眼肯定看出來了：作為“外相”領導下的文臣，如果不反對鄭和下西洋，那心胸也太開闊了！
在永樂朝的文臣隊伍中，袁忠徹是個特殊的文官。袁忠徹與鄭和都是明成祖的心腹，也是鄭和下西洋的積極支持者。但是，袁忠徹同樣又是鄭和下西洋的堅決反對者。
袁忠徹喜歡裝神弄鬼，又不失為一個正直官員。《明史·袁忠徹傳》載：有陣子明成祖愛上了吃“仙藥”，脾氣吃得不同凡響。袁忠徹入宮奉侍時規勸明成祖：“這仙藥是假冒偽劣藥品，好人都會吃生病的。” 明成祖一聽就來脾氣了：“不吃仙藥，難道吃凡藥？！”聽皇帝這麼說，袁忠徹難過得掉下了眼淚，旁邊的兩個宦官直接哭了起來。
讓人圍在身邊哭，分明就是辦喪事的情景，明成祖不好意思揍袁忠徹，讓人把兩個宦官拖出去狠揍了一通。
利用與皇帝的這種特殊關係，袁忠徹當面嚮明成祖“諫取寶之非”。從支持到反對，袁忠徹並無一己之私，更不是與鄭和的關係鬧崩了，而是鑑於朝廷“庫藏為虛”，還是一個“錢”的問題。
明朝珠寶
朝廷缺錢與制度能有什麼關係?《皇明祖訓》對皇室成員封爵，規定了明確的“職制”，凡是太祖的後裔，都有優厚的待遇。明太祖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財富是按算術級數增長，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人口理論則非常陌生。太祖自己生了20多個兒子，那時整個宗室人口也僅58人。到萬曆二十三年再看，壞了——載於玉牒的宗室人口，已是157000多。
王世貞《皇明盛事》載：有個慶成王，兒子就生了100個。按照《皇明祖訓》的規定，慶成王這
100個兒子，長子要世襲為王，剩下99個全得封鎮國將軍。一個鎮國將軍，年俸1000石，國庫中一年十幾萬石糧食就沒了。嘉靖三十一年，全國稅糧2285萬石，各王府歲祿853萬石，佔了37%，超過全體公務員的工資總和；嘉靖四十一年，山西各糧倉存糧152萬石，全部付給該省的皇親，還欠61萬石！這種制度的死結，除了改朝換代，沒有其他解決辦法。當然，朝廷可以發展經濟，增加國庫收入，解決這種制度形成的剛性支出難題。但是，這又與封建根本制度形成衝突。
明朝珠寶
自兩漢以來，“重本抑末” 亦即“重農抑商” 保護自然經濟的政策，二千多年裡為歷代因襲。宣德帝朱瞻基曾看到農民種地很辛苦，勸其經商，掙錢多，活也輕鬆。這種態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最為開明的。
但是，這只是宣德帝朱瞻基一時的意向，普通農民若真的去經商，那是相當困難的。明朝立國之初，太祖即即強調“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遊惰皆盡力田畝”。《大明會典》：“凡軍民人等，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
圍繞“厚本抑末”的國策，一系列的制度應運而生。“戶籍鄉貫”制度規定：平民分為民籍、軍籍、匠籍等，民籍戶口屬於戶部、布政司、府、縣這條線管理，軍籍戶口屬於兵部、都司、衛所這條線管理，匠籍屬於工部直接管理。平民的政治地位談不上等級，擇業則是受到嚴格限制的。
身份變不了，居住地同樣不能隨心所欲。明朝建立了一套完備的戶籍管理制度，核心內容即為“裡甲制”，規定每110 戶為一里（城中稱坊，近城稱廂），其中選富戶10戶為里長，其餘100戶分為十甲，每甲選出一戶為甲首。里長、甲首皆輪流擔任，十年輪換一次，主要負責管束所屬人戶，督促生產、調解糾紛，以及編造黃冊等事宜。
明朝珠寶
《大明會典》中的“文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將人口嚴格綁定於土地或居住地，百姓外出還要持有官方發給的“路引”，凡去百里之外而無官府發放的路引者，均可擒拿送官，告發、擒拿者有賞，縱容者問罪。凡行醫賣卜之人，只能在本鄉活動，否則治罪。農民只允許在一里地範圍內活動，出入作息，家裡有幾口人，都從事什麼職業，鄰里間必須互相知曉。
出門都這麼難，還怎麼做生意呢?但這些死辦法，在流民遍野、田園荒蕪的建國之初，顯然是必要的，也是有特效的。制度不能與時俱進，社會只能死水微瀾。而制度的改革，明顯又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封建社會得以延續二千餘年，得要原因就是力奉“重本抑末”的自然經濟保護；打破這種自然經濟，意味著對封建基礎的根本性顛覆。孰輕孰重，帝王的眼睛是歹毒的。
恩格斯在《論封建制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中深刻地論述到：“航海事業是一種毫無疑義的資產階級的企業，這種企業的反封建的特性，也在一切現代艦隊上打上了烙印。”封建制度的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航海事業與海外貿易，亦即與商品經濟可謂孿生兄弟。航海事業的發展，帶來的即是商品經濟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又以封建制度的災難性後果為代價，沒有一個封建統治者願意看到這種後果。鄭和下西洋終結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在這裡。
哥倫布
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達·伽馬的大航海，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同樣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比較的結果，斯塔夫裡阿諾斯同樣歸於制度，“牟利的慾望”退於次位。
《全球通史》曰：“明朝14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宦官的指揮下進行的。這些探險險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然而，中國這些偉大的遠航探險到1433年卻由於皇帝的命令而被突然停止。停止的原因正如開始的原因那樣，至今仍是個謎。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歐洲這種停止完全是無法想像的。中國的皇帝能夠並的確發佈過一道道對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相比之下歐洲則絕無這樣的皇帝，這裡只有一些互相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互相競爭，而且沒有任何帝國權威阻止它們這樣做。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這保證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實施的。”
抬望眼，空悲切，轟轟烈烈的鄭和下西洋就這樣歸於宿命。沒有制度上的根本突破，任何舉措都是掙扎。
達·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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