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一句家喻戶曉的愛國主義名言，語出梁啟超《痛定罪言》的“

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然而顧亭林從未說過這句話，在《日知錄·正始》裡只有一句類似的句子，叫作“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如果僅僅通過斷章取義的方法來理解的話，似乎顧炎武和梁啟超說得並沒有區別，然而如果進一步深入理解顧炎武的思想，就會發現梁啟超其實只是借顧炎武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壘而已。

梁啟超：什麼才是愛國？

《痛定罪言》是梁啟超在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後發表了一篇散文，分為三段；

其一論條約已定，和議已成，不要再去說什麼“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而是要面向未來，痛定思痛，亡羊補牢；

其二論中國人之愛國精神，梁啟超認為中國人大多都是口頭愛國，在行動上還是以私人利害為先。北洋時代，朝政腐敗，不少人都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的憤怒。在他們的內心中愛國是毫無意義的，一語及愛國，他們必反唇相譏，說中國雖未淪為異族之統治，但國民卻不能像英屬印度那樣享有政治自由。他們生活痛苦，財產也不得保障，反而遭受重稅的壓迫，被專制教育所愚化，因而“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

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之下，愛國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就如人人都愛自己的身體，但是如果身體失去了健康，患了癌症，日夜遭受病痛的折磨，那還不如但求速死。

一個破碎的家庭尚且讓人痛苦而逃離，一個腐壞的國家怎麼不會讓人產生“逝將去汝，適彼樂郊”的念頭呢？

因此，梁啟超認為愛國的前提是政治澄明、與民休慼與共，北洋政府需“洗心革面，改弦更張，開誠佈公，信賞必罰，使人民稍蘇復其樂生之心”，使病痛的身體恢復健康。接受《二十一條》的北洋政府所需補的“牢”正在於此。

其三則專論補救之法，梁啟超認為中國一線之希望得以維繫皆在“質直之老百姓”，而斷送一線希望的必是“我輩之號稱士大夫者（指全國上、中等社會之人）”。故而呼籲國家中的中上層人士不要把過錯推給政府，也不要以國民愚昧為藉口，而是要勇於擔責，敢於自新。這樣舉國上下才能團結一致，使政治澄明起來，使愛國者能感受到國的可愛之處，真可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這是梁啟超對這句話的理解，在他看來，“天下”就是“國家”，“匹夫”就是社會中的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參與進來，使國家政治澄明，尤其是“國家一切機關奉公職之人”都不要互相推諉，而是要勇擔責任。

這句話在群眾中流傳的時候就出現了庸俗化趨勢，變成了一個保家衛國的口號。雖然梁啟超的理解已經很深刻的，但比較之下，顧炎武的理解更為廣闊，包含著豐富的經世致用思想，超出了民族和國族的視野，上升到人類的層次。

顧炎武：風俗對政治有什麼影響？

《正始》位於《日知錄》的第十三卷，此卷專門研究風俗對政治的影響。顧炎武認為歷史上存在王朝衰敗與風氣墮落互相影響的趨勢，春秋時尚有尊禮重信的風俗，戰國時卻已經變成了縱橫詭詐的局面；西漢人輕視風俗，崇尚文章和讖緯，所以王莽改制、拂逆民意，卻無一人敢反對，滿朝皆是歌頌功德的諂媚之徒；光武中興後，才重視風俗教化的建設，因此漢末雖然朝綱日陵，黨錮屢興，而名節之士前仆後繼，“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

在《日知錄·宋世風俗》裡，顧炎武抄錄了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一篇文章，裡面說：“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貴。”

《東軒筆錄》又說王安石變法之後，風俗日衰，黨爭紛起。陸游的《歲暮感懷》也說：“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僕而迭起。中更夷狄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風俗。”

這些抄錄在《日知錄》裡的思想就是顧炎武所採得的“銅”，風俗教化是治國理政的關鍵內容，應放在優先的地位去實施。如果國家的勤儉美德喪失殆盡、清議輿論無法表達民意、為官不廉、舉世無恥、人材不振、竟利之心不能息，互害之意不可制，那麼就離亡國不遠了。

風俗的敗壞與國家的滅亡

理解風俗對政治的影響之後，我們才能讀懂《正始》的含義。所謂“正始”是魏齊王曹芳在位時的年號。顧炎武認為曹操崇尚法術，曹丕愛慕通達，在他們的統治之下，東漢的名節風俗已經被敗壞了。正始年間，何晏、夏侯玄和王弼等首唱

玄學，蔑禮法而崇放達，“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社會風尚從這時起，迅速的敗壞下去。

在三國末期，嵇康還提出了“越名教而然自然”的觀點，元康放達派則緊隨其後，以醉酒清談為高尚，於是風俗日非。西晉裴頠痛心於此，才寫了《崇有論》，想借此來糾正風俗。但魏晉風俗就像司馬氏政權一樣，早已江河日下，因此顧炎武說：“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像嵇紹這樣與司馬氏有殺父之仇的人，不僅出來做官，而且還為司馬氏而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是天下人不以為非，反許以忠臣，足見當時風俗之壞。

在風俗日非的社會里，司馬氏之間也無視親情而骨肉相殘，最終導致胡人趁機入侵。彼時的大臣王衍猶酷愛清談，等到石勒滅亡西晉後，他才哀嘆：“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顧炎武認為風俗敗壞其實也是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在《日知錄·朱子晚年定論》裡他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至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王衍）之清談，王介甫（王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王守仁）之良知是也。”他認為明末的士大夫清談風氣與陽明心學有關，陽明及其後學王艮、王畿、何心隱等人改變了宋儒格外物之理的探索精神，轉向內心之良知，閉關自守、靜坐參禪、清談誤國，重蹈正始的覆轍。因此顧炎武摒棄了清談的風氣，轉向經世致用的實學。

“亡國”與“亡天下”有什麼區別？

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亡國”就是政權的更迭，“亡天下”則是風俗的朽敗、人性的喪失以及文明的淪亡。而且“亡天下”就是“亡國”的原因。

《明季北略》記載崇禎元年馬懋才上書給皇帝，備言明末風俗朽敗的一幕，他說饑荒年代，有一個叫冀城的地方，每天都有嬰兒被遺棄在那裡，棄嬰在泥土中呼喊，吃糞便，往往第二天就死去；那時，路人如果獨行，一出城門，便無蹤跡。後來看到城門外有人煮肉吃，才知道之前失蹤的人都被他們吃掉了。並說“小縣如此，大縣可知。”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可見明朝政權滅亡之前，“天下”早就亡了。

由此可知，往往是風俗敗壞、人性湮滅和文明倒退之後國家政權才會滅亡，所以說“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不趁早拯救風俗、導引人性向善，而是使其日漸野蠻、日漸無視生命、無視權利，則必將引起更大的破壞。

“保國”重要還是“保天下”重要？

安史之亂，張巡為唐朝據守睢陽城，最終糧盡無援，於是他帶頭殺戮愛妾和奴僕來分食，但城池最終還是被攻破了。朝廷收復睢陽後，有人說張巡雖然保家衛國，但畢竟食人在先，不宜追贈。但張巡的朋友李翰、張澹等為他辯護，並說“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於是大家都原諒了張巡迫不得已而吃人的罪行，並且認為這是“划算”的。後來還有人以這為例子，用來證明為了使“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的人能夠生存，應該允許他吃人，稱這是“冷酷而冷靜的理性”。

然而，這個“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的人，在他張口吃人的那一刻，文明就已經覆滅了。

王陽明說：“只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文明難道需要這種千百年的禽獸來傳承嗎？吃人能夠延續文明嗎？他或許忘記了魯迅說的——“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王夫之讀《資治通鑑》看到張巡的事蹟後，不禁感嘆：“張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當張巡開始吃人時，天下就已經亡了，他所保的也就不再是天下，而僅僅是李氏的政權。王夫之認為，幸虧張巡跟他所吃的人一起死了，假如援軍早到，他沒有就義而是倖存了下來，並且受到唐朝的封賞，那麼當他念及吃人的慘狀時，能夠不感到無地自容嗎？他能夠大義凜然的說道德是相對的，而他是正義的嗎？

張巡犯的就是“過猶不及”的錯，糧盡無援的時候，他只要殺身成仁、戰死疆場，就已經盡職盡責了，卻偏要吃人守城，不屑於他人的生死。

於顧炎武的理論而言，張巡的行為同樣是不可取的，他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亡國只是一個政權的興亡，是政客、肉食者們的分內事；而亡天下是整個人道淪亡，是父子相殺，母女成仇，朋友相食，種族絕滅，是人吃人的滅亡時代。在這種道德敗壞、人道淪喪的時候，即使是匹夫也不能推卻責任，普天下的人都要奮起去維護人道，要“殺身成仁”！要“捨生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