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偉
大禹是“三代”之首夏王朝的創建者，關於其所從來地，《詩經·商頌·長髮》說得明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他來自一個居高臨下，可以俯視“下土方”的地方。注意，三代統治者皆有奇怪的“下土方”的觀念！
三代皆有“下土方”觀念
《詩經》中的“洪水”都不是降雨引起的水災，而是指“天水”或曰“神水”。古羌藏語把“天神”叫作“hong”，正是“洪”的原始本義，故帝王之死也叫“薨”（hōng）。
“敷”（fū）的本義是施加、給予。鄭箋註曰：“正四方，定諸夏。”也就是軍事征服、改朝換代。古人是用下洩的洪水來比喻夏禹部族不可阻擋的軍事征服，與水災沒有任何關係。
但後來，此“洪水”被儒家演繹成了一個“大禹治水”的故事流傳，正是傳統文明史的荒誕之處，或曰中國歷史的悲哀。華夏文明起源過程中的古帝先王都是原始苯教背景，他們對各種自然力都充滿了敬畏，遊牧民族對自然之水更是充滿了崇拜，絕不會產生“治水”的衝動，並且，憑當時人的簡陋工具，根本就沒有可能對黃河之水進行“堵”或者“疏”，歷史記載一再表明，夏禹的行為都是關於征服的軍事行動，而不是關於水利的土木工程。
這個“下土方”中有夏禹部族民族背景的信息，因為這是藏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藏人延續至今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
青藏高原上的地名都是用上、下來標識的，其次是前、後，藏人不習慣用左、右來標識，也不習慣用東、西、南、北之類的方位命名。這應該與他們生活的地理環境有關。青藏高原被重重大山深溝分隔著，他們夏天放牧在高山之上，冬天就回到谷底避寒，要麼居於高處，要麼居於低谷，左右與方位都是不重要的。他們這種表達習慣應該還與原始苯教密切有關，在苯教觀念裡，天地萬物都要分出高低貴賤，否則一切都將得不到安寧。“高”就是尊貴，因為離天神更近，“下”就是低賤，因為被踩在了腳下。
藏語的“上”也讀作“yar”，正是“尭”（堯）的讀音的來源。藏語“上”又叫“stod”，吐蕃之“吐”是也，吐蕃就是“最上等的蕃族”的意思。藏語“高原”叫“吐薩”；藏語“西藏”叫“吐拉”，都有“上”的意思在裡面。
藏語的“堯”“吐”也指“河流的上游”，例如，把日喀則以西地區叫作“吐”（stod），稱那裡的藏人為“吐巴”（stod-pa），因為青藏高原東低西高，雅魯藏布江自西向東地流。苯教對岡底斯山和瑪旁雍錯的崇拜，亦與它們處在的位置有關，在青藏高原的最“上部”。
藏語把“東”叫作“下”（ཤར་拼音轉寫xhar），因為青藏高原的東緣就是落差達到三、四千米的成都平原。藏語的“東”就是由“下”轉義而來的。
祁連山位於青藏高原的東北緣，山下是一片雪山滋潤的豐茂草原，匈奴語叫“夏爾塔拉”，意為“下部之草原”，這是相對於青海湖周邊草原而言的，這兩大草原一上一下，海拔相差約三千米。這“匈奴”與“羌”原本就是同一回事，當還活動在青海湖周邊的時候通常叫“羌”，下到祁連山腳就叫“匈奴”了。歷史上“夏爾塔拉”始終是匈奴單于的牙帳駐紮地。
也就是說，青藏高原上的古代遊牧民族，不管是從哪一條路徑下來，都會有一種從高天飛落的感覺，軍事征服一旦成功，他們都會產生天神下凡般的自豪感，這是高原環境和宗教觀念雙重作用的結果。
當然，古人沒有“海拔”的觀念，這是近代才有的，更不知道自己來自“世界屋脊”，但他們可以通過河水的流向得知到達之地高還是低，得知他們在走一條下降之路，越走故鄉就變得越高，就像雲朵在高天一般，一種“降落”的感覺便會產生出來。
下土方之“方”是會意字，甲骨文、金文都畫成“刀”與“弓”的結合體，與“國”同義。這個“下土方”就指當時青藏高原東部長江流域分佈著的大大小小的世襲王國，洪流所到之處要麼稱臣，要麼被消滅，沒有第三種選擇。
青藏高原深處的遊牧民族順流而下，到長江流域建立奴隸制王國的情形，並不是從夏禹才開始的，考古顯示，如此情形在史前時代就已經開始。這些統治者都有相同的宗教背景，他們說的可能也是同一種語言，如此才會有“諸夏”之稱，就是“眾多的夏王國”的意思，他們早已存在，有的可能已經存在了數百甚至上千年，這時他們都以夏禹為“天子”了，成了夏王朝臣屬，須定時納貢，他們之間的尊卑位次也被重新排過，一個新的“禮制”體系產生出來。
夏禹最後是達到了“奄有下土”的地步，對此除了持續不斷的征服之外不會有其他途徑。通過某種土木工程建立巨大帝國的例子，世界歷史上也找不出來。希望通過“治水”贏得民心，被擁戴，登上王位，這只是儒家的一種空想，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掩蓋真實的歷史。
夏禹很可能死並葬在了浙江紹興的會稽山，那裡是真正的江南水鄉，沒有記載他在那裡有“治水”行為，古籍只說他在會稽山上祭天以號令諸侯，有“白部大人”拒絕來陪祭，大禹發兵擊殺之，“其骨節專車”，用他的骨頭來裝飾自己的戰車，這是征服行為，與治水毫無關係。
夏禹又稱“戎禹”，以“戎”自稱在青藏高原上依然存在，就是“嘉絨”藏族。《禮記・王制》：戎人“被髮皮衣，有不粒食者。”夏禹既然是遊獵民族出身，自然不喜歡定居，更不可能為不熟悉的農耕到處去“治水”。
更為重要的是，有“下土方”觀念的不只有夏禹部族，從三皇五帝到商、周、秦，幾乎都有這種觀念。《尚書·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疏雲：“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尚書·周書·金縢》：“（武王）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詩經》中，以“上天”對“下土”的詩句更是常見，例如，《國風·邶風·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魯頌·閟宮》：“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小雅·小旻》：“旻天疾威，敷於下土。”都是這樣以“上天”指稱祖先所從來地，用“下土”稱自己的世襲封土。
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古帝先王都是從青藏高原上遷徙下來的，否則，就不會有這種奇特的地理觀念。世居平原地區的農耕定居民族怎麼可能產生這種觀念？
筆者以為，從極為遙遠的史前時代起，就有古羌藏類遊牧民族從青藏高原深處湧出，向長江中下游地區遷徙，所到之處建立奴隸主王國，此情此景構成了華夏文明起源過程中數千年不變的圖景！
冷兵器時代有一個規律：自然條件越優越的地方越不可能產生強大的征服力量，自然條件越優越就越難逃被征服、被奴役的命運。比如，氣候溫暖，植皮茂盛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那裡的土著人只需稍加努力多墾殖一點，土地上多付出一點勞動，就有吃的了，再不濟，去湖浜淺灘中摸螺拾蚌也能對付很長一段時間，不至於餓死。如此，他們怎麼可能產生遠徙的衝動，怎麼可能舉族踏上生死未卜的遷徙征戰之路？再比如，南中國熱帶叢林地區，物產如此豐饒，隨處採一點香蕉之類的果子吃就不會餓死，更無凍斃之憂，那裡的土著人怎麼可能產生決絕的勇氣，走上血腥殘酷的殺伐之路？農耕定居民族都不喜歡挪動，否則在原有土地上付出的勞動將付之東流，平時積累的生存經驗將一無用處，故他們喜歡安定。這些都註定了他們在與遊牧民族的對抗中幾乎沒有勝算。筆者稱之為“自然條件的制約”或曰“自然資源的詛咒”。如此情形在人類的冷兵器時代一直延續著，直到步入火槍時代才戛然而止，從此一切都逆轉了！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大型國家的出現，貴賤等級的極大分化，是人類文明起源的唯一途徑。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明是在單一民族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民族奴役、繼而民族融合，就是人類文明起源的共同規律。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真實。這些都基於人性，基於人類從弱肉強食動物世界走來的前提條件。
甘南夏河縣境內的“十”字符古城。古城建在夏河流經的臺地上，無法考證建於何時，但唐初肯定已經存在。它的奇特之處是城郭外形就是一個代表征服的“十”字符，這個符號在馬家窯文化彩陶上就已常見。古城不遠處就是著名的桑科草原。注意“夏河”這個地名，亦叫“桑（商）曲”，說明這裡可能曾是夏禹部族的大本營所在，後又成了商湯部族的大本營。
青藏高原上的史前人類活動遺蹟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青藏高原是一片寒冷荒涼、空氣稀薄、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土地，但近代考古顯示，在遙遠時代情況並非如此。今天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已經形成共識：這片廣闊高原在人類的史前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今年11月30日，中國科學院發佈“重大科研成果”，題為《四萬年前人類就登上了青藏高原》，文中說，經過多年的調查發掘，在藏北的羌塘高原深處發現一處具有原生地層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已命名為“尼阿底遺址”，海拔4600米，發掘證實4萬年前人類就已經在這樣的高海拔地區生活。這是一處規模宏大，石製品分佈密集，地層堆積連續的古人類活動遺存，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歷史的認知。
羌塘高原尼阿底遺址的地理位置。藏語把“北方”叫作“qiong”，羌塘就是“北方草原”的意思，此地現在是荒漠地帶，成了無有放牧的無人區。
尼阿底遺址地表下1.7米發現的古人類製作的石器。屬於一種獨特的製作技術，代表著石器技術的一個高峰，由於特徵鮮明對古人類遷徙具有識別作用。同樣特徵的石器在內蒙古東部、西伯利亞、西亞、歐洲都有大量發現。
尼阿底遺址發掘現場
古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發源地在非洲，人類曾數次走出非洲，之後就遍佈了歐亞大陸。但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走出非洲的時候是猿人還是現代人？他們已經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類人猿向現代人的進化過程？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代人類的歷史，有證據支持的不到2萬年，成系統的活動遺蹟也就1萬年左右。這個一萬年最是關鍵，就是人類文明起源、發展的全過程。
人類文明的起源應與氣候環境的改變有關，這有邏輯的合理性，因為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是一種在自然環境的倒逼中進化而來的生靈，人類文明的突然起源必與氣候環境促使有關，不可能是人類自發自主的結果。
由於阿爾泰遊牧民族的活動與華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關，筆者曾這樣推測，他們應該有過一個共同的“祖地”，這應該是一塊很大的陸地，能提供了他們上萬年的分化、發展時間，否則，就很難解釋他們的行為方式、心理特徵以及語言為什麼如此相似，如此類同。這個地方在哪裡？筆者以為，只有青藏高原最是符合作為“祖地”的各種條件。
首先，這個“祖地”要足夠的大。因為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對此可以從獼猴習性中得到印證。人類沒有虎豹那樣的獠牙和利爪，無法單獨抵禦猛獸的攻擊，在自然界中，要想與猛獸為鄰，生存下來，唯一辦法是群居，利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對付猛獸。古人類即使不斷繁衍，擴大了分佈的範圍，也不會離得太遠，必以一箇中心為依託，分散在周圍。這就註定他們不會輕易離開“祖地”。這就要求“祖地”足夠大，青藏高原是足夠大的。
其次，必須能給出一個分離的契機。這就是青藏高原的適時抬升，或者是雪線的突然下降。這會使氣候環境發生巨大的改變，變得日益嚴酷，可供生存的範圍越來越小，各種血緣集團間為爭奪生存空間的鬥爭就會越演越烈。
這些都會促使他們在生存方式、社會形態上都發生進化，以適應隨時要戰鬥，永遠在征戰的狀態。為解釋生死存亡現象，原始苯教將隨之產生。在爭奪戰爭中失敗了血緣集團，只能向外遷徙，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華夏文明起源的“契機”就這樣出現了。他們也會一批又一批地向西方各處湧去，必定也會對西方古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
青藏高原上已發現的史前和青銅時代遺址分佈圖。遺址總數達4 000處，空間分佈上70%在高原的北部，其間文化序列也較清晰，但高原南部的年代序列尚不明確。
考古顯示，至少在3萬年前，人類就已經廣泛生活在這片高原上了。舊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分佈在青海湖盆地、柴達木盆地和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帶。新石器遺址主要分佈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河谷地帶。青海湖盆地共發現舊石器晚期遺址11處，年代集中在1.5 ~1.2萬年前。最近，在拉薩附近海拔4200米的曲桑遺址中發現了19處古人類留下的手印和腳印，測年結果是2.1萬年前，發掘顯示至少在9000年前，這裡就有人常年居住，而不只是在夏天到此放牧。
考古學家在青海湖江西溝遺址中，發現了最古老的狩獵者使用的火塘，距今約1.3萬年。筆者以為，這個也是意義重大，古羌語把“火”叫作“du”，正是“都”讀音的來源，華夏文化中的“都”觀念很可能是從火塘崇拜中演變出來的。
考古學家說，青藏高原上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數量較舊石器時代有顯著增長。東北部的河湟谷地是新石器遺址分佈最集中的區域，包括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分佈區域與馬家窯文化相似，呈現出承上啟下、連續演進的態勢。
進入青銅時代，文化遺址向下擴展至海拔2-3千米地區。反映出青銅時代更多地包含了農耕的因素，這時候部族國家的人口數量會有一個很大提升。不管在石器時代，還是在青銅時代，遊牧與農耕一旦結合，部族國家內部的貴賤等級會立即會明確起來，“文明”就隨之產生。
在海拔4800米的阿里地區，獅泉河的源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處叫“梅龍達普”的史前洞穴遺址，面積超過1千平方米，採集到許多細石器和古陶片，年代約5千年前。洞穴石壁上還遺留有紅色的巖畫。筆者以為，這個意義非凡，因為“姜”的本義就是紅色，原始苯教以紅為戰神的顏色，這對華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藏族的體質類型，外國學者通過頭骨測量給出了這樣的結論，存在兩個主要的類型，一種是長顱型（卡姆型），身材特別高大；再一種是短顱型，身材比較矮壯。他們認為現代藏族是由這兩個基本人種互相影響、互相混血而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青海湟中縣李家山卡約文化墓葬（約3500年前）中發掘的94個人骨進行考察研究，肯定人骨主要特徵與現代藏族的“卡姆型”存在形態學上的關聯。
筆者以為，如果卡約文化中的墓主人可以確定為藏族人種，那麼這一帶分佈著的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仰韶文化墓葬，必然也是同類人種的遺留，只是年代更早，無法取得這麼多人骨進行檢測而已。我們有理由推測他們都是從青藏高原深處下來的。
最近中國科學院古人類研究所張振標先生通過對現代藏族145人進行了人體觀察和測量，得出結論，認定西周以前，西北地區的新疆、甘肅、青海一帶，便已廣泛存在與現代東部藏族接近的體質類型，就是說他們應該有共同的種族來源。
外國學者布萊克對安特生從甘肅等地採集的仰韶文化遺骨進行研究，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認為甘肅的史前人種與現代華北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可視為“原始中國人”；二是認為這些史前人種與藏族的“卡姆型”相似，認為現代藏族與古代西北地區居民存在體質上的一致性。
所有這些研究結果都在告訴我們，史前以來，與今天藏族相近的古人類，曾經廣泛活動於中國的西北地區、華北地區，即與那裡的古文化遺存密切相關，與華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關。
至於“漢藏語系”的謬誤，在這裡再次體現出來。如果這樣問：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活了多長時間？對此，持“漢藏語系”觀念的語言學家都有相同的判斷：最多三、四千年而已！
例如，2019年4月25日，復旦大學金力、潘悟雲團隊宣佈最新研究成果《語言譜系證據支持漢藏語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起源於中國北方》（發表於《自然》雜誌），認定漢藏語系400多種語言的分化時間在5900年前，分化原點是黃河中游地區。並認定漢語是最早從漢藏語系中分離出來的，這組人向東和向南遷移，最終成為漢人。文章雖沒有明確地給出藏語從漢藏語系中分離出來的時間，肯定遠遠少於5900年。又如2003年，鄧曉華、王士元教授《藏緬語族語言的數理分類及其形成過程的分析》（發表於《民族語文》2003年第4期）說，通過科學的數理模型分析，可以肯定漢語與藏語分離的時間是在2755年前，即在西周時代。
時間上有相似的看法，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邏輯或曰“經驗”：世界這麼大，誰願意遷徙到這種苦寒地區去生活？肯定是因為平原溫暖地帶都被漢民族佔據了，競爭不過，再無去處，才遷到如此高原棲身，因此藏人在那裡繁衍發展的時間不會太長。
但是，考古給出的是完全否定的回答，已經證明這種判斷只是一種錯誤的臆想！
亞洲內陸高原遊牧民族的遷徙規律
現在西藏高海拔河谷地帶種植的都是耐寒的青稞，但考古顯示，遠古時代西藏先民種的是另一種旱地作物“粟”。在卡若遺址中就發現了3050年前的粟。科學家用碳測定法對青藏高原東北部多達53處遺址中燒焦了的穀物進行檢驗，發現全是粟。這說明，高原氣候在數千年前開始變得寒冷起來，人們被迫改種了更耐寒的青稞。
氣候一旦變冷，遊牧民族的生存空間就會變小，在這種氣候演變趨勢中，只會出現外遷越來越多的情形，而不會出現周邊人群向高原遷徙的情形。
因為是土著民族，藏人早就適應了高原寒冷缺氧的環境，高原空氣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這種適應性會反映在人類的遺傳基因中。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王俊先生通過對50個藏人和40個漢人進行基因測序，測試了92%基因，發現至少有30個基因，其變異在藏人中普遍存在，在漢人中罕見。他的結論是，高達87%的藏族人攜帶EPAS1變異基因，它能調節人體血液血紅蛋白的合成，只有9%的漢族人攜帶該基因。筆者以為，如此巨大的差異不可能在幾千年間形成，漢人中也有9%的基因攜帶是華夏文明起源過程中帶入的。
基因檢測還顯示，與藏族最近緣的族群是同處高原的土族、彝族和納西族，而不是漢族。宿兵的團隊2013年發表的基因檢測報告《分子生物學與進化》說，對青藏高原41個村子6109名藏人DNA測序發現，藏人的Y染色體和線粒體DNA序列，在亞洲其他人口中沒有或者少見。這些都對“漢藏同源論”構成了否定。
筆者推測，相比漢民族，藏人在血統上應該還是比較純的，因為高原的環境相對封閉。越是文明中心地帶，人群中的混血程度就會越高。歷史上，只有寒冷地區人群是在不斷地向溫暖地區遷移，並不存在相反的趨勢，這就是人類的遷徙規律。
最近發改委副秘書長的文章《氣候因素是東北人才外流重要原因》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他說東北經濟下行的原因是人才、人口的流出嚴重，造成此種現象的重要因素是東北寒冷的氣候，這種氣候很難吸引外來人才。東北的天黑得早，導致諸多不便。東北人過去要“貓冬”，也是太冷所致，只好待在窩裡。東北半年的冬天對開工廠非常不經濟，光保溫成本就不小，造成產品沒有成本優勢。不僅南方人不願意去，連東北本地人也紛紛到南方去工作。筆者以為，他這篇文章已經涉及到遠古時代就存在了的“人類的遷徙規律”。
東北地區出現過的強大的“大金國”，但很少人知道，它是在一步步南移的，最後消失在了淮河一線。大金國從東北帶來，融入漢民族中的人口肯定要以百萬計了。歷史上也曾有過“闖關東”“北大荒”“大油田”之類的人口北上現象，但都是短暫的，不成為趨勢。整體上看的話，青藏、東北、蒙古高原這樣的寒冷地區始終是在向中原和南方移民。
溫暖地區的農耕定居民族，即使再無立足之地，也不會向高寒地區遷徙。從未有過漢人大規模遷入青藏的記載。這些都是由生存方式決定了的。歷史上漢人要遷移也是在向更南的方向移，走投無路的時候便渡海而去，“下南洋”是也。
從高原嚴酷氣候中下來的遊牧民族成為華夏文明起源的主要推動力，也是自然規律在起作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中亞文明史》有言：“科學家認為，乾燥高寒的環境能刺激動物的新陳代謝，而潮溼高溫則具有抑制作用，會降低動物的興奮程度和活動能力……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生長的植物具有特別高的營養價值，那裡的草原為遊牧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自然環境……歷史上，中亞高原上的沙漠、草原，始終是好戰、多活力的遊牧部族的產生中心，那裡始終存在著繁榮的遊牧文化。不過，高原稀薄幹燥的空氣也降低了活動於此的動物的繁殖能力，這也是很明顯的。”
對此，筆者要補充的是，強調青藏高原在華夏文明起源過程中起過關鍵性作用，並不存在“以小博大”的嫌疑。青藏高原的面積相當於南中國加黃淮大平原、再加四川盆地的總和，與漢民族傳統居住區的面積其實是差不多的，區別只是高原人口密度很低。但由於面積巨大，人皆能戰，稍稍網羅一下也會有許多，組成一支遊牧軍隊不是什麼難事。古代遊牧軍隊習慣以少勝多，皆因為嚴酷氣候能造就強大戰鬥力，原始苯教又給了他們視死如歸的勇氣。
據記載，青藏高原上古代每十年就會發生一大雪災，這時就會有大量畜口死亡，甚至所剩無幾。遊牧民迫於生計便舉族向外遷徙、擄掠，結盟遠征的故事隨之發生，嚴重的時候就會導致中原王朝的更替。一萬年來，從青藏高原走出來的遊牧人口肯定是一個巨大的量。有檢測報告說，漢族與藏族共享的東亞遺傳總體組成的80%，筆者以為，這也說明不了問題，最多說明漢族人群中融入的藏族血緣非常多，不能作為兩大民族具有同源性的證據。
歷史記載還給出了這樣的圖景：從內陸高原深處下來的遊牧民族，如果在中原碰了大釘子，他們就會像洪流遇到堤壩一樣出現反捲，轉頭向西方衝去。洪流越過天山、越過伊犁河谷，衝擊到河中平原，那裡原有的國號將隨之改變。洪流裹挾那裡的遊牧民族之後會繼續向西捲去，也會迂迴南下強烈衝擊印度次大陸。歷史上匈奴、突厥、回鶻、蒙古等都這樣做了，留下了這樣的故事。這些都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形成的一種合力，其中的主要力量常常來自青藏高原。
這種洪流和衝擊波不會只出現在有記載的歷史上，可以肯定，同樣的故事在史前時代已經無數次出現過了，只是沒有被記載下來而已。如此就可以解釋，發源於青藏高原的原始苯教，為什麼在歐亞大陸的西端也留下了許多的遺存。
有些基因研究結論要作反方向的解讀
美國加州大學考古學家Mark Aldenderfer這樣評價青藏高原：“在史前時期，可能是個出乎意料的世界性之地，四面八方的人在此相遇。”認為青藏高原是遠古人類的一個匯聚之地。但問題是，他們到如此高寒缺氧的地方去幹什麼呢？
四川大學考古學家呂紅亮肯定：“藏人並非只由遷移到高原的單一民族繁衍而成。”他說這是青藏高原最近一系列考古發現所揭示的。種種跡象都在顯示，有許多不同的人群在高原上逗留過、共同繁衍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問題是，後來他們為何走散了呢？
有人類學家說，在青藏高原人群基因庫中，他們檢測到來自各個方向族群的基因，跨越了整個歐亞大陸，給人一種“條條道路通青藏”的感覺。由於世界各地人群都曾向青藏高原匯攏，這片高原由此就成了“人類族群基因的大熔爐”。
但筆者認為，這些人類學家可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解釋的方向給搞反了。青藏高原最有人類族群基因的“大水庫”，而不是“大熔爐”。在漫長的人類文明起源過程中，歐亞大陸上的不同族群都可能從青藏高原人群中獲得了一些基因。之所以產生“條條道路通青藏”假象，是因為青藏高原在不斷向外輸出基因。
解釋方向一旦搞反，輸出變成回攏，自相矛盾的說法就在所難免了。正確解釋青藏人群與歐亞各地人群基因之異同，對於研究全球人類的演化和關聯也是至關重要的，小問題有不同解釋無關要緊，主要是大方向不能弄反。
其實西藏苯教史料中也留下了一些先民遷徙而去的記載，說在高原深處一個叫“藏約見麥”的地方，曾經生活著一個龐大族群，他們沿河谷居住，住在地穴中，以狩獵為生，他們建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個王朝，名叫“諾金”，國王的名字也叫諾金，後來他們舉族向西方遷徙而去，沒有任何孓遺。
苯教文獻又記載，遠古曾有一個叫“門”的部族，分佈在羌塘和藏北地區，他們喜歡建造石頭神廟，後來都遷走了，只在那裡留下了一些墓葬。當地藏人把他們的墓葬叫作“門朵爾”或“門朵爾薩”，把國王墓葬叫“邦索”，把有石頭神廟的山叫“門熱”。
以“門”自稱的人去了哪裡？誰也說不清楚。但歐亞大陸上以此為號的族類很多，例如，喜馬拉雅山南麓有叫“門域”的地方，那裡的人自稱“門巴”，就是今天的不丹人。松贊干布的父親是被“門”族毒死的。古印度種姓制度的最高等級是婆羅門，“婆羅”是藍色的意思，“門”即門族、門人。古希臘歷史上有著名的僱傭軍將領叫“門農”（Memnen），也來自中亞“門”族。斯拉夫人中多有以“門”為姓的。
意大利藏學家杜齊《穿越喜馬拉雅》裡說：“西藏存在一個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巨石文化傳播路徑，通過青海草原進入西藏中部，一直到後藏。”他其實在說，西藏的史前巨石文化是從外部傳入的。但筆者以為，真實的情形完全可能與相反，即使是聞名世界的英國威爾特郡史前巨石陣，其源頭也可能在青藏高原上。
在青藏高原上，人群中的印歐人種（高加索人種）特徵自東向西不斷加深，在西藏阿里地區，印歐人種特徵就比較明顯了，再向西藍眼睛、黃頭髮現象就出現了。如此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古代的匈奴、鮮卑、蒙古、女真，他們之中都含有藍眼睛、黃頭髮的人種。
匈牙利藏學家、人類學喬瑪（1784－1842）曾西藏達拉達克一座叫“羊拉”的寺院裡呆了八年之久，以一位藏族喇嘛為師學習藏文，寫成《藏英詞典》《藏文文法》等著作。他發現，匈牙利語與西藏西部一種藏語方言非常相似，於是判定這兩種語言存在發生學上的關聯。筆者以為，喬瑪揭示的其實是史前人類遙遠遷徙的線索。
後來匈牙利學者又發現，匈牙利民歌與青藏地區的裕固語民歌在結構，每節句數，每句音節，押韻方式，曲調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匈牙利搖籃曲感嘆詞 beil與裕固語催眠歌 beli發音幾乎一模一樣。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這樣寫道: “我們那遙遠的祖先，你們是怎麼從亞洲走過漫長的道路，來到多瑙河邊建立起國家的？”匈牙利人的確認為自己的祖先來自東方，是匈奴之一種，故時不時地就會舉辦一次“世界匈奴人大會”以志紀念。
1939 年初德國黨衛軍也曾組織經過一次神秘的西藏之旅，行動是以“德意志祖先遺產研究會”出面的，得到了納粹二號頭目海茵裡希·希姆萊的支持，因為他相信最早的雅利安人種起源於天堂，西藏依然存在最純種的雅利安人。有五個德國探險家通過錫金，穿越乃堆拉山口到達拉薩，其中有動物學家恩斯特·舍費爾，地質物理學卡爾·維奈特，人類學家布魯諾·貝格爾，地理學家艾德蒙特·蓋爾，昆蟲學家恩斯特·克勞澤。他們在拉薩停留了兩個月，後來又原路返回，探險成果 1942 年被剪輯成紀錄片《神秘的西藏》上映。有藏族語言學家說，藏語的動詞系統酷如日耳曼語的動詞系統。
對於古代西藏與西方的聯繫，史詩《格薩爾王傳》中也有一些信息。例如在《征服阿扎瑪瑙城》故事中，說西藏曾有個叫“阿扎”國王，被格薩爾打敗後西遷到了安息之地。發生戰爭的原因是，格薩爾的“靈國”出現牛瘟，傳染給了阿扎人的牛群，於是阿扎人前來索賠，最後結仇，戰爭以阿扎人大敗結束。筆者以為，其中可能有真實的歷史，因為《中亞文明史》中有記載，“阿扎”（阿扎特）是帕提亞王朝的創建者，就是東方遷徙過去的。
又如在《米努綢緞之城》故事中，說西方曾有叫“米努”王國，為女王國，分上下兩部，第一女王叫“達魯貞”，第二女王叫“拉魯貞”，世代與“白利”（波斯古稱）結盟。格薩爾征服了白利國，達魯貞要出兵為白利報仇，拉魯貞反對，兩女王由此反目成仇。拉魯貞便向格薩爾求援，於是靈國出兵擊殺達魯貞，整個米努國成了格薩爾的屬國。筆者發現，這個“米努”國後來真的被考古發現了，在地中海的一個小島上。筆者推測，其最初或許是在大陸上的，在海島上發現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們確有理由推測，從遠古時代起，青藏高原與中亞、歐洲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人群移動的方向只能是從上到下，從高原下洩是主流，不可能相反的。
西藏特徵的碉樓出現在了黑海東岸外高加索的大山上。碉樓的源頭只能在青藏，不可能在歐洲。
西藏特徵的石板墓出現在了格魯吉亞的史前山頂墓葬中。墓主人腰部放有一塊青銅腰帶扣，圖案是雙牛拼角，同樣的青銅腰帶扣也在甘青地區出土過。
崑崙山傳說與華夏文明的“降落”模式
近幾萬年來，青藏高原的總趨勢是乾旱不斷加深，荒漠化程度不斷擴大，最後是藏北高原整體上變成了無人區。
中國科學院古人類研究所今年3月6日發佈報告《藏北最後的棕櫚樹》說，在青藏中部的倫坡拉盆地發現了晚漸新世時候的大型棕櫚葉片化石，可以重建青藏高原的古地貌，說明2500萬年前還生長著棕櫚樹，當時的海拔高度大約是2300米。棕櫚需要溫暖溼潤的環境，至少在青藏高原中部當時仍是這樣的氣候。
11月14日他們又發佈報告《植物化石揭示了青藏高原西端的乾旱化過程》說，在西藏西部的扎達盆地發現了一批葉片化石，揭示出青藏高原西端的乾旱化過程。在上新世時，這裡的植被以高原灌叢為主，錦雞兒、繡線菊、栒子、金露梅、沙棘等落葉灌木是主要物種。這時的海拔已經與現在相近，但溫度和降雨量明顯高於現在。這以後就開始了乾旱化荒漠化的進程。
可以想見，隨著青藏高原乾旱化的加深，生活在這片廣闊高原的史前遊牧民族會不斷向海拔較低的周邊地區遷移，特別是地勢較低的青藏東部會不斷承受遷來者的壓力，生存空間的爭奪會越演越烈，失敗者將被迫向中原或蒙古高原轉移，華夏文明隨之起源了。這種遷徙浪潮是一波一波出現的，華夏文明也是層層積累的結果。
既然青藏高原演變趨勢是越來越乾旱，從高原深處流下來的水也就越來越少，那麼，夏禹時代怎麼可能突然產生茫茫大洪水呢？如果只是季節性、堰塞湖之類的水災，即使放在現代也是沒有能力去預防或者“治水”的，在這種自然力面前，人類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這些統治者確都以“天人”自居，都說自己是從天而降的。筆者以為，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就是他們都來自一個離天很近的地方。這個地方只能是青藏高原，舍此別無可能。沒有了青藏高原你到那裡去安置許多的“堰塞湖”，數千年間，源源不斷地提供能征善戰的遊牧軍隊？
藏文古籍《紅史》記載，吐蕃第六代贊普曾在慶功宴上這樣引吭高歌：“在七重天之蒼穹，從神境蒼天之中，降一天子為人之救主，與一切人眾之地方，既不相同又不相似，地方高聳，土地潔淨，吐蕃地方來降生，成為一切地方人眾之主！”豪邁之情，溢於言表矣！
筆者以為，這是一種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與古帝先王的“天人”觀念驚人的一致。這種觀念也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才能產生出來。
這個“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是後來的商人對夏禹的歌頌。夏王朝是被“商湯”覆滅的，商人當然知道夏禹所從來。商湯擊敗自己原來的主人夏桀，成功改朝換代，但他們其實有共同祖先，入主中原走的也是同一條路徑，無非是換成“湯敷下土方”而已，至於“降落”模式，“天人”觀念一概不變。此詩句貌似歌頌夏禹，實也是在歌頌商湯。
最為國號的“夏”，筆者後來才發現，古藏語也用來指烏鴉，烏鴉是苯教之具象，故苯教既叫“恰苯”，也叫“阿夏苯教”。
由此可見“夏”的稱呼是非常形象的，大禹部族的確是像烏鴉一樣從高處飛落的。烏鴉喜歡群集飛翔，也是遊牧民族生存方式的寫照。吐谷渾直接就是以“阿夏”自稱。
大禹之後，書書中又出現過數個以“夏”為號的國家。首先是《史記·封禪書》的記載：“齊桓公西伐大夏”，這是一個戎狄建立的國家，大約位於晉陝北部黃土高原上；二是阿富汗地區的大夏，是西遷月氏之一種建立的；三是匈奴赫連勃勃的大夏；四是党項羌的西夏。都是遊牧民族建立的，並且都可能與青藏高原存在密切的聯繫。
古人沒有“青藏高原”的概念，他們是怎麼描述自己所從來地的呢？古人叫作“崑崙”！當同樣的“降落”故事無數次發生之後，華夏文明特有的“崑崙山”的概念就產生出來。
更為重要的是，“崑崙山”概念後來演化成了東方特有的一種宇宙觀。《山海經·海外南經》：“崑崙，虛四方。”意思是崑崙山是天地之中心，是“中嶽”。《淮南子·墬形訓》：“崑崙，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認為帝王天子皆所從來，也是他們死後迴歸之地。
崑崙山的位置如何？古人由於沒有現代人的地理知識無法描述。他們只是肯定“河出崑崙。”即黃河從崑崙山流出。
古人沒有“高原”的觀念，很自然地就會把它描繪成一座巨大的山。祖先來自那座極高的山，他們像鳥兒一樣飛落到“下土方”，從此就成為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既然是祖先所從來，當然就是“祖宗神山”了。
在華夏文化中，“崑崙”首先是等級概念，其次才是地理概念。對古人來說，地理概念不重要，祖先是否來自崑崙山才是最重要的。
據《山海經》記載，黃帝也是從崑崙山來的，其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又曰：“峚（獼）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如此，崑崙作為“祖宗神山”也就名至實歸了。
但是，作為文明史研究者，我們不應該止步於古人的思維方式、陶醉於古人的思想境界，而是應該把這些統統放到歷史的顯微鏡下，放到一個全新的歷史模型中去觀察研究，從而描繪出真實的東方文明起源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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