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佳茵
吳汝綸
清末十年被認為是中國國族意識的發軔期，在這一近代化轉向中，培育國族共同體實有賴於國家觀念的輸入及國民教育的展開。以往的研究多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著眼於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孫文等人對西方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思潮的引介與改造，較多強調其中應對外族威脅的一面。近年來，學者則將注意力轉向對內的認同感建設，即張之洞、袁世凱、端方等督撫所代表的體制內勢力憑藉文教改革塑造近代國民的努力。反抗與建設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回溯近代中國思想演變的進路，無論是因外侮而起的救國觀念及衛國運動，還是尋求統一、培養認同感的共同體建構，都不能迴避作為參照對象和思想資源的明治日本。
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對日教育視察蔚為風潮。事實上，經明治維新急遽崛起的日本，已成為晚清時人吸收外來新知識、新學術、新制度的重要媒介，“東學”所達到的滲透深度及流行廣度，甚至是“西學”長久以來所無法企及的。許多學者早已注意到，清末大量日譯新名詞融入中國語文，成為漢語外來詞彙主要來源之一，甚至可說是最大的來源，對漢語近代詞彙體系建構的最終完成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因地理相近的便利，更因“同文同種同教”所蘊含的文化想象，時人多以日本為教育振興的理想仿效對象。
志在革新的有識之士頗以教育為第一急務，長久以來被粗暴劃歸“守舊”一方的桐城古文家，亦有“議論專以開民智為主”的聲音。譬如吳汝綸（1840-1903）就認為“中國萬事頹壞，皆坐失智。仁、義、禮、智、信五常，唯智為要，無智則無不顛倒錯謬”，亟亟於“普教國民”“造就成材”。吳汝綸師事曾國藩，以傳承湘鄉一脈古文統序自命；出入李鴻章幕府，其觀念與行事，俱有北洋一系通脫務實的精神。他身處晚清文教的轉捩點，享有極高盛譽。嚴復嘗言，“吾國人中，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以後，吳京卿（即吳汝綸）一人而已”，所譯《天演論》《原富》，都請他撰寫序言。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先生就將他與張之洞（1837-1909）並舉，說“方清之季，吳汝綸之在北直，張之洞之在東南，雖用事不用事，得位得勢攸異，而開風氣之先，綰新舊之樞，則兩公如出一轍也”。
吳汝綸父子肖像照
1901年7月25日的東京《讀賣新聞》刊發了題為《從北京到保定》的報道，直指“吳汝綸目下雖在北京參與李鴻章的帷幄，但因主張排俄親日之說，與李鴻章意見不合”。必須指出的是，吳汝綸對“同洲同種同文”之說的熟練運用，除卻“同文”說法的流行因素外，在許多語境中這更近乎一種與日方交往時習用的外交辭令。庚子議和時，他力主“一視同仁，無所左右”，更再三為李鴻章辯白，“至外議謂傅相私厚於俄，斷無其事”。心之所繫，仍在教育英俊，宏濟時艱，“竊謂中華黃炎舊種，不可不保，保種之難，過於保國。蓋非廣立學堂，遍開學會，使西學大行，不能保此黃種”。
光緒二十八年（1902），吳汝綸因張百熙力薦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不獲辭命，遂自請赴日視察，歷時約四個月。吳汝綸一行於六月九日從塘沽出發，六月十五日抵達長崎，同行者有大學堂提調官、浙江補用道榮勳（軍機大臣榮祿侄婿），大學堂提調官、兵部員外郎紹英，文武官吏五名，及北京東文學社學生十六名。他在長崎、神戶、大阪、京都停留的時間不足十天，此後的考察地點以東京為主。歸國後，他親手改定此間收集的資料、聽講記錄、筆談書簡以及日記等，總為《東遊叢錄》，由東京三省堂印刷，當年十月以洋裝本在日發行。
《東遊叢錄》
原本“概遊歷人員無國書，無論官大小皆不召見”，日方優禮相待，吳氏雖無國書，卻“向所未有”地得以面見明治天皇，“寒暄數語，出則其宮內省官率同遊覽宮殿”。訪日期間，客來相候者往往不絕於門，使其應接不暇。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曾記吳汝綸此行：倭人全國風靡，漢學家鹹來問業。各大報刊對其行跡詳加記錄，交口稱譽。《朝日新聞》刊發詩作，稱頌其為“老少年”“年六十餘唱新說，清朝當世第一人”；《讀賣新聞》謂其“是清國現代第一流的人物……主講蓮池書院凡十年，以新學倡導士子”；《日本》新聞陳述他“倡導新學”的種種舉措，北京設華北譯書局，刊行《經濟叢編》，又有知恥學社，分佈天津、保定各地，糾合各州縣之紳民。厲恥講學，力除頑固之風，以開智識者，皆出君之門；在保定創辦英文日本文學堂，延英日人為教授，北京東文學社亦有提唱之功；又強調吳汝綸“尤屬意日本，曰露不可恃，宜與日本親厚，引諸葛亮忘先主之仇辱結東吳為說甚具”。博文館綜合雜誌《太陽》也於卷首刊登吳汝綸及保定蓮池書院的照片共三幅，在“文藝世界”一欄中收錄了稲葉君山所撰的《清國碩儒吳汝綸傳》，以傳神文筆回憶了辛丑年春作者與吳汝綸在北京相見的情形。
吳汝綸在日記、信札中頗流露出興奮之情：“某到此，日本人接待極優，所至大會賓客，與為宴饗，謂之歡迎會，動輒數十百人。此國家興學開化風聲所樹，足以歆動東鄰，而下走幸逢其盛大”“中國興學，為東亞大局所繫，故不肯輕忽相待”“百聞不如一見，得賢智之士一來考覽，勝閱報紙、譯書者百倍”。吳汝綸此行以考察課程組織等日本學制細則為務，探尋大學堂、師範學校、中小學堂的創立經驗、內情，“要其推行之始，先後之序，遲速之故，艱苦曲折之狀態，必有書冊所不能載，外人所不及知者”。他在與日方交往時常作謙抑之語，自承“吾國開化既晚，士大夫見聞淺陋”，期待宏識深心者將“貴國維新政制之宜於吾國者悉以見告，俾得奉為師法”。面對既已失落的教化權利，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自我貶損及好學姿態，無疑折射出清末知識階層在感知、體認強調差異與高下的文明新秩序，並試圖擁抱“進步的意識形態”時所抱持的複雜心態。
吳汝綸手稿
除了遍訪日本大、中、小學及普通師範學校，他還參觀了農工商業學校、美術學校、軍事學校、中國人留學生教育的特別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學校、華族學校，總計二十五所以上。文部省、外務省、參謀本部亦留下其足跡。特別是九月十日至十月七日，他在文部省聽取了十九次講演，內容包括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學校衛生、學校管理法、教科書、教授法、學校設備、日本學校沿革等，可謂鉅細靡遺。
然而，在吳汝綸意料之外，日方拋出的議題遠遠超出了教育制度層面，指向超越具體學科知識的思想觀念。東京帝國大學總長山川健次郎談到，“所謂精神教育者何？愛國心是也。凡欲統一一國之人心，必先懸定一目的，使人人鹹趨於是，則教育易施。以愛國心為目的，而統一國民之精神，此為最要”。七月份的《東京二六新報》頭版刊發《與吳汝綸氏論清國教育之最要點》，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教育與國家精神的關係，“教育者，作一國之精神者，國家之真跡，實由教育以得而存焉者也”。繼而進一步區分“一科之學”與“國家之觀念”，認為如醫學等具體知識，尚不足以為國民“全體開發完備之方法”。文章從明治維新的經驗出發，關切“清國”發展命運，卻以國家觀念及國民統一思想為教育改革之急務，而將晚清學人孜孜以求的具體學科知識置之後圖。這段收錄於《東遊叢錄》中的譯文，儼然可見“王權”與“國家威權”的分離。如何由“深敬王權”導向“強於國家之觀念”，這對吳汝綸來說一時間難以理解。
江戶時代（1603-1867）幕藩體制下的日本，人們只知道自己是藩、村的一員。無論是將軍、武士、農民，還是薩摩人、水戶人，都是有著相同祖先的“日本人”，這種超越身份、地域的想法並不利於幕藩體制的維繫。大政奉還（1868）以來的二十年間，廢藩置縣、廢除武士階層、強制推行基礎教育、稅制改革、在雄厚農業基礎上的工業化、企業私有化……西潮湧動中無數雷電般令人暈眩的社會劇變過後，資本主義經濟開始成型，包括鐵路、通訊、金融機構在內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也在行進之中。及至明治後期，日本在危機的餘波中吸收變革、追尋穩定,而意識形態建設在這段歷史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為打破封建體制，促進國民國家的形成，加藤弘之、穗積八束、井上哲次郎等具有留學經驗的知識精英，通過消化西洋思想、融粹“忠孝”道德打造了“國體論”，發揮了統合思想的關鍵作用。在當時出版的兩千多種《教育敕語》註釋書中，井上哲次郎經內閣會議通過，被委託撰寫的《敕語衍義》刊行於1891年，是最具影響力的一部。在自序中，井上寫道：“國君之於臣民，猶如父母之於子孫。國家成為倫理的共同體，是家族的擴延，天皇則是整個家族的家長。家族成員對家長的服從，不僅是一般意義上對尊長的服從，更是對祖先與神的敬畏與服從。”井上將“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解說為東洋自古以來就有的道德義務，是教育的根本，也是立國的基礎。
這種由精英階層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精神層面自覺提倡的“日本魂”、精心養成的聚合力，促使晚清學人開始從中日比較的視角省思中國傳統，從不同面向叩問“中國魂安在乎”（語出梁啟超）。“國家觀念”及“愛國心”的養成，也成為吳汝綸東遊期間始終關切、摸索的議題，這對他既有的認知框架來說，不啻巨大的衝擊、新鮮的挑戰。存亡呼吸之際，國族認知遂成關切實際的重大問題，在晚清學人中形成群體共識。
著眼當下，文史研究的確有追溯過往、凝聚共識、確立認同的重要作用，但我更向往張隆溪教授所言，“對歷史和事物理性的認知，甚至超越國族範疇的認知，才是文史研究最終意義所在”“在國族的認知與學術的獨立之間，後者更為根本，也更值得注重”。
（作者系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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