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皇帝當中，康熙是一個很有所作為的封建君主。在對代西方文化上，他採取比較開明的政策，他不僅表現出對西學的濃厚興趣，也任用一批西方傳教士擔任官職。但是隨著天主教會內部禮儀之爭的擴大，康熙對西方傳教士的戒心也在滋長，他逐漸改變了原先對天主教的開明態度，轉而加強對天主教的控制，到了晚年甚至有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想法。
康熙帝
天主教會內部的禮儀之爭由來已久，禮儀之爭的根源在於教會內部對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認識上的差異性以及對傳教方式的不同主張。禮儀之爭的核心是關於天主的譯名及中國教徒是否能祭祖和祭孔的問題。天主教能否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對中國社會習俗的適應性,以及對於儒家學說和傳統禮儀採取的態度。利瑪竇對此深有體會，因此他在傳教過程中採取適應性的策略，在他所著的《天主實義》中他儘可能引用儒家的言論，證明基督教的“天主”就是“六經”所說的“天”和“上帝”，此外，利瑪竇還容忍中國信徒的祭祖與祭孔行為，認為祭祖只是中國人表達對先人懷念的一種方式，而祭孔只是知識分子表達對老師的尊敬，二者都是社會性的而非宗教性的民間禮儀。但是，在利瑪竇死後，龍華民就對這種說法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儒家的天不能代表基督教所稱的的創造萬物的尊神。雖然，龍華民的意見沒有被大多數的耶穌會士所接受，但是禮儀之爭已經在教會內部展開。
西學東漸
在康熙統治的中後期教會內部的禮儀之爭越來越激烈， 禮儀之爭的擴大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天主教會其它派系進入中國傳教。“1632年，首批多明我會士進入中國並準備留下來，接著來的是方濟各會士。這兩個修會的會士都不贊成耶穌會士向中國人傳教的方式的主張”。方濟各會、多明我會是歐洲著名的古老修會,素以保守、固執著稱。特別是多明我會,在歐洲歷來以神學權威自居,長期主持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對裁判異端特別有發言權。他們對耶穌會容忍中國禮儀特別反感,多次上書羅馬教皇,要求禁止這種禮儀。他們之所以對耶穌會的傳教方式不滿，不僅是由於思想上的分歧，還有利益之爭，“禮儀之爭開始之前，耶穌會士已經因為壟斷中國傳教區的問題而與託缽修士產生摩擦，這種摩擦在中國、印度、美洲和歐洲同時上演。”可見，方濟各會、多明我會挑起和擴大禮儀之爭還有為爭奪在中國的傳教權的目的。因此，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的會士黎玉範、利安等人不斷挑起事端，直接促成了禮儀之爭的擴大化；禮儀之爭擴大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羅馬教廷策略的轉變。“17 世紀中期後,隨著葡萄牙勢力的衰落和天主教在歐洲元氣的恢復,羅馬教廷改變了原先委託葡萄牙海外殖民當局專管的做法,直接介入中國教會內部事務,試圖把中國置於教廷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當時，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中佔據壟斷的地位，而它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與繼承羅明經、利瑪竇所開創的中國化傳教路線是分不開的。因此對於中國禮儀,羅馬教廷不再持寬容的政策,而是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試圖通過否定中國禮儀來否定中國耶穌會中國化的傳教策略,從而達到否定耶穌會在中國所取得的傳教成就,進而控制傳教的主動權。因此，在禮儀之爭問題上，羅馬教廷的態度也日趨強硬。
利瑪竇
隨著羅馬教廷和康熙皇帝的正式介入,這場禮儀之爭愈演愈烈,以至於不可收拾。在禮儀之爭擴大前，康熙對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一直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在康熙在位的前期，天主教在中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康熙對天主教採取開明的態度不僅是由於他自身對西方文化的親和與想利用西方傳教士的科學知識為清王朝服務，更重要的是耶穌會一直遵循利瑪竇的傳教路線，一定上掩蓋了中西方文化的本質差異。在康熙看來“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淫邪說,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因此，只要西方傳教士遵守中國“法度”，他可以允許他們在中國傳教。一旦天主教會改變原先的傳教方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造成衝擊，甚至想要挑戰他的皇權的時候，他是不會允許的。對天主教內部的禮儀之爭，康熙還是比較關注的，1700 年11 月30 日在華耶穌會士向康熙提出了“祭祖和尊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質”的問題,請求康熙裁決。他們的目的是想借助中國皇帝的權威壓服反對者。康熙在當天就給出了回覆，“本日奉御批：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系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可以看出，康熙贊成的是利瑪竇一派的做法。作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康熙開始逐步介入禮儀之爭，禮儀之爭問題變得更加突出。耶穌會士的做法非但沒有取得預料的效果，反而加劇了他們與反對派的矛盾。反對派認為耶穌會士對教會的事不請求教廷解決,反而依賴教外皇帝，這是離經叛道。教皇對耶穌會士的做法也十分的不滿，並且認為“康熙僭越了他的權力”，“康熙也堅信羅馬正在破化他的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制度”雙方之間的不信任因素在增長，禮儀之爭也有了爭奪權力與政治交鋒的意味，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宗克萊門在1704年11 月20 日命聖職部發布禁令七條,裁決中國禮儀涉及偶像崇拜,是異端,要求全面禁止，並且派了多羅出使中國，傳達教廷命令。
曲阜孔廟
多羅出使中國是禮儀之爭的高潮，也是促使康熙轉變對傳教士以及天主教態度的關鍵之一。多羅於1701年12月27日被克萊門十一世為主教、特使和教廷巡視員前往中國。從內心上來說，多羅在傳教問題上堅定地反對耶穌會士的傳教方式，但起初他沒有直接表明他的態度和來華目的。1705年12月4日多羅抵京，康熙起先優禮相待,但“事實上，康熙對於多羅來華的使命，心中存在懷疑，在禮節照顧的同時，也留心觀察。”1705年12月32日，康熙第一次召見多羅，態度十分和藹，但在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康熙對多羅來華的目的和他在禮儀問題上的態度已經有一定的瞭解，因此，態度已經不太和藹，“康熙讓多羅呈報教宗，不可更改中國禮儀，況且這些禮儀並不反對天主教教義”。次日，“又一次要多羅轉告教宗，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孟之道，西洋人自利瑪竇來華以後，一直奉公守法。將來有人反對祭祖祭孔，西洋人就很難再拘留中國。”1706年8月20日，多羅離開北京南下，1707年，多羅在南京宣佈羅馬教廷已經決定禁止祭祖祭孔的禮儀，要求在華傳教士一體遵行。康熙早已經對禮儀之爭十分的不耐煩，對多羅也沒有好感，多羅此舉激怒了康熙,他於是把多羅驅逐到澳門,交由葡萄牙澳門總督看管。康熙還下令凡願繼續在華的傳教士必須表明遵守中國禮儀,領取政府頒佈的傳教印票,“票上寫西洋某國人,年若干,在某會,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回覆西洋。多明我會士、巴黎外方傳教會和羅馬傳信部的神父拒絕“具結”,被康熙驅逐出境。康熙的這一舉動表明,他準備自己充當在華天主教教徒的庇護人,同時也反映出他對西方傳教士已經有了戒備心理，對天主教加強了控制。
孔廟
但是康熙這時還沒有想要禁止天主教的想法，他對羅馬教廷改變對待禮儀問題上的態度還有一點期望。因此康熙曾經兩次主動派人赴歐,請求教皇收回禁令。但羅馬教廷固執己見,堅持原有立場。1715 年3 月19 日教皇克萊孟十一世再次發佈嚴厲的禁令,要求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國禮儀之爭”都應按本規定結束。在內容上,此禁令除了重複1704 年以來的嚴厲態度外,還增加了一項宣誓內容。它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保證完全遵守教皇禁令,否則不能在中國擔任聽懺悔、佈道或主持祭祀的工作。1720 年羅馬教廷派往中國的第二次使團——嘉樂使團到達北京。嘉樂使團的到來非但沒有緩和雙方的矛盾，反而使事情終於變得不可收拾。1721年1月17日，康熙閱覽了嘉樂教宗禁約的譯本，瞭解到羅馬教廷和10年前的態度沒有任何變化,勃然大怒,在教皇禁令上硃批:“覽此告示,只可說是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可如何。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這時有了禁止天主教的意思已經十分明顯。
西方傳教士
康熙晚年禁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禮儀之爭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禮儀之爭是康熙轉變對天主教態度的關鍵，是康熙禁教的直接導火線。從表面上看，在這場禮儀之爭中康熙憑藉強大的皇權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但是從深層次上看，禮儀之爭是中西方文化的衝突，這種衝突以“隔絕”的方式被暫時掩蓋下去，對中西方來說都沒有好處。一方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遭到來自政權的壓力，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對天主教會來說，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另一方面，禁止天主教同時也就阻隔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國與西方的隔膜也就越來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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