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同漫天下起一場冰風暴，席捲著數以萬計的普通人。在冰冷與殘酷之下，春暖花開彷彿變得遙不可及……可在這樣的至暗時期，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帶給普通人星星之火，更有一群並不為普通人所熟知的“疾控人”。他們在和平時期，默默地保障著人們健康而平常的生活。疫情期間，他們則用自己擅長的方式，甚至是新學來的技藝，走進普通人的生活中，給以安慰和溫暖。他們也是普通人。
杜慧蘭：愛跳廣場舞的疾控專家
2020年3月份就要退休的杜慧蘭是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學校衛生科的一位主任醫師。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她和年輕人一起，衝在抗擊疫情的最前線。除了要保障成都市1600多萬人口的生活飲用水安全外，杜慧蘭還參與到流行病學調查組的工作中。
“好久沒跳廣場舞了哦，平時就這點鍛鍊了。”杜慧蘭笑稱自己跳壩壩舞的體能，在這次抗疫期間派上了大用場，連續二十多天，幾乎是剛從採集水樣的點位回來，就又要奔赴流行病學調查的現場。個子不高的杜慧蘭，慈眉善目，言語談吐間有著一種對公共醫學飽含的自信，而她的實際行動更彰顯著一股“鐵娘子”的毅力。
參加工作四十年，作為一名公共衛生預防醫學方面的專家，杜慧蘭可謂久經沙場，“每一次疫情，我們就像是偵察尖兵。”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杜慧蘭主要負責保障居民的供水安全，“那個時候，我們就常跑水廠進行監督監測，無時無刻不想著水質的安全，指標合不合格呀，某些指標波動會對居民產生什麼影響呀，還要去酒店、車站等公共場所進行消毒措施落實的督查指導……”而這一次針對肺炎疫情中的流調工作，對於杜慧蘭這樣的老專家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疾控中心之前是針對年輕人進行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相關培訓，都覺得我要退休了，就沒喊我，後來隨著疫情的發展，人手不足，這個時候我肯定要上。”杜慧蘭說，1月22日她趕到辦公室開始自學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及相關技術手冊，第二天她就被派到了流調組成為應急小組隊長。看到杜慧蘭也衝在了第一線，有的隊員掉了淚。
“大家面對未知的情況，多少都是沒底的，這個時候我如果慌慌張張，那怎麼給年輕人們做榜樣。”杜慧蘭進入流調組工作二十多天，拿出了她專家級別的沉著與冷靜。
有一天，杜慧蘭和工作人員們趕到一個小區的患者家中進行流調，這家人其丈夫從武漢回來確診了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妻子二十多歲，剛坐完月子，娃娃才50天，“看得出來這媽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我發現她不知所措，表現得很焦慮，我就細緻地教她怎麼居家防護，那一趟在他們家停留了半個多小時。”在小區裡，有業主看見杜慧蘭一行穿著防護服，也感到非常緊張害怕，杜慧蘭見狀就告訴他們不要慌張，做好正確的防護措施就行，“公眾面對這次疫情，有這些焦慮恐慌是正常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用專業的知識來安撫他們的情緒，將心比心，要有人文關懷啊。”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杜慧蘭作為專家,她給出了自己的建議，要加強區域化重點實驗室的建立，以此提高效率和質檢水平；加強疾控的多學科交流，要與醫院的臨床建立緊密的聯繫，“在發現疫情苗頭後，及時處置並採取相應的控制措施，這個過程絕不能‘慢半拍’，就像跳廣場舞一樣，一定要踩對點。”
楊曉松：愛擺龍門陣的主任技師
現年53歲的楊曉松是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理化檢驗科主任技師，他肯定屬於最善言談的那一類技術人員。“楊科長閒暇時愛和我們擺龍門陣。”生性羞澀的理化科主管技師薛勇如實評價楊曉松。楊曉松對科室人員的工作情況、家庭情況都如數家珍，就連科室博士生、碩士生的導師們是誰，他都能脫口而出。
“1990年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二個年頭，這一年成都多地方爆發了流行性乙型腦炎疫情，我沒吹噓哦，就是在這一次的傳染病防控過程中，我真實體會到了我幹這個工作的重要性。”畢業於華西醫大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檢驗專業的楊曉松談及自己多年來與病原微生物、自然災害“鬥智鬥勇”的經歷，一臉的驕傲，語言中充滿著“章回體小說”的結構。
2002年3月 ，成都市將成都市衛生防疫站、成都市第二衛生防疫站和成都市健康教育所優化組建為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理化檢驗科拓展成為疾控中心兩層樓，40多個實驗室的業務科室，其主要職能為：公共衛生健康相關產品的理化檢驗，毒理學實驗及相關工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調查和處理；瞭解和掌握國內外該學科研究動態，探索和引進新技術，新規範和新標準，開展科學研究等。
“在華西讀書時，老師就說公共衛生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楊曉松戲稱他們的工作為“管得寬”，簡單來說，理化檢驗科要開展環境衛生、職業衛生、食品安全等衛生理化檢驗。這些看似高深莫測的理化檢驗方式、傳統化學手段和高精尖大型儀器設備，其得出的結果都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理化檢驗科除了要開展繁重的監測檢驗任務外，還要派出工作人員進入流調組、信息組，另外抽調3人承擔24小時新冠防控電話諮詢的任務。“你看嘛，這就是我值班時晚上睡的行軍床，這樣方便與應急指揮中心聯繫，從沒睡踏實過，這也治好了我打呼嚕的毛病咧。”楊曉松吃住都在辦公室，他說自己這次就像是在“戰壕”裡和病毒打信息戰。
楊曉松有兩部手機整齊地擺在辦公桌上，其中一部手機殼被磨去了稜角，屏幕也刮花了，“這是我女兒淘汰給我的手機，雖然外表陳舊，但是內存大運行速度很快，我就用這部手機和他們加微信。”原來，楊曉松在接聽諮詢電話中，為了不放過任何的蛛絲馬跡，他主動加了很多諮詢群眾的微信，以獲取更多的疫情防控“情報”。
2月3日凌晨，楊曉松接到了一個來自重慶的電話，“那個女士找我諮詢重慶市潼南縣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的情況，我就有些警覺，就說加她一個微信，請她把她看到的潼南縣公佈的情況給我截圖過來。”楊曉鬆通過這位女士的微信截圖，敏銳地捕捉到了各種信息。他懷疑有五位可疑新冠肺炎密切接觸者已進入成都，便立刻報告疫情應急指揮中心。通過後續追蹤，這五人確為密切接觸者，他們被及時找到並進行了隔離，避免了疫情的擴散。“他們都笑我加了好多個陌生人的微信哦，這下有的擺龍門陣了。”楊曉松說不怕同事們開的玩笑，就怕耽誤了時機，把有用的疫情信息錯過了。
文君：愛打太極的支部書記
打太極是文君唯一的愛好。太極拳看似動作緩慢，但實則是以柔克剛，如行雲流水般運籌帷幄。作為支部書記、科副主任的文君表面文靜雋秀，平時喜歡安安靜靜做事，但關鍵時刻卻絕不含糊。文君回憶起2008年汶川地震後，她在抗震救災的現場，承擔著飲用水檢測的任務。“有一天我在彭州的山區採集水樣，突然餘震了，我嚇壞了，手裡的玻璃瓶差點掉了，我跨上裝滿水樣的軍用包就跑，那也是下意識的動作。”那一次，文君打破了“慢性子”的魔咒，為了保護樣品，她變得像閃電一般。
而這一次疫情期間，文君除了要冒著時刻被感染的風險奔赴流調組的第一線，還接聽了24小時群眾諮詢熱線電話。“有一天凌晨期間，我總共接了48個電話，好像把我後半生的話都說完了。”
一個喜歡安安靜靜做事，不喜歡有過多言語的文君怎麼能勝任熱線接聽的工作呢？“我們中心的杜慧蘭老師要退休了，都在流調組，還在不斷地去學習，我有什麼理由退縮。”文君說，在那天接聽48個電話中，和一個女孩交談的過程，讓她記憶深刻。“大概是凌晨三點多吧，這個女孩打電話過來，啥都沒說就開始哭，很大聲地那種，我當時就懵了，根本不知道咋辦。”文君披了一件衣服在身上，她決定和女孩“秉燭夜談”。“她哭了一會兒了，我才問她怎麼了，結果她告訴我她一個人住在成都，周圍有人被隔離了，她很害怕，而且她在咳嗽，就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文君耐心地和對方作交流，在問清楚了具體狀況後，文君斷定女孩只是因為孤獨、害怕、緊張才懷疑自己被感染。文君動用了自己的專業知識給該女孩科普了新冠病毒，並和她聊天，疏導她的焦慮情緒，“我感覺就是用語言去為她做心靈按摩，給與她關懷和安慰，在那個不眠之夜裡為她指明方向。”
寫在最後：
新冠疫情期間，有人對疾控的作用給出瞭解釋：醫療是處理存量，而疾控則是控制增量。但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疾控到底是幹嘛的？疾控人都不太願意接受採訪，實在是太忙了。除了本文中的杜慧蘭、楊曉松、文君，我曾經還採訪了應急指揮中心的庹曉莉、張雙、王成……他們總體上都是沉著冷靜、謹慎淡定的類型。只有楊曉松是個例外，他性格爽朗，對工作充滿著熱情，對周遭的年輕同事也表現出了長輩般的關懷。“工作艱苦，待遇一般。”楊曉松講出了大實話，“好多年輕人想走，我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
2月27日，在廣州市政府疫情防控保障專題專場新聞通氣會上，鍾南山院士曾表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投入往往要比產出大得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地位需要提高。即便院士專家們沒有替中國疾控“打抱不平”，疾控人也依然肩負使命，克服著重重困難，保持著求真務實的態度和不斷探索的精神，在沒有硝煙的特殊戰場裡，突出重圍，取得勝利。
當我即將結束採訪，走出龍祥路4號的疾控大廳時，像鄰家大叔的楊曉松將一小瓶酒精塞到我手裡，硬要送給我，“真的沒啥好素材能為你提供，我們平常乾的就是這麼些普通的事兒。”
疾控人也是普通人，他們沒覺得自己多麼偉大高尚，多麼無私奉獻，他們有喜怒哀樂，有興趣愛好，也要考慮柴米醬醋，他們和我們一樣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只是在疫情期間，他們用一種鑽木取火的姿勢，烘熱著冰風暴中的土地，用微微火光照亮著我們的心。
普通人照亮普通人，春暖花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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