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西南聯大校門舊址。今位於雲南省昆明市雲南師範大學一二·一西南聯大校區
1937年鼙鼓聲動，山河動搖，中國的知名學府紛紛遷往內地，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漂泊之旅。出於對人力、物力、時局、資源的各項考慮，抗戰期間聯合的大學雖不少，然而多半是聯而不合，內鬥不斷，在人事的損耗下不出幾年便不歡而散了，西北聯大便是慘痛教訓。
偏居一隅的西南聯大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所世界級學術殿堂，除了注意保持三校之間的平衡之外，其輝煌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於高效的運行機制、自由的學術氛圍和獨立的辦學理念，而對於國族的憂慮、文化的熱愛，以及追求理想的信念也是貫穿西南聯大始終的精神內涵。
作為戰時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綜合性大學，西南聯大並不曾擁有人們想象中龐大繁雜的行政機構，僅僅憑藉其獨具特色的校務委員會制度，它用少數幹練的行政人員就使得這所在校人數超過三千，同時具備本科與研究生教育的大學正常運轉。事實上，聯大的專職行政人員非常有限，大部分事務都是由教學人員兼職承擔。例如每年學生註冊報到這樣的大事，需要在短時間內解決註冊報到、安頓入住等一系列任務，即便在實現了電子系統錄入、無紙化辦公的今天，每年的報到季對於高校而言都是一項重任，而當年的西南聯大學生註冊只由幾名員工負責，居然也能做到井然有序，工作效率直接秒殺各大高校。這一切還得從三校“教授治校”的傳統和聯大名目繁多的各項委員會說起。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獲准成立電文原件
西南聯大的日常事務處理和重大決策都是通過校務委員會制度這種特殊管理模式而實現的。聯大正經的行政處室只有三個，這在今天的大學中簡直不可想象。1937年早在長沙臨時大學時代就設立了常務委員會，下設秘書、教務、總務、建築四個職能處室。遷往雲南之後，聯大沿襲了校務委員會制度，將四個處室整合為三個，分別是教務、總務和建設，其中建設處後改為訓導處。行政架構雖然簡單，聯大卻通過靈活多樣的委員會承擔或分解了行政職責，據統計這些委員會相當於承擔了今天大學的教務、科研、後勤、人事、財務、規劃、基建、保衛等若干處室的職責，甚至覆蓋了學術委員會、職稱評定委員會、校區管委會的職能！
具體來說，西南聯大就是通過常委會、校務委員會、教授會以及其他名目各異的委員會進行學校管理與發展規劃的。常委會即為常務委員會，是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共同組成，人稱西南聯大三常委，頗有點三巨頭的意味，是聯大的當家人。校務委員會由常務委員、秘書主任、教務處長、總務處長、訓導主任、學院院長以及教授委員會推舉的教授代表11人共同組成，是聯大舉足輕重的機構，幾乎學校的所有決策都少不了校務委員會。他們討論的內容包括學校每年的預決算，院系專業的設立增減，規章制度的修訂廢止，以及學校的基建等大宗工程，總之大學裡你能想到的一切事務它都負責，算是學校行政事務的主要管理平臺。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委員會，主要負責選舉校務委員會代表、學生學業審查、學術事務或對外宣傳聯絡事務，同時也擁有參與校務決策，提出建議的權力。這幾個委員會是聯大管理運行的主體，也是教授參與治校的重要平臺。
從表面上看常委會的權力很大，校務委員會中教授也只是部分代表，但實際上聯大做出的每一項決定幾乎都是出於教授意願，能夠代表廣大師生的想法，並不是由少數領導一拍腦袋決定的。常委會名義上有三位常委，但真正主政聯大的是清華校長梅貽琦。抗戰時期東南聯大中途夭折，西北聯大聯而不合，北大校長蔣夢麟曾說這就好比三條腿穿了兩條褲子，誰也走不動路。如果西南聯大的三位校長都想要當家主事，那結果必然是讓教師們無所適從，很多事情都難以推進。因此三位校長從一開始就達成了共識，即只能有一位主政的校長，其他人必須懂得退讓。作為三校中實力稍遜的南開在一開始就沒打算主導聯大的事務，校長張伯苓本人的聲望頗高，又很識大體，他很早就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著”，意思是委託蔣作為他的全權代表。聯大的主導權實際是清華北大之爭，這兩所高校旗鼓相當，如果互不相讓會為聯大的發展埋下隱患。北大校長蔣夢麟在此事上展現出了十分睿智和寬容的一面，他主動讓賢給梅貽琦，說“聯大事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又常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種退讓與放手保全了聯大，卻也引起了部分北大教授的不滿，以至於在戰後蔣被趕下臺即與此有關，但那都是後話了。梅貽琦雖然是聯大的實際領導，但他為人謙遜，秉持的是“吾從眾”與“無為而治”的原則，遇事總是先請教別人的意見，如果好“就這樣辦”，如果不妥便說“我們再考慮考慮”。1938年之後常委會邀請各院院長與各處處長列席，共同商議校務。而作為常委雖然有權力列席教授會等其他各項會議，梅貽琦和其他兩位校長卻幾乎從不出席。聯大歲月裡這位嚴於律己的“寡言君子”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愛戴。
1947 年4 月，清華大學三十六週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左四）合影
由於常委會幾乎從不干預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的決議，因此廣大教師通過這兩個平臺對校務進行實際上的參與甚至掌控。除了教授代表，校務委員會中各院院長和各處處長均由教授擔任。而且行政處室中不設副職，除了兼職的處長便是辦事的職員，沒什麼官僚氣息，辦事效率也很高。從事行政兼職的教授主業仍是教學科研，連固定的辦公場所都沒有。一開始做這些行政事務完全是義務勞動，最多有一點授課量方面的減免，直到聯大後期物價飛漲的時期才會給一點點補貼。從各項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來說教授所佔的比重是極高的，除了校務委員會幾乎由教授組成之外，教授會成立的各項委員會中教授的比例高達83.3%（另有幾位助教），蒙自分校的委員會中教授佔89.7%（另有三位行政人員）。在對校務進行公開討論時委員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主張，意見不統一時往往投票決定，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聯大另有許多委員會，用於處理各項大小事務。比如“聯合遷移委員會”曾向常委會提議學校幫助託運的行李教員不得超過60公斤，職員不得超過50公斤。由學校幫助運輸的私人書籍須得由學校借用一年，不得提前討還。這些委員會幫助學校處理了各種瑣碎的事務，小的委員會不過三人，大的有幾十人。許多委員會在任務完成後就進行改組或解散，也不會浪費人力資源。通過委員會的改組、換屆和改選又使得廣大師生的意願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傳達，及時為委員會注入新鮮血液。
“教授治校”和校務委員會制度固然是聯大的特色，但這種基礎卻來源於三校的傳統。北大在1928年反對章士釗的浪潮中曾經驚世駭俗地投票宣佈脫離教育部，與章私交甚篤的校長蔣夢麟尊重了廣大教師的意見；南開的張伯苓常說“南開不是校長一人之南開”，他德高望重但總是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清華可謂是三校中貫徹“教授治校”最徹底的學校，驅趕了羅家倫，拒絕了喬萬選，幾番鬥爭下來，清華校長的人事任免都由教授們做主，其他事情就更不在話下了。梅貽琦常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他民主開放的理念下，教授治校逐漸成為“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繼承了清華衣缽、沿襲了北大傳統的西南聯大自然而然地推崇民主，秉持了教授治校的原則。雖然“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聯大“有派系而無派系鬥爭”，在九年之後無疾而終，順利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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